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了对珍珠港的偷袭，与美英之间的全面战争由此揭开序幕。12月8日，日军越过外白渡桥等，占领了苏州河以南的由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强行接收了英美的资产，其中包括位于四川路桥南侧的香港路117号的英商资产密林顿出版印刷企业，这正是名取洋之助（1910―1962）觊觎已久的理想机构。8日当天，在日军的后盾下，他向该企业的英国管理者宣布，企业已被陆军报道部所管辖，本人受命来此地主持经营，明日进行资产权利的交接。
中国论文网
12月9日，在香港路的原址上挂出了“太平出版印刷企业”的招牌，宣布了这家以军部报道部为背景的兼具印刷功能的出版企业的成立。底层是印刷车间，三楼的编辑部共有150平方米，相当宽大。名取的实际身份是委托经营者。
同时，名取从上海前往南京拜访了这时候在仕途上颇为自得、担任宣传部专门委员的草野心平（1903―1988），期望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
1942年春天，草野将来到南京不久的作家佐藤俊子（1884―1945）介绍给了名取。名取专程赶到南京会见这位曾在明治后期的文坛上享有盛誉、在岁数上完全可以当他母亲的女性。经两人的商议，佐藤俊子答应到上海去为太平出版印刷企业编辑出版面向中国妇女的中文刊物《女声》。
作家与演员
佐藤1884年4月25日出生于东京，在念小学时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在耽读翻译侦探小说的同时，还专门去学习古典舞蹈和插花等，从小聪颖过人，在中学时从一年级直接跳入三年级，并对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自己尝试着撰写少女小说，还学习俳句的写作。18岁时考入日本女子学院国文科，翌年拜当时极负盛名的小说家幸田露伴为师，成为正式的入门弟子。20岁时在《文艺俱乐部》上发表了她的处女作《露分衣》，后来又以《绝望》去应征《大阪朝日新闻》的悬赏小说，获得了实际的一等奖，于是声名鹊起，成为明治末期和大正年间受人们关注的女作家，她的成就也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注意。周作人在1943年底时回忆说：“在二十年前我们（指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引者注）编译《现代日本小说集》的时候，序文中说及原来拟定而未及翻译的几家，即有佐藤女史在内，可是后来第二集不曾着手，所以终于没有译出。”1929年张资平翻译出版了她的著作集《压迫》。在此前后，她还常在每日派的文士剧以及东京座上演的《户津川合战》等中粉墨登台，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女演员。佐藤感情盈沛，除了与美国归来的田村松鱼成过婚外（一时也以田村俊子而出名，1914年作用甚大的《中央公论》6月号还出过“田村俊子论特辑”），还屡屡与其他男性坠入爱河。
1918年跟随情人、曾是朝日新闻社社会部记者的铃木悦前往加拿大，主要定居在温哥华，日语毕业论文，并在1923年与铃木正式结婚，在北美度过了将近十八年的岁月。
1936年3月底，她回到了阔别的祖国日本，与宫本百合子、佐多稻子等曾经的无产阶级女作家交往频繁，试图重返日本文坛，也发表了一些著作。但很多人已经不记得当年曾经风靡一时的这位女作家了，她自己几乎也没有璀璨响亮的著作来回应文坛。倒是她对妇女问题还是一如既往的关注，在《妇人公论》等上发表了《话说世界女性的生活》、《对日本妇女运动的考察》等文章。
开启中国因缘
1938年12月，在日本国内难以获得发展的佐藤，从中央公论社获得了两千日元的经费，以其特派员的身份，从福冈坐飞机前往上海，这一年她55岁。她准备在中国体验一段生活后，撰写一部相关的长篇小说，以此来正式复归日本文坛。此前她与中国的因缘很浅，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她几乎没怎么接触过中国。如今，大半个中国已经在日本人的占领之下，陆军或海军的报道部在铁蹄横行的同时，还试图营造出一种日中亲善的气氛，来安抚和迷惑沦陷区的中国民众。处于如此境地的佐藤，似乎也愿意借助军部的力量，在自己关切的领域做点什么。
