摘要：从19世纪中期开始，日本成为中国主张强国富民的先进人士的学习对象，日语借词随之大量涌入汉语。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渠道主要有：访日游记、学生留日活动、日书翻译、日语教科书翻译、词典引进。
这一时期的日语借词主要是科学名词，辅之以生活类词语，主要是名词，其他词性中动词为多。数量多，规模大，传入渠道多，延续时间长，社会反响大，更新迅速，成为推动汉语演变的重要推动剂，同时承载着思想观念、科学技术知识的输入。这时对日语借词也进行了一定的整理工作。对外来词的规范整理，是本土语言有效吸收外来词、健康发展的必经之途。
一、日语借词大量进入汉语是中国社会改革的需要19世纪中期以前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国影响日本，汉语与日语之间亦是如此。19世纪中期开始，中日两国关系开始发生变化。1868年日本幕府倒台，明治政府上台后实行的第一个政策就是开放国门。明治革新的成功，使日本国力巨增。对于日本的成功，张之洞评曰：“日本，小国也，何兴之暴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据东方。”[1]西方文明在日本的成功移植给中国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日本成为中国主张强国富民的先进人士的学习对象。中国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到，要改革成功，强国富民，就要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新科学。学西方不如学日本。康有为在给皇上的奏折中指出：“日本昔亦关闭也，而早变法，早派游学，以学诸欧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早译其书，而善其治，是以今日之强而胜我也。”“奏请广译日本书，大派游学，以通世界之识，养有用之才……。”[2]清朝两广总督张之洞亦言：“至各种西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3]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对日本的学习。派出人员，翻译日书，编纂词典，出版教材，发行报刊，大量介绍、引进了日本各领域的知识，日语借词随之大量涌入汉语，形成了日语借词的高潮。这种对日语借词的主动引进，是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
二、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主要渠道与特点
（一）访日游记与日语借词1．访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整理提供日高潮与访日游记的出现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清政府不断派出使考察日本。这些出使日本的朝廷官员回国后陆续发表了不少旅日游记。前期有罗森的《日本日记》（1854），何如章的《使东述略并什咏》（1877），张斯桂的《使东诗録》（1877），王韬的《扶桑游记》（1879），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79）、《日本杂事诗》（1879），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7.11.14－.1888.5.29），叶庆颐的《策鳌杂摭》（1889），黄庆澄的《东游记》（1894），还有《小方壶斉兴地业抄》、《走向世界书》等。这些书大多介绍日本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文中出现了有关日本地理、人名、文物、器具、官制的词语及生活用词，如“郵便”（邮政）、“八百屋”（蔬菜店）、“佃者”（用调味料煮的鱼、贝一类小菜）等。马西尼认为：“就我所知，传至中国的有关近代日本第一个直接的信息，可能就是罗森所写的那个短篇游记。1854年，罗森曾随海军上将培理率领的第二次海上远征队到过日本”。“因为罗森只在横滨逗留几天，他的日记中没有后来在中国流传开来的日语词。”[4]中日之间政府的正式来往，是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特别是中日两国政府1871年签署合作条约之后。访问日本的官员、商人、学者们的奏章、笔记、随感等成为晚清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先头兵。何如章的《使东述略并什咏》出现的日语借词有：大政院、外务省（外交部）、大藏省（财政部）、裁判所（法院）、市场、警视厅（警察厅）、议院、淡巴菰（烟草）、出张所（派出所）、神社、少佐（少校）、公园、幼稚园（幼儿园）、邮便（邮局）、意匠（构思、匠心）等。