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汉语中已存在大量“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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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中国古代的文化乳汁哺育了日本古代文化；没有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作用，日本的“传统文化”将是何种面目，实在无从想象。然而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出现了与此前截然相反的局面，即不再是中国文化以汹涌之势流入日本，而是被日本所引进、吸纳和消化过的西方文化，波澜壮阔地流入中国，并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现代化进程产生广泛、深刻和持久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足可以与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作用相比拟。而且这种作用的许多方面已在中国牢牢扎根。这是中日文化地位逆转的典型体现。
从“支那”到“中国”
无奈！中日文化地位逆转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旧历三月底，由清廷派遣的13名中国留学生抵达日本。这批留学生年龄从13岁到32岁不等，均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考试选拔，是人中翘楚。这件事具有破天荒的意义，一部近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从此改写：日本从留学生派遣国一变为接受国，而中国则从留学生教学国“沦为”派遣国。
备受嘲弄留日学生越来越“伤不起”
派遣留学生并不羞耻，之所以说“沦为”，是因为事件标志着两国文化地位的逆转。古代中国，文明灿烂，以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穹窿建筑等自有“知识产权”为代表，中国对世界的作用具体而实在。
“近世”以来，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文明辐射渐弱，崛起的西方对东方的“逆辐射”渐强。而这种西方文明自西向东的“舶来”，即所谓“西学东渐”，最初的重心并非后来成为西方世界（政治意义上）一部分的日本，而是中国。而以明治维新为开端，中日两国在一系列重要环节上开始拉开距离，从制度文明到社会文化，从金融经济到教学民生，日本均领先于中国。而恰恰是这种落差，构成了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动力。如果考虑到首批派遣是在《中日马关条约》签署（1895年4月17日）的翌年，这种动力有多大便可想而知。
可是，首批赴日的13名留学生中，竟有4名在抵日两三个星期之后擅自离校归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们觉得东洋食物难以下咽，唯恐危害健康；二是频频受到日本小孩子“猪尾巴、猪尾巴”（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意为拖着猪尾巴发辫的秃子）的嘲弄，精神上难以承受。前者基本上是生活习惯使然，未必是真问题，后者却意味着现实的压力。大正时代（1912—1926）以降，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本加厉起来，“支那”、“支那人”、“支那鬼”之类的称谓，让留日学生们越来越“伤不起”。
中性词汇“绑架”到日本国策变成蔑称
从语源上说，“支那”源自“秦”（Chin）的音变，印度在梵文的读音后加上母音，向东传回中国，向西传向欧洲。在欧洲，中国被称为“China”或“Chine”；唐代的中国僧侣赴印度修习佛法，在当地听到别人对自己国家的称谓即为“China”。后佛典汉译时，中国便被表记为“支那”（或“至那”、“脂那”、“震旦”、“振旦”等），并随佛典东渡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开始成为指称中国的专用名词。因此，这个词汇本身原本是中性，并没有后来的意识形态化色彩。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曾在文章中不经意地使用，梁启超则用“支那少年”做笔名……这个词的“变味”是从与日本大陆政策的“捆绑”开始，在日本民族主义坐大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终于发展成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人种学意义上的蔑称。
日本国策使一般日本人的眼光刻薄起来，经他们说出的“支那”一词令人难以容忍，留学生坚决反对这个词汇，而日本人也顽固地予以反驳。这个国号问题，简直是留学生与日本人之间恶劣联系的象征。只消翻一翻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早期的小说，便能看出这种蔑称对当时生活在东瀛的留学生的心理折磨到了何种程度。
在整整两代留日学生持续的呼吁、抵制下，1930年5月，民国政府正式对外交部发出训令，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坚决禁绝“支那”称谓的严正立场和决心：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联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日语论文题目，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战败后才开始改变歧视名称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的抗议、表态不仅无法奏效，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影响，经主流媒体报道后，日本国内甚至掀起了一场针对中华帝国自古以来以华夷秩序凌驾于“夷狄”之上的“傲慢敌国”的舆论反制。尽管不乏左翼文化人和媒体的呼吁、努力，但真正的转机还是在战后。
1946年6月，日外务省以外务次官的名义发表《对于避用“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对各新闻杂志社、出版机构的对华称谓问题做出行政指导。一个月后，文部省如法炮制，以文部次官的名义转发该通知精神，对所属各学院和专门学校等教学机构做出指导。直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那”才从日本的大众传媒和出版物中绝迹。
从此，即使政府默不作声，“中国”一词也会从日本人口中溢出；而“支那”一词，明治以来应用的次数也许较“中国”一词为多，但无论如何也已注定成为日本语言中的死语。留学史中的“支那”，却不幸地一直成为日本人与中国留学生纠纷的死结，直到留学史闭幕才结束。
误投了师门、错找了奶娘？
绕道日本学西方可能是缘木求鱼
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界意识到原先“蕞尔小国”的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走在了原本是其文化母国的中国前面，于是，赶紧派人向日本学习。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15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15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学的作用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 去日本学习西方文化
自1896年首批留学生赴日以来，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至1905、1906年间达最高峰（8000名左右）。美国学者任达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说：“粗略估计，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5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求现代教学。”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措施，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
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学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等。
