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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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的日本学习中国，到二十世纪初的中日艺术逆交流，英语、汉语、日语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结构。据此，主要探索这些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的作用，同时提出汉语借词新的定义法。经过探讨发现，相比于直接来源英文的外来词，这一类日语借词同化现象更为明显，对现代汉语具有极强的塑造性。在艺术心态上，地理相近、文字相通且早经欧化的日本成为了绝佳的缓冲地带，并进而成为欧洲现代文明大量而轻易地输入中国的重要端口。
关键词：
借词；日语借词；英语外来词；语言欧化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0.080
1 文章综述
1.1 探讨背景
语言的发展从来就不独立存在于语言本身，语言的交流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艺术思想相交融。借词，作为艺术交流强有力的证据，在一个民族语言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不同于大多数语言中的直接借词，现代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量引入了日语借词，而这些日语借词又是翻译英语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语通过日语引入了大量英语外来词，从而努力实现语言的欧化、现代化。不容置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语言交流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本文将主要探索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的作用，以及这一过程的艺术心态。
1.2 探讨价值
前人已经对汉语外来词做过一定的整理、分类、编纂的工作，对汉语外来词的性质、规律、来源历史和其同化情况做过卓有成效的探讨和广泛的讨论，同样在汉英借词以及汉日借词方面做过相当的探讨。然而，从经由日语传入的角度去略论汉英借词的则仍属少数，这一类借词基本只在专门探讨汉英借词或汉日借词的专著或文章中略有提及，也鲜有学者将这三点连成线。笔者认为，这一借词过程应该是三角形结构：日语借助汉语翻译英语中的概念，后来，当汉语寻求欧化时，日语论文题目，就直接使用了日语中已完成的词汇。而无论是日语借助汉语，还是汉语借助日语，从根本上讲，这两种语言都在通过翻译英语来完成自身语言的欧化，从而为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全面欧化奠定基础。
2 借词
2.1 借词的定义探讨及其新定义
2.1.1 中西方学者对词汇借用的探讨
词汇借用，作为人类语言中广泛存在的语言现象，理应有一套统一而普遍适用的分类模式和术语体系。然而，从既有文献上看，中国语言学的相关探讨，往往缺乏系统的术语。而在西方语言学中，已有的分类和术语尽管颇具系统系和连贯性，囿于其过分偏重印欧语言的事实，也无法做到普遍适用。
比如，早在1920年，Hermann Paul（1920：392f.）首次粗略的将借词分为两类，即“直接引入”（importation）和“术语替换”（substitution）；后来，Haugen（1950：214f.）进一步将这些借词分为：loanwords（直接借词），loanblends（替换借词），loanshifts（转换借词）。然而，这都是以字母文字为基础的定义，因为汉语既不能直接借用英语，也不能通过替换或字符转换完成借用。因此，这并不完全适用于汉语中的借词定义。
中国的学者，王力（2017：507-528），在他的《汉语史稿》中将借词分为“借词”和“译词”。以日语借词为例，他认为音译词就是借词，比如“gas”译为“瓦斯”；意译词为译词，比如“economy”译为“经济”。然而，王力先生认为，只有音译词才属于外来语，日语翻译西欧词语的汉字词在汉语中不是外来词，“日本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西洋传到日本的那些新概念，我们只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的另起炉灶罢了”。那么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的地位就变得非常尴尬，因为他们明明来源于异域，在当时普遍使用的汉语中，又具有极高的异化性，却因为使用了汉字就没有可以归入的类别。孙常叙（2017：304-311）在《汉语词汇》将这一类词归入了“借词”，比如，日语译词“主�Q”（日语发音为shukan），引入汉语中成为“主观”（汉语发音为zhuguan）。
虽然中外学者做出了卓越的探讨，却可以体现出大多数学者始终将定义规定在发音或是翻译的问题上，我们需要一个更普遍的定义法。
2.1.2 汉语词汇借用的特殊性及借词新定义
不同于拉丁语系的字母拼写形式，汉语中存在着特殊的借词现象。正因如此，很多时候，意译词不被归入外来词的范畴。然而，有些意译词外来成分明显，这类词在现代汉语的日常使用以及形成过程中都有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而有必要根据更多的因素综合考虑并扩充统一所谓外来词的概念，给它下加新的定义。笔者认为，凡是本语言中从前未有的概念，无论用哪种方式，造成新词或借用旧词以代译其他语言之词汇或某具体义项，均应视为外来词。
2.2 借词现象体现的社会变化和艺术内涵
借词现象是艺术交流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通过借词的种类和借用措施来了解一定时期社会变化的核心和重点。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在汉语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塑造性的角色，从而又进一步对中国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对于这一过程和作用，笔者将会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3 中日语言艺术交流及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的作用
