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时期大连都市文化与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日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日语论文 责任编辑:花花老师
更新时间:2017-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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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连中国人的文学创作活动，是诞生在殖民地深受五四新文化洗礼的产物，和日本作家的文学创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共同记录和见证了日本殖民时期现代性、殖民性相互交错的言语都市大连的影像与本质。关键词：日殖时期；大连都市文化；中国作家；文学创作中图分类号：I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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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2-0138-02一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在扭曲中打开的，而大连恰恰就处于这部历史的起点上。大连，自1905年起，到1945年，被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达四十年之久，受尽屈辱，日语论文题目，饱经沧桑。为了永久地占领大连，也为了满足殖民者奢华生活的需要，在日本人惨淡经营下，大连成为国内最先实现早期工业化的现代城市和商业、交通、金融比较发达的现代商埠，成为国内接受外来文化最早、最多的地区之一，在文化上完成了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在国内较早地形成了现代文化的新格局。但是，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大连不仅呈现出摩登都市的现代气息，在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背后隐藏的是歧视、剥削和压迫，是贫穷、痛苦和死亡。与中国人街、寺儿沟苦力居住区相比，可以明显感到“美丑的对比”，“贫富的反差”，“压榨与被压榨的对立”……，反差之大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出现在同一都市内的风景，会发现原来眼前美丽的摩登现代都市只不过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拼凑起来的梦幻而已。实际建设者――大批的苦力，付出艰辛的劳动，甚至生命赚来的却是微薄的收入，他们在破烂不堪的矮屋中苟延残喘。毫无疑问，摩登都市大连是殖民者的天堂，却是被殖民者的地狱。这一切，一方面构成了大连较早地接受现代文化和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基地，另一方面孕育了大连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奠定了在“五四”运动作用下，大连的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和曲折的表现形态。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大连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着天然的内在关系。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日本强迫北洋政府签订延长旅顺、大连租借期的《二十一条》就激起了大连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而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重要导火索就是反对“巴黎和会”通过的《巴黎和约》，所以说长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早已蕴藏着反帝风暴，很早就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化活动。1910年创办的报纸《泰东日报》在同盟会成员傅立鱼主编下，便已开始了反帝反封建、求新图强新思想的传播。在19世纪20年代，以傅立鱼为首的一大批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高举“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的旗帜，以《新文化》（《青年翼》）、《泰东日报》为阵地，创作发表了大量反映大连人民苦难、鼓励人们奋进的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进步倾向的现代小说、现代诗歌、散文、杂文、政论等著作，在积极传播白话文和新文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奠定了大连现代文学创作的基础。时任《新文化》主编的汪楚翘的中篇小说《恶果》反映了在新思潮作用下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最终仍被封建恶势力吞噬的悲剧，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社会意义。奉雪的小说《革命与爱情》，则直接描写了为追求光明不惜抛弃爱情和生命的青年革命者的形象。白话自由体的现代诗歌创作也一时兴盛，像歌颂“五卅惨案”中不幸殉难的烈士的宗爱光新诗《怎么死的?》，描写工人悲惨遭遇的东山的《可怜的工人》等。傅立鱼、汪楚翘、沈紫礅、安淮阴、陶然、侠夫等人所写的杂文、评论，笔调犀利，充满激情，针砭时弊，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战斗性。