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对于圆仁等来唐僧的探讨真正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杨曾文先生首先于1981年翻译出版了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②，促进了人们对日本佛教的认识。此后，杨先生又出版了他编著的《日本佛教史》③，结束了在中国没有系统介绍日本佛教通史的历史。这些都推动了中国大陆对日本佛教的探讨，也增加了人们对来唐日僧的认识。中日学界对于圆仁的探讨，涉及其生平、思想以及对日本艺术的作用等多个方面，成果丰富。但是，当前的探讨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从日本学界方面来讲，是缺乏对圆仁全面系统地考察，对很多问题的讨论不够深入;从中国学界方面来讲，主要是探讨人员和成果都极其缺乏。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合理地结合各位学者在人类学、考古学、宗教育、语言学和文学等各方面的探讨成果，拟对圆仁作深入系统地的考察，探明他在唐的学习经历及其对日本艺术的作用，并剖析他的思想，试图对他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本人希望这一探讨能形成一个多学科交叉而又凸显主题的有机系统。
第一章圆仁入唐求法的背景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通过与周边国家的册封联系，唐帝国主导着整个东亚的国际体系。虽然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日渐衰退，日语论文，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整个东亚的格局，唐日间的艺术交流仍在继续。正是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求法僧以官方的公派资格入唐学习，希求以佛教来镇护国家。
第一节唐册封体制下的中日艺术交流
一、册封体制
册封体制的概念最先是由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提出来的。册封体制不只是中国王朝和周边国家的联系，它原来本身就是中国王朝的国内秋序体制，是以皇帝为顶点并和贵族、官僚之间形成的君臣联系的秩序体制。因此中国王朝和周边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册封体制是作为国内秋序的外延部分出现的，是作为国内秩序的君臣联系的投影。①当时东亚是以中国为中心，由统一的汉字、律令、佛教、儒教等组成的艺术圈，而且东亚诸国均接受中国中古时期诸王朝的册封，并承担朝贡的义务。②册封体制是表示近代以前中国和周边国家联系的学术用语。册封就是授文书封建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周天子给宗族、功臣赐予封地，委任其支配封地及人民。…所谓的册封体制广义上讲就是中国王朝的皇帝不仅对中国国内的诸王侯授予爵位而且还对国外的诸王侯授予爵位。综上可知，西岛定生所说的册封体制是根据册封确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联系秩序。它原本表示的是中国国内的政治联系，把这应用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联系上是将其作为中国国内体制的外延部分。中国皇帝把国内的封建君臣联系沿用到周围各国，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具体表现。也正是在这种世界观所孕育的册封体制的推动下，日本、朝鲜等国家得以不断吸取中华文明。
(二)唐册封体制下的日本—不接受册封但前来朝贡
二、9世纪前期的日本遣唐使 9世纪前期，共有两批日本遣唐使来华，即804年出发的遣唐使和835年出发的遣唐使。
第18次日本遣唐使来华有特殊的政治背景。一方面，当时的日本正致力于律令体制建设，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因此需要派遣人员入唐学习。另一方面，桓武天皇需要新的佛教宗派来维护皇权。佛教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成为了日本的国家宗教。随着佛教护国思想的发展以及日本朝廷对其护国功能的期待，朝廷不惜花费巨资建设寺庙，从而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另外，僧侣出家制度的随意性，使得僧尼日益世俗化，政教混淆不清，如玄防、道镜以“看病僧”(为病人祈祷加持)的身份深入内宫，得到天皇恩宠，飞扬跋启，祸乱朝廷。佛教势力的过度增长促使桓武天皇下决心重建国家律令体制，清除奈良时代宗教支配政治的弊病。桓武天皇先后迁都长冈和京都，并采取方法削夺寺庙的权力。为了培植京都新的佛教宗派，使之能和原来旧都奈良的六个宗派即“南都六宗”①相抗衡，桓武天皇鼓励民间发展佛教以及僧侣入唐求法。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平安时代佛教的两颗巨星—最澄和空海入唐求法。
(二)第19次日本遣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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