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章太炎对东方语言文字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将语言文字与国家存亡关系在一起，语言文字不仅是民族文化之根，代表着一国的“文化身份”，也是将亚洲各国团结一起抵制西方文化入侵的纽带工具。章太炎对东方语言的认识，以及其东方语言文化观的形成和建立，与近代日本政治文化背景有着复杂的关联。探讨章太炎的近代东方语言文化观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这对全面认识章太炎的思想和此期复杂的东方时代格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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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章太炎；语言文化观；身份确认；亚洲同盟；大日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7）02―0082―07
Abstract：Zhang Taiyan has his own original idea as 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 He relates language to the fate of its nation， regarding that language is not only the root of a nation but also its nation’s cultural identity. Therefore， language is the link that unifies Asian nations to resist th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culture. Zhang Taiyan’s understanding on the oriental language，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of his oriental language and culture outlook， has a failry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Japane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ur study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Zhang Taiyan’s oriental language and culture outlook and Japan is considerably crucial and meaningful to realiz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n Zhang’s thought， and the complex configuration of oriental world at the time.
Key words：Zhang Taiyan；language and culture outlook；authentication； Asian alliance；Japanese imperialism
一 东方语言文字与“身份确认”
章太炎认为语言文字是一国的精神根基，“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1]（P61）。由此，章太炎将语言的存废上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语言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作为紧密关系一国人民文化认同和民族心理同构的纽带，语言亡则国家亡，种族灭。章太炎为强调语言文化在民族存亡中的重要意义，他以东方民族――印度亡国的教训加以说明。章太炎表达了对印度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推崇和仰慕，并以印度文字为参照，对中国的文字发音、起源等进行考证，他认为语言的产生是“不冯虚起”，而且“诸言语皆有根”，“皆以音为表者也”，并且“以印度胜论之说仪之，故物名必有由起。”而“其在人类亦然，异种殊族，为之特立异名。如北方称狄，南方称蛮、称闽，其名皆特异”，[2]（P31-32）他实际是指出因种族或地理位置的异同导致事物名称的不同。他还就中国、印度语言的发音特点和字型变化给出自己的理解：“中国以外，匈奴、西域、印度诸过国，虑无不有麻部者。声气凑微，发如机括，虽古之中何以外是？”“余观印度十二声势，音阿可反，此径直音也；阿音阿个反，此引音也……中国上世无引音，发声易直，固曰放郑声。”由此看得出，印度语言文化的博大丰富及章太炎对悠久的印度语言文化的熟悉程度，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辉煌历史文化的东方民族，却正遭受异族铁蹄的践踏，语言历史文化消亡殆尽，“梵文废阁，未逾千祀，随俗学人，多莫能晓。所以古史荒味，都邑殊风。”[2]（P8）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指出，印度因本土语言文字受到英殖民者的抑制，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力受到极大作用，“印度政府转入英人之手的后果，英帝国使英语而非波斯语成为帝国行政的官方语言，并且给西方文学以优于波斯语和梵语文学的地位作为高等教学的一种媒介，这个政策对印度文化史发生了重大的作用，正如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政策对俄罗斯文化史所发生的作用一样”[3]（P194）。另一国粹派人士黄节也关注到，英俄灭印度裂波兰，亦“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结果是“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4]。此期中国士人对异族入侵的手段似乎形成一致认识，“外人之灭我国也，必并灭其宗教、灭其语言、灭其文字”。