进入三四十年代，日本殖民者加强了政治统治和文化控制，大连地区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中曲折地表达对社会和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大连文学不仅没有衰弱，而且，呈现出繁盛和多元的形态，涌现出众多的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仅1933年到1935年期间有曦虹社、白光社、曙光社、响涛文艺社等60个文学团体。如1934年1月，石军、田兵、岛魂，渡沙、夷夫、也丽、曲舒、太原生等组织了文学团体响涛文艺社，日语毕业论文，并在《泰东日报》创办“响涛”文艺周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小说、评论等著作。三在“五四”新文学作用下，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在文学上突出反映了现代都市中存在的贫富差别、苦难与死亡，表现出对悲惨生活处境的控诉和对人的基本生活的期盼，表达了对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社会底层被侮辱被剥削民众的同情，在其中涌动的是深沉而强烈的反抗的冲动和仇恨的力量，包含着关于日本殖民统治罪恶的曲折的抗争。首先是反映贫富差别，对上层富人阶级的不满、憎恨与仇视，对穷苦百姓深厚的同情。如笳啸的《雨天》（《泰东日报》1930年3月4日）采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了贫富的巨大差距。在富家高大的门口，乞儿苦苦的哀讨。车里的阔太太笑看窗外飞驰的汽车溅起的雨水中狼狈不堪的车夫和行人。香冷的《阿保他们》（《泰东日报》1928年10月22日）书写了从山东逃难来的母女三人无家可归，在D市郊外一个小村落的村头茫然无助的处境。她们在城市街头已经流浪了几天，“眼看到市里有广厦千万间，甚至连富人的狗都有精美的小屋住。但是，她们就是打算在人家的屋隅街角勉强度过一夜，都是不许的。总是到处有人追，好像连富人街特有的街土，都怕被他们玷污了似的。为了找到安身之处，只好来到这村头。“最后，只有村狗吠向这边，和市里深夜狂浪享福的富人们归来汽车的吼叫声，在秋风中不住地传来。但又有谁能够想到这村头露宿的阿保他们呢？”这种不幸的命运，具有普遍性，不仅是难民，就连久住都市的店员莫不如此。在彤心的《痛苦》（《泰东日报》1928年11月27日）中，作者写道：“你不要看那成百间的新式楼房，多么美丽宏壮哟！可是店员的宿舍仍是一个容量三十余人的一处寝室。什么新鲜空气呀！清洁呀！卫生呀！在这里是没有份的。我们只有和猪窝里一般的肮脏与沉窒！当然细菌是这室内的唯一产品和活动者，可是正因为这样，我们也没有一个不受肺病的染指。”其次，表达对现实和社会的批判，抒发和宣泄反抗、复仇的情绪。如微灵的《天平气象》（《泰东日报》1930年8月12日）写黄包车夫的悲惨困苦的生存境遇，批判现实的贫富差别，发出了“旧世界要在这生活追求急剧化的阶级意识觉醒中崩溃”的呐喊。秋痕的《未别以前》（《泰东日报》1930年9月16-30日）坦露出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迷茫的反抗意识，发出内心的控诉和咆哮，“被供咀嚼的弱者呀！振起固有的精神，鼓起来尽有的血力，喊醒尽有的同伴，杀死所有的恶魔！”波侠的《阿芳的一生》（《泰东日报》1930年9月13日）“我”在医院里相识了一个来自乡村的女子，天真、真诚，“我”应了她的请求而同居。之后，种地，养家禽，又加上生了一个孩子，二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但是，一天，阿芳进城，晚上却未见归来，原来是进城杀死了县长，为父母亲报仇雪恨，然而，她的头悬挂在城上，只留下一封永别的遗书。笳啸的《献血》（《泰东日报》1930年8月12日）中平素做工殷勤，待人和蔼的阿李，不满不公平的世道，憎恶贫富差距悬殊的现实，选择另一种反抗方式――自杀，以反抗虐待他的工头，在他留下的遗书里，表示不愿过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希望他的血能暗示给人希望的光明。再次，揭示和批判愚昧和麻木的精神状态。与上述著作略有不同的是丁焕文的《生命的断送》（《泰东日报》1930年8月17-18日）。这篇著作不仅反映了底层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悲惨，更深刻的地方在于书写了周围人们的冷漠、隔膜和无情，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黑暗的社会现实，而且直戳人的精神世界，明显地带有鲁迅所代表的现实批判的“五四”文学传统。故事描写的是一个卖饼的老人，每天为饼铺卖饼，一天遇到一个好心的青年，全包了他的饼子，而且，找的钱也不要。老人并不理解年轻人的做法，向饼铺的人们述说此事，却引起了伙计们的忌恨和老板的戏弄。店铺老板用一张一元假钱偷换了老人垫付的本钱来欺诈老人。无钱偿还本钱，老人痛苦已极，憎恨起好心的青年来。在炎炎烈日下老人昏迷到下，然而，周围卖瓜和吃瓜的人们先是冷嘲热讽，随后又把吃剩的瓜皮抛到老人的身上，哄笑中各自欢快地散去。老人死去，却无人埋葬，连警察发现也远远躲开，最后尸体腐烂，被野狗扯走。这一切恰恰和大连的日本作家的关于现代都市的浪漫生活和殖民体验的文学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殖民统治下大连的社会黑暗，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揭露了日本作家所写的繁华、摩登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之上，在繁华的背后是贫穷、苦难和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连的中国作家的文学和日本作家的文学创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共同记录和见证了日本殖民时期现代性、殖民性相互交错的言语都市大连的影像与本质。参考文献：[1]黎生、蓝升.曙光：殖民统治时期大连的文化艺术[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9.[2]李振远.大连文化解读[M].大连：大连出版社，2017.[3]竹中■一.大连历史散步（大■史散■）[M].■星社，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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