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语性别语言的异同是世界上诸多民族语言中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在江户时代，受中国儒学思想的作用，男尊女卑的心理制约着女性的言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女性的社会生活及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女性的语言心理也随之改变，从封建社会的身份型转为现在社会的交际型，说明日本女性的语言生活受外来文化的作用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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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性别语言 异文化 身份型 交际型
　　
　　任何民族的语言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性别异同，但像日语女性语那样具有独特而显著特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对于日语女性用语的表达形式及特点，诸多学者已作大量的探讨。但是，在日语女性语言中所隐含的社会心理却较少涉及,尤其是在异文化的作用下这种语言心理的转变尚未提及。在日本江户受到中国儒学思想的作用，男尊女卑的心理制约着女性的言行。据和歌森太郎等介绍，“江户时代是日本女性最受屈辱的年代，要求女性老老实实地尊崇丈夫，像上帝一样的爱慕、侍侯丈夫”,在这种封建制度的束缚下的女性有何心理必定在语言中反映出来。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女性的社会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女性语的特点为何仍然如此的突出？本文不打算对女性语的表达形式及特点再作略论，拟对女性语所含的社会心理及异文化的作用作一些尝试性的考察和研讨。
　　
　　一、 中国文化对日本女性的作用
　　古代的日本，为了完成国家形态的统一，从飞鸟时代直到奈良、平安时代，从政治制度到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完全模仿了中国的做法。从飞鸟时代起长达一千五百多年期间，汉文书不断传入日本，成了江户前期日本女性不可缺少的读物。这种汉文书有一部分直接从中国传入日本，但在日本国内也出版了和刻本“汉籍”的汉文书。到了江户时代，在日本印刷出版的汉文书由日本汉学者撰写序文、后记或标上注释“训点”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日本化”。这种和刻本“汉籍”在江户时代的书店、租书铺里和他们的“国/”(日本书籍)一样到处可见。下面笔者想着重考察一下外来文化对日本女性语的作用。
　　从奈良时代开始，日本的木版印刷技术渐渐地发展起来。到了江户时代，由于新的铅字印刷技术传入日本“出版物”并成为“营利事业”。早在庆长年代(1596-1615),在京都嵯峨就开始印刷了有名的嵯峨书籍及平安时代的文学，特别是《源氏物语》之类的故事书。当时这些书籍已经在书店出售。到了明历年代（1655-1658）,在日本的市场里，不仅仅是汉书，日本的古典文学著作也随处可见了。但是，当时日本并不认为是好事。特别是儒学者们感到不安。当时日本的儒学者认为《源氏物语》和《伊势物语》都属于“好色”文学，他们主张这类“好色”书籍不能推荐给女性。那么，这些平安时代文学不宜女性阅读的话，她们应该读些什么书呢？日本儒学者们给女性推荐的是汉书。希望女性学习汉书里所写的伦理道德，或与儒教有关的文章。当然，我们不能单从理论上凭空地断定江户时代的日本女性读的是汉书，受到了儒学思想的思想。为了弄清当时的日本女性是否实际上读了汉书，是否受到汉文学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井上通女这个人物窥视日本江户女性读书生活的一端。
　　井上通女，生于1660年，十七世纪后半叶在日本知名度很高，她出生于武士家庭，她在同龄人中率先接触汉书，她与肯原益轩等许多学者交流频繁，而且十六岁开始作汉诗。她所作的汉诗得到儒学者室鸠巢的高度赞赏，并叹惜道：“如果她是一位男子，必定是英雄吧。”她的确具有相当厚的汉文功底，而且结婚后还继续在写作上辛勤耕耘，最后把家务托付于儿媳，把精力集中在文学写作上。在1974年发行的修订版《井上通女全集》中可以查阅到“先妣井上孺人行状”中的一段话：
　　“明年甲午（正德四年、1７１4）の夏、先妣/子宗衍のために/野氏の女を娶りて//と/す。家事は巨/悉く子/二人に委任し、自らは/暇に就きて/を/し、歌を哦み、和/の典籍を耽嗜して、その志を/しましむ”（《井上通女全集》先妣井上孺人行状）
