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联系是个大话题，很多人都在谈。历史上，日本曾两次文明开化，古之“大化改新”即“唐化”；近世“明治维新”即“欧化”。所以，日本文化里面，有“两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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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化的日本以及国家神话
日本“唐化”，日语论文题目，由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开了先河。
宪法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显然受了儒家思想作用；第二条是“敬崇佛教”，这两条都是倡导中国文化，第三条才是“服从天皇”，可见当时天皇的权威还不行。于是，派“遣唐使”，可那时唐朝还没有建立，按理应该叫做“遣隋使”，但日本人认同唐朝，后来统称“遣唐使”。
圣德太子四次遣使访隋，又派留学生、留学僧赴隋。从圣德太子开始，日本“唐化”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日本元典《古事记》《日本书纪》即为“唐化”产物。“记纪”二典，以神话的形式，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统一理念，开启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近代以来，日本人倡导国粹，都要回归二典。
国家神话的形成也从圣德太子开始，当其摄政期间，曾致力于国史和国家神话的编撰，撰成《天皇记》《国记》等等，这些书在大化政变时，都被烧毁了。后来，天武天皇派人诵习“先记旧辞”，到了元明天皇和铜五年，由安万侣用汉文笔录成书，共三卷。这就是《古事纪》了。从圣德太子到天明天皇，花了约一百来年的时间，在书写方式、编撰体例以及思想措施上，都被“唐化”了，有些神话、传说可能就从中国来，还有不少语句是从中国典籍里原封不动地移植来的。
不过，日本文化关于儒家思想并未全盘接受，甚至关于孔子也有保留。
中国文化从“神化”到“圣化”是以革命来完成的，其历史性的标志就是“汤武革命”。圣德太子接受儒教时没有接受革命观，因此，在日本文化中，“神化”与“圣化”不是前后相替，而是双轨并行，神道与儒教互补。关于孔子周游列国，日本文化一直有所保留，到了明治时代，一些思想家，如吉田松阴、福泽渝吉等，将保留捅破了，指出孔子不忠，从此打开儒教的缺口，推动“欧化”。
日本人的“中国心”
本来，日本人一直在孤岛上窝里斗。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元朝对日本的入侵，将日本人拽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了。日本人瞧不起蒙古人，理由是华夷之辨。日本以蒙古为夷，元为夷朝而据有中国，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其心目中的中国本为唐朝，唐朝亡于内乱，日本还能接受，可宋朝亡于夷，就不能接受了。日本也有内乱，但日本从未亡于夷。宋朝可以亡，而中国不能亡，这样一来，它就以中国自居了。
日本与宋朝友好，却未有朝贡联系，何也？春秋大义，尊王攘夷，宋朝未能尊王，王反被夷掳；未能攘夷，国反被夷亡。日、宋友好，好在利上，宋朝下海，海通之利，日与之分享。
日本人关于明朝也是佩服的，因为明朝能“尊王攘夷”，将蒙古人赶到大漠了。明亡以后，日本人也不与清朝往来。这一点，徐继/在《瀛寰志略》谈到了，他说，二百年间，日本与清朝没有往来，可原因是什么，他没有说清楚。其实，日本人对待清朝的态度，就像对待元朝一样，不把清朝当中国。
同中国划清界线
历史上，日本似乎有个惯性，一旦中央集权，难免就要征韩。大化改新时征韩，曾与唐朝一战；丰臣秀吉征韩，曾与明朝一战。德川幕府也想征韩，隐忍了二百多年。日本启蒙思想家，如吉田松阴，亦议过征韩，提出“失之于欧、美者，要从韩、满补回来”。
