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刊历来关注国家的荣辱兴衰。去年九月以来日本政府策划的钓鱼岛闹剧及其持续发酵，令本就不和谐的中日联系彻底陷入了“冰点”。回顾近代以来的中日联系，中国人民充满了强烈的耻辱感，钓鱼岛事件再次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钓鱼岛事件的发生，让本刊觉得很有必要对日本的文化特质做一些剖析，试图从这些文化基因中解读近代以来这个国家为何对中国是如此的霸蛮和不友善。相信读者读了这些文章后。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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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比较学科虽然兴起比较早，但其探讨的发展进度并不是非常显著。究其原因有许多要素和背景。按照当前的看法，文化比较探讨的难点之一就在于文化比较的基准非常难于把握。换而言之，无论两个民族文化体之间相似度如何，但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精神及其文化表象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和原因。难点之二就在于探讨者在对其文化精神进行探讨前，出于对近代文明的理解不同和探讨者本人所处的文化圈的不同。已经形成了探讨者个人固有的“文明文化”的概念范畴，并在探讨中，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文化文明的“好”、“恶”的识别者。
从日本文化探讨或中日文化比较的探讨视野看，以往相关的探讨成果不免都出现了上述的探讨倾向。其中像当前为我国一些日本文化学者奉为经典的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书就是如此。该书以象征日本天皇家族的菊花和日本武士的刀为探讨契机，试图阐释二战时期日本军人效忠日本天皇的殉死精神和日本人的忠孝精神。关于一个生长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提倡平等自由的欧洲文明圈的学者来说，二战时期日本军人注重等级联系，并以死效忠日本天皇的忠孝精神可能在欧洲的文化史上实为特例和罕见，而关于生长在亚洲国家的探讨者来说则对此颇不以为然。自古以来亚洲的文化精神中，效忠皇帝和誓死不做俘虏早已是人所共知的文化行为原则，并不是日本独家发明的文化精神。再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归纳的所谓的效忠天皇的日本精神可能只是在近代以来日本皇权专制下所体现的一种带有特殊时代背景的精神体现，当然这些归纳并不能代表现代日本人的文化精神。
在我国学术界，有关中日文化比较以及日本文化探讨的成果不少。其中像笔者在《文化异同与冲突》一书中，曾就中日两国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比较探讨。但是在其探讨中，关于此前学术界所列举的我国文化精神中的“因循守旧”、“贪大求洋”等弊端能否真正代表古代或现代中国文化的精神仍持存疑态度。换而言之，严酷的自然环境和万恶的专制体制所造就的病态表象未必能真正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精髓。
文化本身是流动变化的。抛开时代的背景单纯就文化而谈文化显然并不能略论其变化的过程。
鉴于上述认识，在这里笔者拟以日本古代文化特征为探讨线索，从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的变化中，试图研讨和略论现代日本文化变化的倾向、表现，并以此研讨作用现代日本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向的原因要素。当然，关于一个时刻在发展变化的文化体来说，这些研讨和探讨虽然试图从“过去”的文化表象史中去寻找，但其探讨本身而言，仍然具有片面性和以偏概全的弊端。
二
传统的日本文化史探讨比较注重对日本的文化现象进行追根朔源，试图从日本的文化典籍中搜寻其对文化现象的解释。但是事实上，日本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不仅作用了日本文化产生的模式和日本人的文化心理，而且这种早期基于本国的地理和自然环境而形成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也左右了日本在引进中国的唐宋、荷兰以及欧美等外来文化时的文化价值模式。换言之，日本四周环海与欧亚大陆相隔的自然地理、传统渔业和小面积水稻种植的生产方式以及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的自然灾害等地理和生产方式所形成的日本本土文化精神和文化思维模式左右和支配了对外来文化吸收的方式和措施。
