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菊与刀》是美国文化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应美国政府之邀，对日本文化进行探讨以便为制定对日政策提供帮助和科学依据。本书是解析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名作。作者以比较文化、比较哲学的措施来论及到日本民族性格文化的特殊性。提出「耻文化」的命题，对名誉的看重以及尽忠天皇等方面来认识和了解日本民族。多方面了解日本的“耻”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对探讨日本有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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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文化；耻的文化；民族性格；菊与刀
一、日本耻感文化观点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用此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象征物来说明一个问题，即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从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来看，这看来不可调和的矛盾形容一个民族性格特征，那岂不是精神分裂，压力过大？但是，日本人就是那样独特、与众不同、异于其他国家的文化而存在于世界的特殊民族。进而略论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耻感文化”是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对大量二手资料略论后，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在二战结束前夕，日本战败投降已成定局，美国军方为了准确掌握日本社会特质，便于战后选择适当的方式对日本进行占领和管治，委托鲁思・本尼迪克特探讨日本社会文化以及略论日本民族行为方式。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略论揭示了日本文化中特有的 “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联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作用，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对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原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耻感文化”是日本人民族性格中的一个方面。所谓“耻感”，即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行为、所作所为的后果在别人看来是否受到嘲笑、侮辱.如果社会和他人对其表示排斥、讥笑，那么他就会感到受到了耻辱，心理上就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的一切都将会判上了“死刑”。日本人这种“耻感文化”与西方人的“罪感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由此可以得知，“罪感”即人的良心，自我意识里的犯罪感.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行为被认定为是错误的，违反道德标准的，那么不用别人说，他自己都会自责，认为在良心上犯了罪，通过祷告、坦白、忏悔来赎罪，以此解脱心灵上的枷锁。这种“罪感文化”起源于西方基督教中的“原罪观”。
日本人没有这种“原罪意识 ”神学，他们没有对于人堕落的说教。关于日本人来说，良心的根源是人与人的联系，日本人有比较紧密的家庭联系，其文化的根源是从家庭联系而来。日本人视等级制为合法 “在家庭以及人际联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当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得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怨言地生活下去。他们就感到安全。”日本人将自己的生活分为“孝”、“忠”、“恩”、“情义”等几个世界，在等级秩序的框架中，日本人生活的“孝”、“忠”、“恩”、“情义”等几个世界都强调处理好人与人的联系。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日本人生活在集体主义之中，日语论文，生活准绳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中。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的家庭和国家增光。
二、日本耻感文化的表现
（一）武士道
日本的“耻”文化，与其社会文化与民族心理相结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应。
“耻”文化的思想极大地作用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历史上，日本是一个武士社会，武士视名誉为生命。为了维护名誉苛刻自己、让自己受苦的的行为，即使在现在的日本社会也仍然会倍受尊敬。对武士来说，背负责任和完成任务是最重要的，他们怀有的是“不成功便成仁”的思想。如果武士受到挫败，尤其是这种挫败给周围人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必使武士感到极大羞耻，当这种羞耻感被无限制地放大，他们常常选择自杀。他们认为自杀是消除生前之耻的最好办法，也是谢罪的唯一措施，同时世人也不再深究他的所作所为，也能保全自己的尊严。这就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是日本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起源于公元9世纪的平安时代，日语毕业论文，但直到在17世纪的江户时代才有初步发展，武士道的思想糅合了儒家的“忠”和“勇”，禅宗的“生死一如”和视天皇为信仰的思想。它是日本武士阶级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可以说，武士道是一种极端化的“耻”文化的表现。
（二）自杀
在日本，佛教的很多观念很大程度地作用着日本人对生死的看法，特别是禅宗无常的生死观念对日本人的作用很大。“禅”的思想使日本人产生“耻”的意识，从而选择自杀的方式规避“耻辱”。日本古代著名的“四十七士”（又称《忠臣藏》）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故事说的是地方大名浅野在负责指导仪式的幕府大名吉良的恶意构陷下，在主持国事仪式时穿上了完全相反的服装而当场出丑，浅野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当场刺伤吉良后剖腹自杀。浅野的四十七名武士忍受屈辱，历尽千辛万苦替他报仇，杀死吉良后四十七人全部自杀。 近代，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战俘自杀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在战斗中失败或处于绝境时，日本士兵们选择的不是投降而是剖腹自杀。他们觉得没有能为天皇取胜是一个军人的耻辱，要用死来谢罪，而“切腹”则是唯一的措施。
日本是一个集团意识极强的国家，日本人从小就接受集团主义教学。他们的集团性从小就开始培养，经过各个成长阶段的教学和熏陶，直至成人时趋于成熟。日本人的集团意识主要表现在重视集体、强调个人对集体的忠诚、对集体决议的绝对服从以致为集体献身、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这种思想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日本的个体谨小慎微，没有独立性，很多时候都是无条件的服从集体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与集体利益紧紧地关系在一起，对集体尽心尽力，忠心耿耿。时至今日，日本人在工作中，他们拼命工作，为的是能得到企业或别人的较高评价，认为只要自己的工作得到别人的认可或好的评价就是死也值得，反之则宁愿“保节自杀”或“以死谢罪”。
三、耻感文化的作用
日本人在生活中，为人处世方面都会避免“羞耻感”的产生。所以，名誉在他们看来显得极其重要。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持名誉，在别人眼里看来找不出任何可以讥笑和批评的地方。他们会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他们，即使所有一切细微的活动都暴露在太阳下面。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日本是一个尚礼的国家，他们用种种礼节来制约着日常的行为，为避免受到羞辱而宁可把一些事态控制在最低限度。
日本人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认为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善行标志，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偶然性的失误，都是羞耻。在日本“知耻之人”被称作道德的人，“耻”是坦白的心，廉洁的心，在与他人的生活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如果大家遵循着同样的规则，互相支持，就能和睦相处，联系融洽。一旦和别人发生摩擦，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内心就会感到羞耻。在日本人的潜意识中，最怕的就是被别人说“不知耻”，如果被人说“不知耻”，那就是最大的侮辱。
四、与罪感文化的异同
罪感文化源自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所提出的原罪论。此原罪论指出，在人的本性中，人人都有缺陷，人人皆非完美者。因此，人人都需要有一种忏悔和悔悟之心。也就是说，在西方基督教传统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制于凌驾万物之上、洞察一切的上帝，上帝迟早会对人的善恶进行审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进天堂或下地狱在于自己如何为人行事。这种观念使得个人直接面对上帝，直接体验自己的良心感受，道德的约束是内在的。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因此，在罪感文化中，人们才有向上帝“忏悔”不为人知的隐秘罪错的宗教行为。
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在制约机制方面存在很大的异同。罪感文化中制约人的是一种内在的制裁，耻感文化中制约人的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罪感文化社会的人们按照心中的绝对道德命令生活，一旦犯错，即使别人毫无察觉，也会痛苦自责，所谓“耻感文化”社会的人依照外人的观感和反应来行事，只有当被发现时才有羞耻感，失去外来强制力便要瞒天过海，是缺乏自省力的文化。
总之，强烈的“耻”意识自古开始无时无刻不在作用着日本人的生活，主导着他们的思想，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日本的“耻”文化是不断发展的，在其民族性格中不可回避，成为了日本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耻”文化也是日本人高度统一的集团心理的支柱之一。
（作者单位：湘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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