上海，正是她开启与中国因缘的实际切入口。
在上海大场机场降落后不久，她就寻找各种机会来观察在上海的中国劳动妇女的生活状态。她在南京、镇江、扬州、杭州一带作了考察旅行，还单独在上海采访了准备“还都”南京的汪精卫，汪与她大谈自己对洪秀全的看法，并出示了许多自己旧日的诗作。此后经青岛等地前往北京，在北京生活了一年多，但在事业上难以有所成就，不免内心感到苦闷，与佐藤有所交往的周作人回忆说：“民国二十八九年顷她到中国来，最初是在南京上海，中间曾来北京住过些时，我看见她就在那时候。她几乎没有什么事做，觉得无聊，曾说想写西太后的故事，又想教书，却都没有成功，这大概是民国三十年的事吧。”佐藤仍然想回到南方。1942年2月，她携带了朋友的介绍函，到南京会见了草野。据草野回忆，佐藤一开始并未直接寻访草野，“那时，她带了元社会党议员的介绍函来的。在把介绍函交给我之前的田村俊子，来到了宣传部，直接会见了林柏生。于是林柏生的秘书来到我的房间，说是部长请你去一下。于是我在林柏生的房间里第一次见到了田村，那时叫佐藤俊子吧。问了她各种问题，她说她已不想回到北京去了，想呆在南京或上海。可是在南京，并没有可以供她谋生的合适的工作，于是向她介绍了名取洋之助。”佐藤向草野表述了自己想在促进中国妇女的自立进步方面能有所作为的愿望，这与草野的想法也十分吻合，他想到了自己担任顾问的太平出版印刷企业，于是将名取召到了南京，促成了两人的相识。当名取与她谈及准备出版一种面向中国女性的杂志时，可谓正中她的下怀，当即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她本人也希望能去上海生活。于是名取邀请她来上海担任杂志的主编，并获得了日本“驻上海总领馆”“嘱托”（即特约人员）的身份。
创立《女声》
为筹备杂志的出版，佐藤不久即坐火车前往上海，开始时居住在名取他们原先“国际报道工艺中华总局”所在地的皮亚斯公寓，后来迁居至北京路（现北京东路）157号的北京大楼。这是一幢具有巴洛克风格的红砖建筑（至今仍然幸存，外观被修葺一新），总共四层，佐藤居住在四楼的17号房间，一直至她去世。在她病故后去其寓所整理遗物的草野这样记述楼内的情形：“她住在四楼，楼内没有电梯，昏暗的楼梯上结满了蜘蛛网，随处可见斑斑痰迹和纸屑，想起年过六旬的老太太每天要攀登这样高的楼梯，一个人独自做饭的情景，我心情再次黯然了。” 好在北京大楼距太平企业所在地的香港路很近，沿虎丘路向北，步行在五六分钟的距离。虎丘路原来叫博物院路，沿街矗立着一幢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大楼，是原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分会的所在地，楼内四五层是高两层的大厅，原为博物院，故有此名，1943年改虎丘路至今。香港路117号太平出版印刷企业的三楼，在佐藤创刊的女性杂志诞生之前，其时已经设立了以室伏克拉拉（1918―1948）为主编的《新少年》杂志编辑室和以三井为主体的《长江画刊》编辑室。当然，这三人中，佐藤在文坛的资格是最老的。
经过大约两个月的筹备，1942年5月15日，以佐藤为编辑者的中文女性杂志《女声》创刊号问世了。佐藤在编辑者中出现的名字是“左俊芝”，不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人。在相当于发刊词的《我们的第一声》中说：
《女声》第一次和读者见面，当然也是“初试啼声”的时候，不过在这沉寂已久的中国文坛，尤其是妇女的出版界――我们在很短时间内，想我们的第一声能使每个读者都认识本刊是“独一无二”的刊物，我们当然不敢武断，然而，至少我们是不断努力，要在这次第一声之后，贡献出许多不同的声音，使我国妇女界得到真正崇高的地位。