　　这段话的大意是：“正德四年（1714）年夏，先妣为长子宗衍娶长野氏之女为妻，一切大小家务都托付于儿、媳二人，自己利用闲暇赋诗吟歌（和歌），钻研和汉古籍，实现其意愿。”
　　这是井上通女在实际生活中留下的一段话,她有很厚的汉文功底,是一位出色的江户时代的汉学女性。井上通女只是从事文学、汉学女性中的例子之一，除此以外，还有赖山阳的弟子江马细香也在中国画和汉诗方面深造颇深，很有名气。很显然这就意味着井上通女等日本女性在江户时代有阅读汉书的可能性。特别是儒学思想对日本男性作用的同时，也对女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所要强调的是，日本儒学者们向女性推荐汉书的理由就是要让他们掌握儒学的道德知识。因此，向她们推荐的主要是《女四书》、《孝经》之类的书籍。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与其说像男性一样学习中国文化、思想，倒不如说是吸收中国女性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可以说中国文化对江户时代男女语言的差别起到了促进影响。
　　进入江户时代，专对女性说教的读物就开始在日本流行。如：《女四书》、《女学院》、《女小学》、《女实语教》、《女中庸》、《女论语》等等。其中《女学院》对女性就有很多礼法。要求从小就要男女有别，“男女不可同桌，衣物不可同放，不得亲手交接物品”，即便是夫妻之间，也必须划清男女界线。《女学院》一书还写有“七去”的礼法。“七去”也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七出”（休妻的七个条件或理由，即：不孝父母、无子、多言、窃盗、淫乱、嫉妒、有恶疾）。他们把“七去”当作是古代圣人的教诲，女人必须守“妇道”。女人的一生只有服从，对丈夫不能有半句怨言，更不能顶撞。总之，丈夫就是女人的“天”，如果对丈夫有叛逆行为，将受到上帝的惩罚。《女实语教》里写的也都是对女性的教侮，说什么丈夫是君主，妻子是侍从，作为女人不可爱，就是无血无肉的岩石、木头。《女中庸》提出了女性的“三/の教え（三从教学）”，这和中国封建时代的“三从四德”是同样的内容，“女人小时候要服从父母，出嫁后服从丈夫，老了以后服从儿子。”不管是《女学院》的“七去”还是《女中庸》的“三/の教え（三从教学）”，日本封建社会都把它当作圣人的格言。在日本古代的律令制度里，“七去 の 法”已经决定了女人的命运，《女中庸》的“三/の教え”在江户时代紧紧地束缚着日本女性的一生，男尊女卑的生活理念贯彻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一步促进了男女用语的差别和形成女性语言心理。
　　
　　二、 性别语言及其社会心理
　　室町时代初期，在日本，皇宫里的女官或侍女们，创造了“女房/” ②相当于一种隐语。这是女官们为了在高贵的人面前回避使用粗野、庸俗、下流的语言,把“青菜”叫作“青もの ”，“杓子”叫做“しゃもじ”等。这些宫女用语后来渗透到武家门第，进而在一般市民百姓中逐渐普及。到了江户时代，由于儒学思想在日本的传播，除了在行为方面作了严格的规定外，对语言也有约束。比如说：第一节提到的“男女不可同桌，衣物不可同放，不可亲手交接物品”等。还有前面所提到的专对女性说教的读物对女性语言有极大的作用, 这种作用直至现代。首先，可以举出下面几个方面,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就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异同。夫妻之间，丈夫对妻子的称呼，可以用“おまえ” （你）、“きさま” （你），等在日语里带有蔑视或不客气语气的词汇。然而,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则要用“あなた（、您）”“あんだ” （您）等带敬意程度较高的词语。众所周知,日语的人称代词,男女差别是很大的。第二，在称呼的词语上也体现男女地位的差别。当日本妇女跟别人谈话提到自己的丈夫时，要说“主人”。“主人”汉语的意思是“一家之主”，“所有者”。而丈夫对别人提到自己的妻子时，可以说“妻”、“家内”，这是对妻子非常尊重的用词了，但有的日本人把自己的妻子称作“うちのもの（我家那口子）”、“うちのやつ（我家那家伙）”，这种男性用语显然把妻子当作附属品，当作“家里的东西”。而且“うちのやつ”一词还带有一种蔑视的语气。日本女性对丈夫则绝对不能用这类用语。第三,同样的一个词，女性为了表达委婉的语气，常常在该词前面加上“お”,而男性未必如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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