章太炎撰写鸿著，对印度沦为英殖民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主要用意在于“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5]（P363），望国人引以为戒，避免重蹈邻国印度之旧辙。印度与中国同为东方民族，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明历史，章太炎对印度文明也特别推崇和仰慕，而印度语言文化的悲惨近况让其受到极大刺激，这也让其对汉语言文字所面临的危险境地，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20世纪初，吴稚晖等人提出废除汉语，采用世界语的主张，欧西文字与此期国内大肆流行的日语一并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存亡提出了挑战。基于对印度语言文化的悲惨近况和本国语言境况的认识，章太炎的汉语存亡危机感愈发强烈，文化自觉意识和身份意识骤然倍增。他急于从本国文化传统中找到确认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标识，建构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因为“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关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6]（P332）章太炎确认，语言文字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身份”，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形成“文化认同”的纽带。章太炎撰写《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等文，斥责部分中国人士鼓噪用外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文的主张。他大骂这些人“彼欲以万国新语剿绝国文者……挟其功利之心，歆羡纷华，每怀靡及，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令已一朝堕藩溷，不得蜕化为大秦皙白文明之族。其欲以中国为远西藩地者久，则欲绝其文字，杜其语言，令历史不燔烧而自断灭，斯民无感怀邦国之心。”[1]（P50）指出这种以外来语取代汉语的急功近利的主张无异于自毁长城，无疑会削弱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削弱民族凝聚力，日语毕业论文，阻碍一国一族的历史文化传承。章太炎从中西方语言文字的发音、字的构造等方面入手，坚决反对用万国新语取代汉语，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明确指出：“不可贸然变革”，“身以己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7]（P647）他嘲讽“万国新语”只不过是“欧洲新语”罢了。[8]（P8-9）亨廷顿指出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次上认同文明”[9]（P4-6）。章太炎面对以万国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文化的汹涌进攻，他意识到以语言文字作为确认“文化身份”、建立“文化认同”的工具，关于保护东方民族文化传统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本质上，章太炎认为语言文字代表着一种文明的秉性，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身份，他看重的其实是语言背后的“国性”，“从根本上说，章太炎是以文化，而不是以血统来定位中华民族的”[10]（P147）。 当然，仔细略论此期章太炎辨种姓、亲日本、远西方的思想，除了与此期的大亚洲主义有关，还与此期的“黄祸论”息息相关。19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亚洲人=黄种人的共识。严复虽有赴英留学的经历，但他持黄种人=亚洲、白种人=欧洲的观点[28]（P86-87）。梁启超1897年6月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29]（P13）章太炎认为“天地以五大洲别生分类……故自唐尧以来，以里海乌拉岭为戎索，以绝亚、欧，以区黄人、白人。”[24]（P5）张之洞在1898年的《劝学篇》中说“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而亚洲人“同为黄种，皆三皇五帝声教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30]（P37-38）但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对黄白人种论的理解和接受，均与日本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早在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在他们的通信中鼓噪所谓的“黄祸”（德文为GelbeGefahr）。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则激化了西方人的黄祸恐惧心理。1904年，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旧金山的报纸中，表达了对“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与“庞大的中国人口之巨大劳动力”结合的巨大恐惧[31]（P163）。1905年，日本在对俄战争中获胜，令西方人更为恐惧黄种人的势力。德皇威廉二世大肆散播黄祸论；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大白色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巡航世界炫耀势力，并进驻远东地区保持警戒状态。而日本岛内，近卫笃/O发表世界范围内爆发种族战争的猜测言论，呼吁日本联合同种人，加强中国问题探讨，为黄、白人种的最终决战，未雨绸缪[32]（P113）。梁启超很快就对此做出回应，他在《清议报》的首刊上提出：“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然则吾之所愿望者，又岂惟平满汉之界而已，直当凡我黄种人之界而悉平之……以与白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33]（P83）甚至唐才常也认为“今则/V/V欧种与亚种争之势”[34]（P468）。另外，日本岛内流行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对章太炎的黄种人等同亚洲人的意识，起到了极大作用。法国学者拉克伯里提出，中国的黄帝起源两河流域的君主尼克亨特（Nakhunte），他后来率领巴克（Bak）部族人经昆仑山，东迁至中土而安居下来，“巴克”即“百姓”之意，为汉民族之前身。此一说法为章太炎、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广为接受。