3.1 中日语言艺术交流
3.1.1 日本引进汉语的开端
日语与汉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汉语是日语形成的基础。日语分为假名和真名。假名是以汉字为基础创造的表音文字，真名是源自中国的汉字或是模仿中国的汉字。
日本本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了，但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日本是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正如平安初期学者斋部广成在《古语拾遗》卷首所写的：“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宋茜，2017：7）。日本最先使用的是汉字（叶渭渠等，2017）。有学者指出，日本向中国借汉字作为语言始于公元5世纪左右（朴旭兰，2017：137），也就是日本大量向中国派遣学者的时期。然而早在那之前，中国汉代前后，随着中日的交往，日本人已经开始接触汉字。据日本史书《古事记（こじき）》所载，晋武帝太康五年（即公元285年），百济（今朝鲜）的儒学者阿直岐、王仁携带着中文的《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等儒家典籍东渡日本，讲授儒家学说（宋茜，2017：7）。这是日语中汉字借形词的开端，也是日本开始系统学习汉语的开端。 3.1.2 遣唐使
说起中日艺术交往，没有人会忽略遣唐使这一段历史。作为日本向中国，尤其是发展最为鼎盛的唐朝学习的集中体现，遣唐使在日本古代政治、艺术，尤其是日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影响。遣唐使的派遣是中日历史交往中特有的一项“外交政策”（刘秋红，2017：251），这项制度是结合日本国内的实际情况而产生的一项特殊制度。大约在公元五世纪，日本为富国强民，迫切需要与经济艺术发达的邻邦，也就是中国学习。根据宋茜（2017：7）所说，当时中国的商人、渔民和僧侣等带着先进的技术、艺术与思想东渡日本，汉文、汉字也随之不断传入日本。同时，日本也开始通过向东晋、南朝等朝代派遣使者朝贡等方式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这一时期是汉字、汉字词大量进入日本的突出时期，中国的语言和艺术被日本广泛吸收并发展。这一时期的日语产生了大量的汉字借形词，也就是用汉字的形态来表达本土的含义，这也为十九世纪末日本全面欧化时，大量使用汉字词翻译英语词汇奠定了基础。
3.2 汉语中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探讨
3.2.1 汉语中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简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古老的东方大国纷纷陨落，人们对东方文明的崇拜逐渐被西方文明所取代。不同于在东方文明发展史中一路领先的中国，日本率先开始了改革。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学习欧洲近代文明时，大量翻译了西方的科技、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作品，日本社会政治、思想艺术全面欧化，随之而来的是国富民强，一片欣欣向荣。
日本的成功极大的刺激了中国，为求富强，中国知识分子大量留学日本，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艺术。在此历史背景下，日语论文，中日艺术开始了逆向交流，一大批日语词汇通过大量的翻译融入到现代汉语中，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这些词或是利用汉字创造新词，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闫志章（2017：33）指出，这类词涉及到各个领域，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据《现代汉语外来词探讨》一书统计，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共1270个，其中来自日语有459个，来自英语547个，法语78个。
3.2.2 汉语中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分类
（1）按造词法/译词法
日语在翻译英语之时，采取了多种措施。通过整理《汉语外来语词典》（岑麒祥，1990）中的日语外来词，我们可以将这一类词简单地分为音译词、意译词、音译结合和生造词等，举例如表1。
值得注意的是，上表举例中，例如“左翼”、“组织”这样的词是日语直接借用了汉语的固有词，但是却用这个词来表达与原来意思相近却不完全一致的含义。比如，“左翼”本意为“左侧部队”，翻译时用来表示“左派”；又比如，“组织”本意为“织布、构辞”，翻译时用来表示“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机构”。
如前文所说，王力先生等学者认为，这些日语词是直接借用了汉语的固有词，所以这一类词不该被当作外来词。然而，经过上表的举例和解释，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使用这些译词的时候，词汇本身的古意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弃之不用，或是增加了完全陌生、来自于外语的含义。这就好比别人家的小孩穿了自家的衣服，或许相貌还有几分相似，我们却不能因此认为这个小孩是自家的。
（2）按词源。
按照汉语中日语借词的来源，我们可以将这些词分为“汉源词”和“日源词”两类。“汉源词”指的是日语在翻译英语过程中，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找汉字词来表达相应的概念，或是用汉语的固有词延伸出新的含义来表达英语中的概念（如上文提到的“左翼”“组织”等词）。“日源词”则是日语在翻译英语的过程中，利用汉字组合生造出来的词，属于汉语中从未有过的文字组合。除去“榻榻米”、“料理”、“三味线”这类表达日本特有风俗的词汇，有些汉语日源词已经完全融入汉语，让人难以分辨。以下举例说明。