与众多的大陆国家不同，日本四周环海，古来鲜有与外界交流和往来的机会。早期日本了解外界知识的窗口是从日本渔民海上遭遇台风后，在偶然的机会漂泊到中国东南沿海获救回国的漂流民。在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人开始通过遣隋使和遣唐使来获得中国的文化。但是日本派往海外的只不过是为数不多的使节、留学僧人而已，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也大多是从随行人员带回的书籍中得来的。这样，孤立于欧亚大陆的日本自古就养成了对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对外界的敏感。
日本对外界知识的好奇心和强烈的学习欲望在中国的隋唐时期表现的比较明显。隋唐时期日本不仅将中国的儒学和佛教典籍、政治制度、建筑、绘画，而且还将中国贵族的生活方式、音乐等引入到了日本。我们从今天的日本奈良、京都古城遗址和历史文献资料看到，当时的日本不仅将唐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按比例缩建了奈良和京都城，而且还兴建了类似长安和洛阳城的大街和皇宫及城墙。
日本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在日本历史的沉积中，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心理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有着独特的朴素美感的文化。诚如所知，日本岛内面积狭小，资源有限。在这样的自然选择结果中，日本人在有限的空间和资源材料中所追求的文化审美观，体现在其文化创作中的结果就是朴实和小而精。其中，日本文化心理的这种倾向在古今的建筑、器具、饮食乃至庭院等都有体现。在建筑上，我们今天通过发掘的奈良和京都古城遗址结构可以看到，古奈良和京都城虽然仿效了唐朝的长安和洛阳，但是其城郭的建筑规模及街道要远远小于当时的长安和洛阳城。中日古代园林学者通过文献调查发现，日本的古代园林庭院中，无论是源于日本本土园林艺术的园林，还是借鉴了古代中国南方园林元素的园林大多巧借周边自然地势。引水入园，并配以石笼和树木点缀，庭院整体上精巧，宛如自然山水的缩微版。熟知日本传统料理文化的人大体知道，以生鲜鱼贝为主要材料的日本饮食在食材选用上简单，但色彩搭配丰富，给人以美感。为此，人们将日本料理形容为是用眼睛享受的艺术品。
第二，团体意识强。有关日本人的团体意识问题在相关的日本探讨中多有论述。这些论述理由或从战后日本公司文化中的员工社会归属感阐释，或从日本中世纪以来的武家文化中寻找答案。如果我们从中国现存的公司机关的老干部办以及仍然存在的机关公司包办的退休金制度所形成的中国机关公司的社会归属意识的比照中可以发现，日本公司的终身雇用制度并不是形成日本社会团体意识的真正理由。另外，日本中世纪以来的武家中武士的忠诚换来的社会团体意识同现行日本公司文化的归属感只是日本团体意识的表象，而非这种团体意识的形成原因。从日本古代的社会合作结构看，日本传统的渔业等社会生产不同于大陆的家族为单位的农耕文化，古代日本的外海渔业捕捞需要布网、瞭望、投枪、观潮、掌舵等各种专业的分工合作才能捕捞到生活上必须的食材。传统的渔业捕捞分工使得日本人养成了从团体合作中求得生存的思想，并依据个人的技能形成团体内的稳定联系。日本的这种团体意识一方面使得日本在战后短短的几十年中，成功地将日本的汽车、家电等工业品推向了世界，另一方面，日本的这种团体意识养成了企业和国家机关在遇到重大责任事件时谁都负责谁又都不负责的弊端。 第三，尊崇强者。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善恶教学是在儿童时代就开始的人生启蒙教学。相比较而言，日本的文化价值取向中向无善恶的区分。“新选组”原本系日本明治维新中活跃在京都的保护幕府的“贼军”，西乡隆盛也是维新中发动西南战争反对维新政府的“贼军”。但无论是“新选组”还是西乡隆盛不仅在各地设有纪念碑和纪念地，而且其事迹还被搬上了电视荧屏和漫画杂志。不仅如此，1853年率船来日迫使日本幕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美国舰队司令佩里不仅在神奈川其登陆地建有他的半身雕像，而且在开港纪念馆中还辟有专栏介绍。在日本各地设立的公共墓地中，不仅葬有甲午、日俄等战役中被俘滞留日本死亡的清军、俄军以及德军士兵的墓志，而且也埋有明治维新中反抗官军的“贼军”士兵的遗骸。如果说我们用佛教中恩怨平等的思想来解释墓地和寺庙中“贼军”和“敌军”一起祭祀的话，那么西乡隆盛和佩里等人的纪念碑则不是用佛教中的恩怨平等所能解释得清楚的。事实上在传统的日本文化价值观中，本无善恶之分，只有强弱之别。西乡隆盛、佩里等人之所以备受尊崇不是因为其人有可资表彰的善行，而是他们有令人生畏的强者之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在中国之所以被奉为四大名著之一，主要原因是在罗贯中笔下贬曹赞刘，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是善者的化身。中国人由此还将《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奉为神，放在关帝庙中祭拜。日本人对《三国演义》同样爱不释手，但日本人更推崇的是罗贯中笔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渴望强者和尊崇强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在近代以来日本的外交结盟中也可见一斑。