一定程度上，日本岛内传播的拉克伯里学说为章太炎种族观念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坚实了他对黄种人=亚洲、白种人=欧洲的认识。总之，世界政治格局令在日的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士，民族意识高涨，同时也诱发了他们亚洲人等同黄种人，应共同抵抗西方白种人入侵的观念。梁启超说：“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35]（P12）“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36]（P36）章太炎说：“夫自民族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37]（P98）在章太炎和梁启超看来，相对欧美诸民族而言，亚洲各族都是黄种，是一个大民族，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抗白种人的入侵。虽然，章太炎的亚洲同盟观有中国中心主义的特点，但在联合东方民族抵制西方文化入侵，维护东方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这一点上是有着可取之处的。
综上，章太炎以东方语言文字为纽带建立亚洲同盟对抗西方文化的思想与其种族之辨密切相关，而这种黄、白种人的观念和以亚抗欧的思想又与日本此期国内思想及章太炎的大亚洲主义有着莫大的联系。一定程度上，章太炎的种族观念、现实政治局势尤其是欧洲语言入侵的直接刺激促使章太炎在文化范围内选择优秀的东方语言文字作为与之对抗的有力工具和手段。同时，我们仔细略论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可以发现，章太炎以语言文化为核心建立亚洲同盟虽是为了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意志的现实需要，但从根本上而言，他是反对全面否定主体性文化本身，而主张在主体交互性的基础上，重构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联系。
三 东方语言文化观与“大日本主义”
近代中国人在走近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与非西方国家日本的接触成为他们重新认识西方、反省“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契机。一定意义上，日本是近代化初期中国人观测西方的最重要窗口。日本还是中国人观察世界、评价西方、把握自己国家的一面镜子。中国人正是通过认识日本进而认识西方，明白了“亚洲”和“世界”的概念，并进而有了对于世界的总体认识。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也是在其与近代日本政治文化的密切接触后，逐渐形成的。
近代日本人接触西方后，逐步形成日本人特有的“世界观念”，并先行于同期中国人形成西洋・日本・中国的思维模式。这种特有观念推动了日本近代化国家进程，也刺激了“大日本主义”意识的日趋高涨，日本人逐步形成强调“世界”之中的“日本”这一思维形态。甲午战争中，日本倾尽国力战胜老大中国，日本人的民族意识膨胀到极点。日本人在战胜中国后，内心深处滋生出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性，进而狂妄自大，自负到梦想一统亚洲，萌生将亚洲从西方白种人手中解救出来的“豪情壮志”。在这种民族心态下，蔑视中国、轻视中国文化的言辞在日本岛内风行开来。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就指出此期（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五十年间）日本人，“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chankoro）”[38]（P11）。幸德秋水曾记述道：“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极端地发展起来。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39]（P348）“大日本主义”意识在日本岛内的兴盛可见一斑，日本人进而出现蔑视亚洲国家或抬高欧洲的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发展到极端，就为后来日本岛内甚嚣尘上的“亚细亚一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诞生，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甲午战争前，日本羽翼未丰，对清政府实力尚存忌惮，不敢贸然与华发动正面冲突，以曾根俊虎为代表的日本人士提出“亚细亚连带论”和“兴亚论”，表面上支持中国抗击西方列强，日语毕业论文，实际上是妄图独自控制中国。甲午海战后，日本人的“大日本主义”意识达到顶峰，但尽管如此，日本仍没有独占中国的实力，陆羯南等人炮制“支那保全论”和“亚洲一体论”，掩人耳目，真实意图在与列强共同瓜分中国。上述“亚细亚连带论”、“亚细亚一体论”等理论极具欺骗性，蒙蔽了一部分中国人士，让他们对日本产生幻想，误以为日本亲善中国，轻信日本会支援中国，亚洲一体，共同对抗西方列强。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就与此期日本岛内的“亚细亚一体论”、“亚细亚提携论”密切相关。这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1897）、《上李鸿章书》（1898）等文中，可窥见一斑。章太炎认为日本与中国属“同种”，且在地理上有相依相偎之联系，互为依靠，“中依东，东亦依东，冀支那之强，引为唇齿，则远可以敌泰西，进可以拒俄罗斯，而太平洋澹矣。”这样一来，“庶黄人有援，而亚洲可以无踬”。[24]（P5-6）章太炎从亚洲人=黄种人的人种论认识出发，表现出“亲日拒俄”的思想，此思想似乎与日本黑龙会的早期目标达成了一致。日本黑龙会的“趣意书”这样写道：“展望东亚大局及帝国天职，为阻止西洋势力东渐，当务之急是对俄一战，将其从东亚击退，然后创建以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为一体的大陆经营的基础。”[40]（P245）章太炎亲近或者认同日本早期右翼团体、侵略扩张急先锋黑龙会的思想。这从章太炎与黑龙会人士的密切交往，可以得到证实。章太炎还对日本文化给予极高评价，“在亚细亚者，礼义冠带之族，厥西曰震旦，东曰日本，佗不得箸录。”[23]（P65）他对日本国民素质和社会新气象，予以肯定和公允评价，“日本维新以后，以新道德与旧道德相参，其奉法守节，胜于往古。”[23]（P155）鉴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欣欣向荣之势及心理上“同种”的亲和感，章太炎也由此相信东方民族会和日本一样，经过改革后走向强大。他对以日本为首的东方民族共同抵抗西方，充满了积极乐观的调子。章太炎早期的日本观，是非常模糊或者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
