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文化的特征：“菊花”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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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们较熟悉的一个概念，但它也可能是人们较无知或者说是极不清楚的一个概念。黑格尔曾经说过，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往往是人们最无知的东西。可以说，当前对于文化的定义在国内外有上百种之多，但却没有一种能够完全给文化说清楚。人们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下给出文化特定的定义，而很难总体上给出文化一个解释。当然这也与文化本身的属性有关，即“夫文化为全种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所结合”。就是说，人就是文化，所以人自身给文化下定义，就会形成一个逻辑上的自相关。因此，真正来讲，文化只能自身“显现”出来而不能“说”出来。然而，在现实历史中，我们出于各种需要还总得给“文化”一个定义。赵汀阳曾指出，“在内容上，文化由一套‘主观意见’（doxa）所构成，这些‘意见’的核心是价值观，或者说是，去做或不去做某些事情的理由；在形式上，文化表现为对于各种事物的想象、表象（representations）和解释，在这些表述和解释的基础上得以建构了社会性的话语、意象、规范和制度。”可见，人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遗传。
由于人类是世代向下传承的、不可逆的，所以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特征也是不可逆性。关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历史的印记和遗传，也是它当下社会中方方面面中最深层和最稳定的东西，同时还是体现着它未来理想的东西。所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记，也是一个民族活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民族间文化的交流是以保持民族个性为前提的。或者说，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既不可能彻底地排斥掉，也不可能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实在有他的特性，外来文化思想必须有所改变，合乎另一种文化性质，乃能发生影响。”日本正是因为在民族个性和对外学习交流之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张力，所以它才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既保持了“自我”的个性又获得了“自我”的提升和发展。对日本文化的深层剖析，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日本，而且可以使我们借鉴日本现代转换过程中的经验。
上文提到，文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因此，我们不可能给出文化一个大全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给文化做出某种限定。广义的文化就是指人或者“人化”了的世界，而狭义的文化是指一个文明或一个民族特有的东西。我们可以从狭义的角度来谈论日本的文化。日本的文化是极其复杂的，甚至有些矛盾，对此，有的学者用菊花与刀来概括日本的文化：“日本文化是日本民族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创造性活动及其产物的总和，在对日本文化的众多概括中，‘菊花’与‘刀’并存特征的概括较接近日本文化的实际。‘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以此对日本文化命名似乎并不是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用菊花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认为日本人生性好斗而又极其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强不化而又柔弱有变，驯服而又不愿任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胆怯。”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是在日本历史中长期发展形成的，但又反过来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性格集中体现在武士道精神上。武士道一方面崇尚武力，崇拜偶像，对强者恭顺和忠诚，但另一方面它又对弱者凶狠野蛮。正如王维先所言，“原始的信仰和崇拜往往积淀成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并成为其文化生长和价值选择的制约力量。日本神道的三种神器是镜、玉、剑象征智、仁、勇三种力量，这种崇拜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趋向产生了巨大作用，其中象征勇的神器――剑成为日本历史上各个时期崇尚武力的见证。”应该说武士在日本社会是很受人尊重和崇高的职业，但日本人对武士道的盲目称颂助长了民族心理的邪恶意识。本尼迪克特关于武士道的德与恶的双面性有这样一段意味深沉的论述：“西方人理解的德与恶与日本人理解的不太一样的。这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它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家。它是一个日本体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
二、日本文化的对外态度
日本自身文化的矛盾特征是由于其文化来源的多元化而造成的。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好学善学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忠实“学生”，始终在孜孜不倦地向中国学习。因此，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云，“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字、艺术、词汇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都来源于中国，中国是他们的希腊罗马。”但是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的、不断内化的过程，而并非迅猛彻底地儒化。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儒学对日本的作用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换句话说，日本儒学是在中国儒学的不断传播和推动下在日本植根生长的。但它绝非中国儒学的照相式翻版，而是既作用于日本文化，又经日本文化改造了的中国儒学的变形物。”更准确地说就是日本儒学以中国儒学为母体，但同时夹杂着日本的本土文化，它是二者互动的结果，并不断适应日本的形势而发生着变异。比如，“中国儒学里臣对君的忠，不是臣下单方面的义务，而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君主有没有礼和道，最初日本臣属对君主的的忠也不是没条件的，只不过不是以礼和道为前提的，而是主君的恩为交换条件的，带有某种契约的性质”。如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历史上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在学习的同时又体现着自己的“特色”。