明治维新政权成立后，伊藤博文等日本当政者之间曾就日本外交结盟对象产生了争执。主要争论就是日本在结盟对象中是选择贫弱的清国。还是选择外强中干的沙俄还是日益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争执的结果是日本选择了同英国结盟。日英的三次结盟一直持续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才宣告解体。在其后的日本外交战略选择中，日本不仅抛弃了与英国的传统同盟联系，而且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选择和德国法西斯结盟，形成了反英美同盟，进而在1941年12月与英美不宣而战，挑起了太平洋战争。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又很快同昔日的敌人——美国携手，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抱上了美国的粗腿。固然，国家外交政策事涉国家根本利益，昔日的敌人可能就是今天的盟友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从近代日本外交三次盟友上的选择上也可以窥见日本文化价值观中只有渴望强者和尊崇强者的文化，丝毫没有同情弱者和善恶的区分。
第四，日本文化价值观中或日本人的文化行为中，关于外来的新知识新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求心。有关这一点国内外学术界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大体殊途同归，只不过褒贬不一。有关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日本所处的岛国自然地理环境中寻找出答案。实际上，古代日本接触外界的途径除了向中国和朝鲜派遣使节和通信使，保持同中国朝鲜的往来外，几乎很少同其他外部世界往来。这样，从古代以来日本就对外界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求心。其中，像德川幕府时期虽然闭关锁国，限制同外界的接触，但是幕府还是每年通过来长崎的荷兰商人呈送的《风说书》来了解外面的世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明治维新前后，由于日本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打开国门后的日本人带着对海外的强烈好奇心和探求心纷纷远赴欧美、南洋、中国大陆。这一时期，日本的报刊杂志也纷纷开辟“异国奇谈”、“海外见闻”、“南洋通信”等栏目，介绍海外见闻。日本人对海外的这种好奇心和探求心不仅使得日本开始了解世界和探知世界，而且也使得日本开始了解到日本与世界的差距。当然，日本开始探求海外的同时，也开始变得野心勃勃。其中日本尤其是对中国大陆充满探求心。这种探求心一方面是对中国古文明的向往和探求，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大陆山川、风土人情、道路交通、物产、政情的调查。这些调查为后来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和军事侵略提供了不少可资参考的资料。
日本人对海外的强烈的探求心在战后的表现也非常明显。在日本学术界的探讨中，除了对中国、美国、英国、俄国等国家的探讨外，像朝鲜、越南、印度、泰国、古巴等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成为日本探讨机构和学者调查和探讨的对象，而且其探讨领域也包罗万象，其中不仅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出版、风情、地理，还包括物产、教学、气象天气、文学文化等各个领域。此外，在日本的大型公司中，不仅有世界各地的商情、贸易、交通概要等信息，各国政局变动也是这些公司关心的议题。甚至一些大型公司至今还保留着海外出差人员回国后需要撰写出差国政情、物价、交通等报告书的惯例，供企业员工参阅。
当然，战后日本对海外的关心中不乏有日本公司开拓海外市场乃至经济全球一体化的需要，但是从韩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情形看，日本应该属于对海外关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第五，危机意识强。有关这一点也与日本列岛频繁发生的地震、火山喷发、泥石流、台风等自然灾害有关。再加上，日本列岛本身地下资源和地上资源有限。这些地理环境灾害和自然资源的匮乏也是日本形成这种独有的文化心理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国土狭长，可供耕作的土地有限。