“女声”两字做我们刊物的一个名字，在这第一声发出时，不能不有所说明，请大家认真地了解而随时加以合作和指导，帮助我们完成创办这个刊物的初衷。我们的《女声》就是中国妇女界的声――亲切点说起来就是“你们的声”。“女声”含有三大意义：――（一）乃妇女呼声，（二）为妇女而声，（三）由妇女发声。
上文的执笔者，按常理应该是主编佐藤，但佐藤本人不谙中文，很有可能是克拉拉将日文稿翻译成中文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通晓日文的中国人最后成文的。中文的表述，多少还有些生硬。创刊号上开设了“评论”、“世界知识”、“妇女与职业”、“修养”、“所见所闻”、“卫生”、“娱乐”、“文艺”、“家政”、“戏剧与电影”等栏目，以后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格局。从最初的几期来看，几乎没有政治色彩，较为出色的是“文艺”和“戏剧与电影”专栏，据当时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丁景唐的记述，文稿作者的许多人都与当时的中共地下党有关，“根据党的对于敌占区的工作方针，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办的刊物或别的刊物投稿，楔入敌人宣传阵地，在当时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
而长期协助佐藤编辑刊物，并与佐藤在北京大楼共同生活了一年零七个月的关露（1907―1982），就是潜伏在敌伪内部的中共党员。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原名胡寿楣的关露，16岁时到南京求学，1928年考入中央学院哲学系，不久转入文学系，与后来成为小说家的欧阳山、张天翼等相识，开始学写文学著作，1930年发表处女作《余君》。后离开中央学院来到上海，在1932年加入了左联和中国共产党，参加实际的革命运动，同时撰写诗歌和小说，她还是左翼作家叶紫（鲁迅曾为他的小说《丰收》作序）加入中共的介绍人。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939年关露在香港接受廖承志和潘汉年的指示，打入敌伪组织。1942年，关露又奉中共的指示进入《女声》编辑部。关露是何时、如何进入《女声》，又是经谁介绍认识佐藤的，当前所能看到的文献似乎都语焉不详。不过从创刊号上即已刊登了关露撰写的四篇文章（据丁景唐的回忆文，“芳君”、“芳”和“蓝”都是关露的笔名）来看，关露应该是与佐藤一起参与杂志的创刊筹备的，此后也是在该杂志上发表著作最多的作者之一，尤其是“戏剧与电影”专栏，大部分文章出自她的手笔。中共指派关露打入《女声》的初衷，是期望通过具有左翼倾向的佐藤找寻到日本共产党的线索，再经由日共来获得相关的情报。但实际上日本共产党在昭和初期经过了日本当局的连续严厉摧残后，共产党的领袖纷纷入狱并转向，共产党组织基本上也已全面瓦解。佐藤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但严格而言，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也从未在组织上与日共发生过联系（有一种不确定的说法是她在北美时曾加入过加拿大共产党），对于佐藤的政治态度，当年曾在上海与她有过较多交往的作家武田泰淳和阿部知二做过如此的评价。武田说：“我不知道她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否只是肤浅的表层，但我相信，如今依然留存在她内心的、一种憧憬般的东西，是真的。”阿部略论说：“在加拿大时她究竟有多积极地信奉共产主义，令人怀疑。倒不如说是信奉一种广义的社会主义吧……我觉得，直至去世，在她身上，可谓同时混杂着感觉性的唯美主义和知性的社会思想吧。”不过，她在中国的活动，在经济上始终得到了日本军部的资助，也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她与日共有组织上的联系，因此关露不可能通过她来与基本上已不存在的日共发生联系。
“把我葬在上海”