与此同时，大批日本人应聘到中国内地学校出任教师（称为日本教习），或在各类政府机构中担任顾问（军事、外交、教学、农事顾问等）。除此之外，日人还在中国内地开办学校（如杭州的日文学堂、南京的同文书院、北京的东文学社和上海的留学高等预备学堂等），派遣日本教师授课，在中国本土开展日语教学，培养留日预备军。赴日留学生的增加与赴华日本教习、顾问派遣规模的递增成正比，同消同长。
文化反哺是不争的事实
历史地看，赴日留学潮无疑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交流运动。其过程长且复杂。若用一句话来定性地加以概括，也许可作如此表述：如果没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两国文化地位逆转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反哺”的话，那么一切要么是“无从谈起”，要么则须彻底变换形式（包括文体、文法及绝大部分学术专业名词）。
因为，涉及现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整套学术术语几乎全部来自日本语，诸如国家、政府、革命、自由、民主、人权、共和、宪政、政治、经济、商业、法学、文学、美术、戏剧、音乐、抽象、乐观、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等等。试想，如果从一篇用现代行文表述的学术论文或讲演词中把从日文中舶来的词汇术语统统过滤并加以置换的话，意图将何以表述，读者或听众又将如何接受呢？即使不是“无从谈起”的话，“不知所云”怕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对此，从汪向荣的《日本教习》到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包括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等等，均对日本的“文化反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影响持正面、积极的评价，视其为一桩绝对的好事。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反哺”在中国产生了广泛、深刻和持久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文化反哺是吐不尽的“狼奶”？
虽然文化反哺是事实，但反思的声音也并非没有。如舒新城早在192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曾发出过“军阀如此横行，留日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的慨叹；“五四运动”史权威学者周策纵也曾注意到“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军事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作用，较留学其他地方的学生所受的为多”的现象。
王彬彬也曾指出：“从日本输入的‘西学’，已远不是原汁原味的西学，而是被日本所删节、改造、扭曲了的东西。”关于接受了如此强劲的“文化反哺”的中国何以竟未能转型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的问题，他认为：“或许正因为日本的作用过于强大，换句话说，或许正因为在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时，就误投了师门、错找了奶娘。”正如现代化进程之不可逆一样，真正的悲剧在于，即使这种“文化反哺”是“狼奶”我们却已吐之不尽。
如果说，张之洞们当年把通过日本学习西学视作事半功倍的终南捷径还情有可原，今天的人们再这样看就未免有些肤浅。一个让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从日本输入的“西学”，已远不是原汁原味的西学，而是被日本所删节、改造、扭曲了的东西。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所谓“近代化”，在政治、法学、教学方面是以当时的德国为蓝本的，英美一系的自由、民主思想则受到压制和排斥。
如果把自由和民主视作是现代化的必备要素，那“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相反，在以军事为先导的物质力量快速强盛的同时，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方面的十分前现代和反现代。这就意味着，从日本“反哺”过来的乳汁中，本来就没有多少自由、民主的成分。而指望这种“反哺”能把中国导向一个“健全”的现代国家，岂非缘木求鱼？
我们的“日”常用语
文化交融之道
长期以来，日语论文，我们忽略了另一面：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作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之类的话。而是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科学教学……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作用。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关于中国文化的作用上超过日本。
拿来主义
说起“日货”，通常是指日产的汽车、家电等。而当代汉语中也存在着“日货”，占到了当代中国汉语的70%以上（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属于外来语的日本汉语，对中国当代文化起着巨大的影响。我们用老祖宗造的字，组成日本独创的词，普遍运用在日常生活里。
比如说小沈阳参加春晚之后，人气大涨；还有说，田亮拍了南非性感狂野写真。“人气”和“写真”这两个词，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司空见惯，可是，很少人知道，这两个词是不折不扣的外来词，是源自日本汉语的两个词。试想，如果我们像“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手续、积极、消极、具体、抽象、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场合、动员令、代价、让渡、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法人、经济、卫生、文凭、同化……
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 本土翻译词汇PK日本汉语
这些深入中国老百姓生活的外来词，或是日本独创的词，或是改造了中国原有的旧词，赋予了新的含义，比如，博士，今天学院培养出的博士，就是来自于日本汉语，是日本独创的新义，而并不是传统中文的博士之意。我们今天用的也是日本意义的“博士”。
现在70%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生活用词，都是源于日本汉语。在人文学科之中，大量的日本汉语词汇进入了学科的话语体系，比如，历史学科的“历史学”名称，就是日本汉语词汇。涉及到法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大量的概念话语，都是日本汉语构造的，比如，我们熟知的“文化”这个词。
在晚清民初，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也大量翻译了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名词，可是，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本土的翻译词汇和日本汉语的词汇一PK，相同的翻译词汇，大都是本土词汇完败。
从国别上来讲，日本汉语作用中国，当然是日本的汉文化“倒流”中国，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人长期使用，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脱口而出的词汇是外来词，“时间”这个词，又有多少人会意识到这是外来词呢？
是文化入侵还是文化“倒流”？
中国人从小学开始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他还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
很久以来，对日本汉语作用当代中国的文化事实，有的人比较忌讳，还有的人甚至称之为“文化入侵”，更有甚者，称之为“汉语的灾难”。事实上，汉语是汉文化圈所共享的历史文明，中世纪时期，中国汉语深刻作用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到了近代，日本汉语大举登陆，“倒流”华夏，反过来又从思想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这就是文化融合的典型个案
实际上，这些外来词汇只是现代化的框架，并非现代化的内容，只是西学的骨架，并不是西学的灵魂。解决之道，不在于更换“骨架”，而在于锲而不舍地为当下的文化重建，补充现代人的人文素养。
（摘自《搜狐文化-黑洞纪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