从日本的历史文献记述中可以看出，因水害、冷害造成稻米绝收减产的“大饥馑”、由于地壳变迁所产生的“大震灾”、因季节性的热风暴造成的洪水泛滥，决堤、泥石流以及火山喷发等有关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在长期饱受这种灾害的折磨中，日本人渐渐养成了危机意识。这种民族性的危机意识体现在对天气和环境变化非常敏感。而当这种民族性的危机意识在当局者和媒体的煽动下就演变成了“洪水猛兽”。另一方面，在自然灾害面前，日本人也体现出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无奈。对大自然的敬畏主要体现在许多日本人信奉的神道上。日本的乡间和城镇大多供奉有各种各样的神社，大多数神社中供奉的是日本神话中的天神，这些天神除了国家神道中的天照大神外，多为自然界中的雷神、雨神、火神、疫病神乃至风神。人们试图通过对这些恶神的供奉能够保佑不再有震灾、火灾、水灾和风灾。“3·11”地震当日，人们通过报纸和电视，非常感叹日本人在地震和海啸中的冷静有序。其实日本人的有序冷静，更多的是在灾害面前对自然界的无奈。 三
文化本身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日本文化探讨中最为困惑的是对急剧变化的日本文化进行理论上似乎合理的解释和说明。诚如所知，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化的变化是日本历史上文化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洋装、牛肉、火车、交际舞、洋枪洋炮、纺织机、牛奶、裤子、鞋子等西洋的生活用品和科技产品涌入了日本，而且像宪法、议会、政党等近代西方的政治文明也纷纷涌进日本。此外，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想以及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音乐也纷纷涌入了日本。由此，在日本街头出现了像横滨正金银行、东京火车站、议会大厦等融入了西洋近代建筑文化元素的近代建筑；在政治体制上，日本举行选举，开设了议会、内阁：在思想上，京都学院的讲堂开始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东京到大阪人们可以选择海上的汽船或陆地上的火车来进行旅行。这些近代西方文明在迅速融入日本社会各个角落改变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在悄然作用着日本和日本人的文化价值观。
在这些变化中有的是昙花一现，日语论文，有的则深深地植入了日本人的心灵，并逐渐演变成为现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其中，像当时思想界比较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和明治初中期上层社会流行的交际舞则在经历一段时间后悄无声息，甚至到今天“鹿鸣春”的交际舞也没有成为日本上层社会的交际手段。植根于日本自然和地理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一方面在接受着西方文明的挑战而顽强地生存着，一方面，日本传统文化在融入和接受了西方文化元素后，开始以新的形态展现在我们面前。在今天的日本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剧场中看到日本传统的力士相扑比赛，也可以在湖边和赛马场看到赛艇比赛和赛马比赛。既可以看到节日中的日本传统的山车、“神辇”以及歌舞伎，也可以在画廊中看到西洋的油画和歌剧表演。日本今天这种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日本文化的急剧变化表明，今天的日本文化正处于文化的变动和变革时期，而且这种现象会在今后持续很长一段时期。虽然当前这种处于变动时期的日本文化我们尚不能断言其方向和历史地位，仅就当前日本文化现象大体上还可以总结和归纳出几点文化倾向和规律。
首先，文化的国际化和开放性。有关这一点倾向是相关于近代以来日本文化而言。就现代日本文化而言，日本文化在接受现代世界各国文化的作用和熏陶的同时，日本文化也在经历着走出国门，向世界各国推销日本文化，主动接受国际化的过程。十几年前，国际奥委会将日本传统的相扑和柔道列入了奥运会的正式竞技项目。日本的这种文化推销在战后日本文化发展中比较明显。其中像日本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日语能力测试”、日本动漫展、日本汽车展以及日本花道茶道展等均属于日本文化走向国际化的标志性成就。