西乡隆盛力主征韩，而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则主张“内治优先”，劝说天皇传旨，迫使西乡等人辞职，史称“明治六年政变”。其时中国，国势方兴，曾、左、李都在，湘、淮军能战，左率老湘军西征，连俄国也要避让三分。左与西乡，皆一时之名将，若能于此时一战，伯仲难分。
如果一战，日本定然重蹈覆辙，恰于此时，日本使团欧游归来，促使国策从“征韩”转向“欧化”。这一转，不光是国策的转向，更是国体的转变，日本从此“脱亚入欧”了。“脱亚”就是同中国划清界线。中国人看世界，自有天下观，本来日本人就在天下观里。宋元、明清之际，还因了蒙、满之夷入主中原，曾一度以中国自居。此番转向，自然转向欧洲人的“东西方”的世界观。
赢就赢在立宪
东方学有一种说法，说直到19世纪，中国都是日本的围墙。还说，日本是“井底之蛙”，在“东西方”之间“不是东西”。日本“脱亚入欧”后，先以日清战争推倒中国围墙，继以日俄战争推倒“东西方”围墙。
日清战争，中国人叫做“甲午战争”。虽然还是沿着“征韩论”的老路，征韩，取满，入主中原，却因了“欧化”而别开生面，居然在“东西方”的新格局里，打了一场天下观的新战争。打中国，日以两手，一手用国际法，还有一手，即天下观。若以国际法，中国应为主权国家，若以天下观，则无主权一说，不妨打天下。天下是开放的，不惟有德者居之，马上也可得之，蒙、满之人都能得天下，何以日本人就不能？这样的想法，并非明治人士心血来潮，念头由来已久，自有“中国心”就开始了。一手“征韩论”，一手国际法，打天下，就这么个打法？李鸿章懵了！而这就是日本人的本事，他们的思维像椭圆，可以有两个中心，而李鸿章的脑袋却被专制“定于一”了。
本来，日本历史就是两个中心共存，两条路线并行的。一个中心为天皇，代表国权，未行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还有个中心是将军，行使政权，一“欧化”就变成了责任内阁。
关于天皇来说，立宪无失，反以法权形式，超越神话和历史传统，确认了他的新权威。原来是个虚君，通过立宪，获得了新的法权，增加了他对政府的约束，确保了自身的安全。
反观中国，便不同了。关于中国皇帝而言，立宪，就意味着从实君变为虚君，从专制变为三权分立，从中央集权变为地方自治。然其好处，在于虽承担有限责任，却能世袭之。
故立宪之于日本，日语毕业论文，乃以“欧化”接生，是为顺产。其于中国，则以“救亡”催生，实为难产。专制与立宪，胜负了然，中国人也要立宪，却引来戊戌政变。此后，预备立宪，还是受孕十年，一朝难娩。至民国时期，国体已从君主改为民主，可政体已然习惯性流产，无法立宪。
赢了也不是“东西”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只是开了一个头。随着战争的深入，欧洲人这才发现，原来战争除了“入欧”――充当西方地缘政治在东方的看门狗，日本人自己还留了“征韩”一手，由征韩而取满，于是“三国干涉还辽”。日本人在太平洋打响第二枪，便是日俄战争。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战争，是东西方在太平洋的一次对决。然而，被西方看作东方的，并非“欧化”的日本，而是俄国。
本来，俄在欧洲，虽为东欧，相关于日本而言，可谓西方，可偏不！历史上，罗斯以东正教立国，已然为东方，加以被鞑靼化为“俄罗斯”，乃至于简称为“俄国”，那就纯然远东了。“罗斯”希腊化，尚属近东；“俄”乃鞑靼化，化为远东。西化以后，还是难入西方，就像罗马之于匈奴，基督教针对蒙古，历史的烙印永难消除。
日本“欧化”，接受了西方对俄罗斯的看法，尤其是罗斯被鞑靼化的看法。这一看法，唤醒了日本人关于蒙元入侵的历史记忆。日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为了日本人当年抗击蒙元入侵的继续。
日俄战争，是日本入欧的投名状。可即便胜利，那也只是在地缘政治上准入，文化上并未承认。所谓“西方”是个传统，没有哪个外来国家能入其中，俄罗斯不能，日本也不能。
日本赢了，却未能入欧，充其量也就是充当了西方地缘政治的看门狗，没有登堂，遑言入室？堂上陈列教权，供着普世价值；密室里藏有海权，打造世界秩序。若要登堂入室，打住罢！可日本没打住，本以为已经“入欧”，没想到成了看门狗，看门狗反咬一口，已然非“东西”了。
（摘自《经济观察报》2017.7.31，
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