但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虽然从种族和语言文化角度出发对日本保持了较信任的态度，但其在建立亚洲同盟会时，并没有邀约日本加入。其中就与政治上的“大日本主义”发展使日本在各方面都产生了对中国的傲慢和蔑视态度有关。尤其是日本在探讨汉学上的轻蔑态度为对中国语言文化有着高度自信和积极提倡国粹的章太炎所不能接受。“大日本主义”的这种政治心理投射在学术上，就是一部分日本汉学者在西学“哺育”下滋生学术上的自负和傲慢心理，以及在探讨中国学问上的“舍我其谁”的心理优势。日本大正时期是中国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学转型的重要时期。日本汉学者吸纳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理念后，自信心日益高涨。他们摒弃传统以汉学为尊的思想，摆脱往昔盲目崇拜的心理，传统儒家汉学不再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学术探讨对象。因此，日本此期学者得以“轻装上阵”，放手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展开探讨和批判，明治至大正时期，日本学界批判传统汉学缺乏科学精神和否定传统汉学的声音，不绝于耳。如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受近代西学作用后，抨击中国传统学者治学缺乏科学意识。他在《观第一卷第一号之发刊宣言》中说，中国清代考证学者所做实事求是之学问，表面精致，实内容空疏，观点不充分，论证不完善，少比较探讨意识，弊端甚多，新一代中国青壮年学者对上述缺陷，亦深表认同。[41]（P130）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依靠西方科学史学措施审视中国上古史，提出了震惊日本汉学界的“尧舜禹抹杀论”。日本学者在与西学“接轨”后，颠覆以往的以汉学为主体的观念，并敢于对传统汉学思想发起挑战。那珂通世认为传统的中国史资料，如《元史》等，缺乏可信度，像《十八史略》等汉文典籍应该被抛弃，而且，他在《支那通史》撰写中积极引入西方的汉学探讨措施和探讨成果，并在叙述中国通史的过程中涉及到了包括蒙古、突厥、女真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内容。这较中国传统史学探讨无疑是跨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打破了传统儒家史学观，开创了新的中国史探讨范式。这对后来的日本中国史探讨家而言，具有示范引领性影响。而稍后的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讲述的内容就不仅包括中国还涉及到印度、中亚的历史部分，将传统仅以中国为探讨对象，扩展到整个“东洋”的范畴。正是这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科学理性精神，以及西方史学观念的强烈作用和刺激，日本史学家将中国史的探讨上升到“东洋史”的高度，中国史只是整个东洋史探讨的一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在整个“东洋史”探讨体系中的地位陡降。[42]
概言之，日本汉学人士伴随着“西化”的进程，他们“产生出来的另外一种趋势，是在许多日本汉学家的心底也渐渐生出一种对抗的乃至于压倒的意识，正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心理。”[43]（P106）而从此心理出发，“日本人做学问的措施都尽显不与中国人的一样，有意无意间有一种高于中国人的优越感”[44]（P97）。诚如王晴佳教授所言：“毋庸讳言，西方‘汉学’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45]（P80）此期日本中国学家的中国学探讨，也很难排除这种内心深处的隐因从中作祟。日本中国学家探讨中国学的背后，日本人这种重建亚洲新秩序对抗西方列强的心理，甚少为人提及，但却值得我们关注。谙熟日本文化的周作人就指出此期日本学术转型的真实背景，一方面确有出于学术和求知的目的，但另一方面的原因，“可以说为实用的，而其实用又是拓殖的准备。”[46]（P1-2）戴燕女士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发生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这样一种学术方向的转移，当然有它十分现实的背景。关于国力迅速增强的日本来讲，重建亚洲新秩序以对抗西方列强，包括走所谓‘日支提携’的路线，已成迫在眉睫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之下，对中国的近况及其历史，都需要在更广阔的亚洲视野甚或世界格局下面重做研判。”[43]（P105）
随着章太炎居日时间的长久，以及《民报》被查封，日本政界和思想界人士对中国不怀好意及其狼子野心，让章太炎对日本人的真实嘴脸有了清醒认识，他对日本的认识也逐渐变得理性起来。日本中国学界对中国文化的极端傲慢和蔑视的心理，使得他很难认同日本汉学家的中国语言文化探讨并给与积极评价。“日本几个老汉学家，做来的文字，总有几句不通，何况这位儿岛学士。”[47]（P31）“日本人自己的佛学，并不能比中国人深，那种华严教、天台教的话，不过把中国人旧疏敷衍成篇。”“日本人对着欧洲的学说，还不敢任意武断。对着中国的学说，只是乱说乱造，或者徐福东来，带了许多燕、齐怪迂之上，这个遗传性，至今还在？”[23]（P355）不难看出，章太炎对此期日本的汉学探讨是不屑一顾的，颇为看轻。他对中华文明有着高度的自信，充满了主体自身的文化优越感。这也是他在倡导以东方语言文字为纽带，团结亚洲各国建立同盟对抗西方的活动中，没有提及或邀约日本加入的重要原因所在。所以，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一方面与其自身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和此期日本岛内“大日本主义”民族情绪日趋高涨相关，另一方面，也正是“大日本主义”心态在汉学探讨上的傲慢体现，使得章太炎后期没有在语言文化层面上认同日本，而是保持了轻视的态度。 总之，章太炎东方语言文化观的形成和建立，以及以语言为纽带工具，团结亚洲国家抵抗西方的思想，近代日本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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