与上述相关联的就是日本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早先，日本文化中民族性和本土性色彩非常浓厚。当然，二战期间由于日本推行国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凡是有欧美文化色彩的东西全部受到排斥，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本土色彩浓厚的文化被发掘出来加以大力推行。这种去欧美化的文化政策在1945年战败投降后，随着美军的进驻开始瓦解。战后，日本在美军主导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中，象征着欧美文化的可口可乐、巧克力、面包、咖啡等开始进入日本社会的各个生活角落。在随后的战后日本经济高速腾飞中，日本公司纷纷在世界各地投资设厂开设办事处。伴随着日本公司的国际化发展，欧美、东南亚、中国等世界各地的工农业产品、电影、音乐、美术、书籍等也开始登陆日本。这种变化给日本文化吹入了一股新风。其中，像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在进入日本后，在进行了“日本式”的改造后开始进入日本的乡村和城市。在偏僻的日本乡村，我们既可以品尝到可口的中华风味，也可以买到意大利风味的披萨饼和通心面条。在林立的画廊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日本画家的各种技法的油画，也可以看到富有本土风情的浮世绘。在今天仍然盛行的日本动漫著作中，英雄的主人公可能是欧美人也可能是亚洲人，题材选择也非常丰富，从著作内容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世界各地风情题材的著作。
当然，现代日本文化中所呈现的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化是与当前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日本政府所推行的文化产业国际化为背景的。但是，这种政策背景是否能够成为今后日本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的推动动力还有待于继续考察。
此外，像此前为学者们所推崇的日本团体意识文化也开始出现动摇的迹象。日本团体意识的基础源于日本公司文化中的“终身雇佣制”，今天这种公司文化正面临着动摇和破产的危机。由于日本经济的低迷，日本大部分公司开始进行重组和合并整顿。这样，传统的团体意识基础开始出现动摇。
综上所述，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和日本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构成日本文化的核心要素正在开始发生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日本文化开始出现了多样性、国际化和合理化的趋向。传统的日本文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开始被注入了新的元素。
四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发现日本传统文化正在处于时代的剧烈变革中。这一变革性的时代变化中的国际化为传统日本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符号，使得日本文化开始步入文化国际化、多样化和多元化时代。换而言之，作用日本古代传统文化的要素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开始变得无足轻重。左右日本文化发展和趋向的因素不仅仅取决于日本的自然和地理，还取决于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总体政策和战略等。
这些都说明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固然有其规律可循，但这种规律发展的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存在。在古代日本由于四周大海相隔，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外界的作用因素不大。作用其文化发展的因素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主要取决于日本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而在今天，随着日本社会本身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国际化，其文化发展中除了自身经济社会政策外，周边和国际经济社会环境也开始左右日本文化发展，并作用其文化发展的趋向和文化价值观。
这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导致的日本文化的变化说明，探讨日本文化本身需要从当时的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去考察日本文化发展，而非就文化而谈文化。日本文化探讨的措施论有许多种，从考古、书画、浮世绘、花道、建筑、文化心理等专门史的考察和研讨都不失为一种探讨日本文化的措施。在从古代社会发展中沉积下来的日本文化在今天的社会发展中，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传统日本文化正在担负着日本文化国际化的重任，同时，日语毕业论文，传统的日本文化也在新的社会经济变革中悄然发生变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