汉语汉源词。明治时期的日本西学译者大多具有较高的汉学素养。在翻译西方学术用语时，借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词汇，形成了新的术语。比如，“艺术”来自于《说苑》：艺术内辑，武功外悠；“投机”来自于《唐书》：投机之会，间不容�u；“文明”来自于《易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闫志章，2017：33）；“阶级”来自于《三国史》：高下有差，阶级逾邈；“经济”来自于《晋书》：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
汉语日源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告”一词。《汉语外来语词典》关于该词的解释：一种宣传方式，通过报纸、电视、无线电广播等介绍产品或服务性事业等。意译英语advertisement（陈雪，2017：17）。“广告”可表达一个偏正短语，有广而告之的含义。汉语在借用日语创造的这个词时，完全采用了这个词的所有含义，形成了一个汉语中从未有过的、新的词汇，并以此来表达一个新的含义，因此是一个日源词。类似的词还有“肯定（affirmation）”，“蜜月（honeymoon）”，“对象（object）”，“实业（industry，business）”等（陈雪，2017：17-22）。
3.2.3 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的作用
通过整理，我们不难发现，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主要涉及到科学技术、思想艺术、名词术语等领域，更是遍及政治、经济、娱乐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十九世纪末正是现代汉语形成之际，因此，这些日语借词实际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是中国西学东渐的门户，经由日语传入，是英语深刻作用汉语的重要途径。这些词汇在现代汉语尤其是学术范围内的书面语中使用频繁、广泛，对汉语现代性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塑造性的作用。此外，很多人会知道“麦当劳”是翻译自英语的“Mcdonald”一词，却很少有人知道“经济”“社会”这样的日语借词也是外来词。因此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与直接传入的英语外来词相比，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同化程度更高，更抽象，更接近语言的深层次，对现代汉语的作用更大。 4 借鉴日本欧化经验的艺术心态和启示
缘起是中国开化晚于日本明治维新，而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维新派主张直接效仿日本而不是直接学习欧美。近代赴日考察的相关人员、留日学生和旅日文人是传播的主力。康梁首发其端，而鲁迅用功最著。
首先，日本在中英艺术接触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西学东渐之时，地理相近，文字相通却早经欧化的日本，无论是在艺术心态上，还是在地理优势上，都足以成为绝佳的缓冲地带，成为欧洲现代文明大量而轻易地输入中国的重要端口。
其次，这揭示了隐含的日、汉、英三语之间的关系。这一过程为汉语欧化的探讨进而为中国近代化的探讨提供更多的素材和启示，同时揭示了汉语向日语借词的过程实质上是转而向英语借词的过程。实际上，在这个三角形结构中，日语、汉语都依靠大量向英语借词完成其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两种语言又都借助了对方的力量才得以完成借词的过程：日语依靠汉字的表意性，而汉语则转而依靠日语已经完成的工作。在语言上，无论是日语借助汉字构造新词来翻译英语，还是汉语直接借用成型的日译词，实质上都是向英语借词的过程；而艺术上，中国向日本学习，实际上是要更快地、更方便地向西方学习。
最后，艺术心态方面尤为重要，日本欧化而崛起的成功，击碎了中国新知识分子最后的固执和卫道情节，给予中国新知识分子极大的希望，使他们认为，中国可以欧化，而且非欧化不可，中国欧化即可文明，这也大力促进了激进欧化的势头。日本成功欧化，还表现在它已经成功将欧洲模式移植到东方国家，使其成为一种适合东方艺术土壤的日本模式，中国学习欧美最快最好的途径，无外乎全面借鉴这种日本模式。正是这种艺术心态，作用了一代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宣扬要以这种模式塑造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证明了经由日语传入汉语的英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的作用更大，更具有塑造性。
5 结语
借词，在一个民族语言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现代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量引入了日语借词，而这些日语借词又是翻译英语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语通过日语引入了大量英语外来词，从而努力实现语言的欧化、现代化。这一类借词在现代汉语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我们应该正视其外来词的地位并以此扩充外来词的定义。
通过举例略论，我们可以发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因其使用了汉字词作为翻译手段，与直接传入的英语外来词相比，这类词同化程度更高，更抽象，更接近语言的深层次，对现代汉语的作用更大，更具有塑造性。日本作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缓冲地带，使欧化更加容易进行，也更加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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