在战局岌岌可危的状况下，太平出版印刷企业本身的经营也江河日下。一度名取还努力想和岩波书店合作，在上海印刷出版岩波文库的出版物，岩波方面也曾派员来详细考察，但其时这一可能性已经很弱。军部已经决定，《长江画刊》在年内停刊，室伏克拉拉主编的《新少年》也前途莫测，而一直声誉不错的《女声》，则遭到了一个重大的变故：主编佐藤俊子因脑溢血突发而溘然去世。4月13日，陶晶孙在自己的寓所举行晚餐会，邀请佐藤等一起来餐叙。8时左右佐藤辞出，坐黄包车沿北四川路回北京大楼，途经昆山路口时，突然昏倒在车上，被路人送至附近的医院，而佐藤则一直昏睡不醒，翌日早上人们自其手提包中发现太平出版印刷企业以及日本大使馆等的关系地址，于是电话告知有关方面。身居南京的草野心平，17日从日本大使馆那里获知佐藤病危的消息，其时他的家人已陆续返回日本，他将一个自东京来他家寄居的患病友人送到名取的家里，一人坐夜车赶往上海，抵沪后才得知佐藤已于16日上午病故，当天即有她的葬礼。“葬礼在日中两国友人的张罗下在虹口的本愿寺举行，规模盛大。在堆满了花圈的现场，内山老人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笑说，我们若死了的话，恐怕就没有这样大的场面了，死得正逢其时呀。那时战败的预感已经在我们身边迫近了”。葬礼名义上是日本“大使馆”、汪伪政府中央书报发行所和太平出版印刷企业共同举办的。生前，佐藤曾对将病逝的妻子安葬在上海静安寺墓地的内山完造说，我死了后也帮我葬在上海，不料竟一语成谶。在停了一期之后的第4卷第1期上，陶晶孙、内山完造和草野心平等都发表了悼念文章，其中以关露所写的《我与佐藤女士》情谊最为真切：
我认识了她三年，和她在一起工作了三年，和她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年七个月。人人说她怪脾气，我以为只有像她这种怪脾气，才是最近人情的人。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就没有追求，没有追求就没有失望，没有失望，就没有恨没有怨。也没有苦闷……
有理想的人，情形就相反。他们想得太多，爱得太多；爱得太多，恨得也就太多。而且，他们多愁善感，神经敏锐。他们关于生活苛求，关于世界也苛求，他们不以为世界是天生的。他们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也不满意别人的，替自己忧愁，也替别人忧愁。这种人生在现在的世界里，非有怪脾气不可！佐藤女士就是因为这样而有了怪脾气的人。她懂得爱；她爱花，她爱美，爱艺术，她爱儿童，爱朋友，爱自然，爱她的祖国，爱世界和人类。
她常常和我一起走在街上，日语毕业论文，看到一群肮脏的流浪孩子，她却在他们的脸上发现了天真和纯洁，她望望他们，笑一笑。孩子们走过去了，她又回过头，笑一笑，像一个母亲……
她白日里干她的编辑工作，晚上回家做饭。早上，有太阳的时候，她站在看得见太阳的窗子面前洗衣服。
冬天她在冰冷的水中淘米切菜，却依然时时关心着同住的关露：“如果这时候我走进她的房去，她就会问我：‘你冷吗？你有开水吗？从我这里夹些火去吧。’有时候，黄昏或晚上，她敲敲我的门，拿来一包糖果和一些配给的东西递给我，我就知道，她是刚从外面回来。”
佐藤的这些侧面，往往是那些泛泛之交的人所不了解的。关露的这些记述及对佐藤的评价，未必是非常时期的应景文字，多出自她的内心。40年代与《女声》联系密切的作家丁景唐回忆说：“据关露同志1980年告诉我，佐藤俊子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女作家，是她的真心朋友。”1980年，已是关露可以敞开心扉说真话的年代，“真心朋友”，确是她当时以及一生的内心感觉。佐藤病逝后，关露接手编了两期，1945年7月出了最后一期。遗憾的是，关露虽在抗战胜利后立即被中共党组织转移到了苏北，1955年开始却因“汉奸”嫌疑屡受审查并被捕入狱，直至她去世的1982年才获得平反。
1961年，由草野心平题字的田村俊子文学碑在北镰仓东庆寺内落成，同年设立田村俊子文学奖，1988年，三卷本的《田村俊子著作集》在东京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