同样，在近代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大攻势下，日本对西方的态度也既不是盲目崇拜、全盘西化，又不是消极排斥，而是成功地使得西方文化在日本实现“软着陆”。被誉为“东方伏尔泰”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很能说明这一点。福泽谕吉一方面对日本和西方在各方面进行了比较。比如，他从文学，技术，商业等各方面说明了日本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从而断定西洋文明确实高于日本文明，但他并不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登峰造极，尽善尽美。因此，他十分鄙视那种在西洋文明面前五体投地、顶礼膜拜、无所作为的奴才相。福泽谕吉极力号召国人克服文化自卑心理，向西方进行批判性学习来改造自己的文化，他说，“即使前途千里迢迢，只要向前迈进一步，切不可畏惧前途遥远而裹足不前。”
正像几千年来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改造性”学习一样，近代以来日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是批判性吸收。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也开始宣传自由、平等和权利等思想，这对唤醒广大思想受压抑的普通民众来说具有极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受到自身社会历史条件的作用，日本对西方的启蒙思想进行了灵巧的转化，其大体进程是：明治初年日本开始接受并信奉西方的自然法思想，把“天赋人权”改换为“天赋国权”，把“人人平等”扩展为国家间的平等、独立；在此基础上，大约在明治十四年，日本最终转向了保守的传统道德主义和对外侵略主义，并在对待人权和国权的联系上，日本很多启蒙思想家都转向国权优先的立场，将国权置于人权之上，甚至使之绝对化。诚如有的学者指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共同逻辑是：由天赋人权出发，在现实中把其转换为天赋国权，国赋人权，最后再要求人权服务和回归国权。这与近代启蒙思想发展很大不同，西欧近代启蒙思想把自然状态的平等的个人作为出发点，个人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国家和政府只是人们订立契约的产物，国家存在的根据是保护人民的幸福和安全。个人既是出发点又是目的，是主动者；而国家只是保护和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和工具。而日本的天赋国权――人权――国权的逻辑结构，使得国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个人则下降为被动者，从属的手段和工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文化的矛盾特征缘于其历史文化自身发展的复杂历程。
三、给我们的启发
日本文化的矛盾性及其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对日本文化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意义和消极的作用。日本的好学和善学使它在近代不但摆脱被殖民的命运，而且成功地实现了脱亚入欧，但是与此同时也使得日本产生了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有学者指出，日本一方面很早就开始脱离亚洲各国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也曾几度抛弃过亚洲并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以至亚洲国家嘲讽日本人是香蕉，即在外表是黄颜色（黄皮肤），而拨开皮之后，里边是白颜色（欧美白人）。另一方面，日本终究是一个亚洲国家，其地缘，人种，文化都跟亚洲各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种矛盾使得日本一方面实现了现代化，而另一方面又陷入了一种困境。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本的近代化是成功的，相比之下，中国的近代化却一波三折，道路异常艰难和曲折。有人对中日两国的文化进行了比较，指出，“日本基本的文化形态属于‘并存型’，即‘什么都可以’，日语论文，而中国文化是‘非并存型’，即‘什么都不可以’；日本文化是‘全面摄取型’；中国文化是‘部分摄取型’；在社会协作联系中表现出的文化特性方面，日本是‘非家族协作型’，而中国是‘家族协作型’”。这种概括未必准确，但是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它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是强调中庸之道。“中庸”就是指做事要恰到好处，这关于我们的处事是极大的智慧，这也和日本文化的矛盾性截然相反。然而，这种“中庸”说的深层哲学基础是一种阴阳和合的结构，这种思维结构缺乏一种彼岸性和超越性，它总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比如，“天道”本来应该是一个超越性概念，但中国的天道最终必然又回归为人道；而日本是“忠”，即绝对的“忠”，绝对的无条件，甚至不惜以死来捍卫。日本人绝对的等级观念却表现出一定的绝对性，这种等级观念外化到国际联系当中必然是国家间有强有弱的等级秩序和弱肉强食，日本历来追随强者的信念也与此不无联系。日本崇拜强者，并总是能将外来的东西十分恰当地化为己有，日语论文，这就给人一种善于学习的感觉。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历史上成功地吸纳佛教文化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种包容往往是对相对较弱文化的包容，这些文化与儒家文化接触时从来都没有对儒家文化构成威胁，久而久之，就融入中国特有的文化当中了。近代之前，由于没有强势文化的侵入，儒家文化一直是很自信的，但是在近代与西方强有力的文化接触时，国人就会产生了一种绝对主义的信念，要么绝对排斥西方文化，要么彻底否定自身文化，而一向善于对外学习的日本，却能对外来文化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将外来的文化“化”为自身的能量。在今天高呼回归传统、复兴国学的文化背景下，日本文化特有的品性及其历史发展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和深刻反思吗？
（作者单位：长春学院特教育院、吉林学院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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