[5]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出现的日语借词有：立宪政体、内阁、国旗、共和、国会、议院、政党、权限、刑法、法庭、保释、国民军、民主党、公判、主义、宪法、交番（交通岗）、民权、投票、中将、操练场、警部、巡查、证券、会计、市场、邮便局、雅乐、和歌、三味线、能、猿乐、落语、相扑、杂煮、蒲团、写真、参观、祇園祭、宗教、竟马、广场、纺绩所（纺织厂）、绵织物（棉织物）、建筑、规模、印纸（印花）、制造所（工厂）、教员、训导、私立、博物馆、生物学、政艺术、小说等。[6]2．访日游记中日语借词的特点（1）数量增加，以名物词为多。这一时期传入的日语借词数量增加不少，但仍以名物词为主。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技术、体育、金融、商业、邮政等诸多方面，已经初步显现出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基本成分。（2）词形不稳定。此时出现的日语借词保留到后世的不多，有的被汉语词替代，有的被改造，变成了另一个词形。如“麦酒”是日语用汉字意译荷兰语“bier”的自创词（现代日语用片假名“ビール”来表示），引入汉语后不久便被汉语自造词“啤酒”替代。“硝子”（现代日语用片假名“ガラス”来表示），引入汉语中后被“玻璃”替代。“瓦斯灯”（现代日语用“ガス”来表示），引入汉语后被“煤气灯”替代。“手洗い”引入汉语后改造成了“洗手间”。（3）没有进入社会使用层面。此时引进的借词多数仍停留在访日游记或有关日本的介绍性文章，其它文章很少见，表明它们尚未进入社会民众语言。
（二）留日学生与日语借词
1．留日运动的兴起派遣留学生前往日本始于1896年，最早是唐宝锷、朱忠光等13名留学生，此后逐年增加，1899年有200多名，1903年有1000多名，1906年有8000余名，1915年达到高潮，有10000余人。[7]有公费留学的，也有自费留学的。还有因政治避难的革命党人，如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孙文等，都曾逃亡过日本。他们在日本学习新思想新文化，兴办会社，组织同乡会，创办杂志，翻译日书，思想、政治活动异常活跃。著名学会有“政闻社”、“中国同盟会”、“共进会”等。著名同乡会有：浙江留日同乡会、江苏留日同乡会、湖南同乡会、湖北同乡会等。影响较大的刊物有《湖北学生界》（刘成禺、李书城于1903年1月29日创刊于日本东京）、《湖南游学訳编》、《浙江潮》（1903年2月17日创刊于日本东京）、《江苏》（1903年4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直说》（1903年创刊于日本东京）《二十世纪之之那》等。还有由胡汉民、章炳麟、刘师培、汪精卫、张继等主办的《民报》（1905年6月创刊于东京）；由柳亚子主编的1906年5月8日在东京出版的清末革命刊物《复报》等。大量留学生回国后，继续了他们在日本的事业。有的创办报刊杂志，如蒲殿俊1910年在四川创办《蜀报》，张继办《国民日日报》，郑贯一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有的从事文学创作，有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林觉民的《绝笔书》，刘成禺的《太平天国战史》等。
2．留日学生传入的日语借词的特点这一时期留日学生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夹杂着日语词。维新运动变革失败后逃亡日本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梁启超是大力使用日语词的典型。梁氏极力主张学习日语，译日书。他说“日汉同文，学日文三月小成，半年大成”。[8]梁氏笔下大量使用日语借词，对日语借词的引入推广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如“爆弹”：指炸弹。“加尔罗遂见弑，革命党以爆弹投之也。”[9]“爆弹”一词未曾见于汉语古籍，当为现代火炮诞生之后所有。留日学生、学者有着较好的知识水平和专业能力，对中日两边社会有着较自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对日语借词的吸收，无论是数量还是分布，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接近社会，反映生活，所反映的日语借词也多为生活类词语、语文类词语。如：“昨今”（最近）、“坚目”（独眼人）、“美点”（优点）、“知人”（熟人）。动词与形容词开始出现。如：“拂”（付钱）、“讲义”（讲课）、“奉仕”（服务）、“听取”（听懂）、“撮影”（摄影）、“映写”（放映）、“掴”（抓住、掌握）、“闭口”（为难）；“猫额”（狭窄）。（三）日书翻译与日语借词1．日书翻译概况日书翻译在十九世纪末以前还不多，到1895年为止，据实藤惠秀统计所译日书为9种，[1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