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战后日本战争文学一直在矛盾中挣扎，既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加以揭露批判，在创作中表达反战思想，又对历史暧昧地进行淡化模糊处理，转移侵略罪责。本文对战后二战文学的这一矛盾心理进行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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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本 战后文学 矛盾
在战争刚刚结束，日本政府最需要对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负起应有责任，定下反思和批判基调的关键时期，日本战后文坛充满了具有相互攻击性的派别争斗，从而导致日本战后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对侵略战争客观、准确、公正、能够占居主导性的理论观点，这导致本应对侵略战争罪行进行彻底揭露和深刻批判的文学导向偏离了正确轨道，也决定了日本战后战争文学对法西斯战争的暧昧态度。日本民主主义文学作家、评论家等围绕着“政治和文学”、“转向论”、“知识分子论”、“世代论”等对战争罪责等问题展开了分别以《近代文学》和《新日本文学》杂志为阵地一轮接着一轮的没有结论的论争。
在日本战后早期文坛上，有作用力的作家很多，他们中有曾经为军国主义服务的经历，从服务于侵略战争直接转化为揭露批判战争；有的为了掩盖战争期间从事法西斯文学经历，他们虚构了“艺术抵抗”行为；有所谓的“艺术抵抗”，是为美化日本文艺界在二战中的帮凶行径而杜撰出的概念。在战争中，创作只要不提及、美化和鼓励战争，就是对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抵抗。京都三一书房还出版了在战争期间进行过“艺术抵抗”的作家著作《日本抵抗文学选》（1955年），而书中所列的广津和郎、德永直和汤浅克卫等作家都有过军国主义御用文人的经历，是一些应该，日语毕业论文，却没有对侵略历史深刻反省的人。当战后日本所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相对好转时，其中一部分人又变回原有立场，如石川达三、佐藤春夫等。曾经军国主义御用文人的经历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在对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揭露和批判上显得底气不足。
二战期间，在日本法西斯在高压政策下，特别是1933年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被严刑拷打致死和佐藤学、锅上贞亲发表“转向声明”的作用下，许多进步人士纷纷发表“转向声明”支持“国家政策”，日本文坛出现了一个所谓“转向时代”。战后日本文学深刻反映了这一时代主题，如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椎名麟三的《在沉重的潮流中》。专制统治控制文人思想，而其著作又毒害与钳制普通民众观念，就意味着许多作家与日本民众也参与了侵略战争。战争不仅给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而且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种既是帮凶又是受害者的身份形成一个矛盾体，决定了他们以日本民族主义立场和日本文化中“耻感”观念来认识、反思和评价这场战争。因此，战后日本战争文学必然具有某种矛盾性。既有对法西斯军国主义专制及对侵略战争的揭露与批判，又在某种程度上宣扬“日本受害论”的思想；既反战，还对战争罪责进行回避、淡化与模糊处理。
出生于战后或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作家虽然没有经历过和参加过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但在暧昧的反思氛围作用下也同样成为矛盾体。大江健三郎（战争中他还处于儿童期）在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借主人公口说出：“战后的这些纷争，双方都有责任。”由侵略战争带来的战后作用被推卸责任淡化成了“双方都有责任”了。淡化、模糊侵略战争罪行可以说是战后日本战争文学著作普遍表达出的主导思想意识。
神道教相关于中国唐代传入日本的佛教和战败后由占领国美国扶持起的基督教讲，可以说是日本的本土宗教，它塑造了日本民族的气质秉性和文化特点，对日本社会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发展有着深刻作用，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和战后日本国民对战争认识错误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日本历史上，神道教从始至终隶属于不同时期统治者的掌控之下，是不折不扣为政治服务的宗教信仰，独特的发展过程使之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理念。神道教的本质和核心最重要的一点是尊崇与当权政治紧密关系在一起的皇国主义。田宫虎彦在小说《画册》里描写主人公的父亲听人说自己的儿子“是因为被俘虏过才被枪毙的，老爹爹临死以前还不断地喊：对不起天皇呀，对不起天皇呀！”可见在日本国民心中天皇就是最高权威，天皇就是国家的象征，信仰天皇就是热爱日本，无视天皇所代表政权的罪恶，相信“大东亚共荣”的谎言和否认至高无上的天皇的种种罪行。在对军国主义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态度暧昧的文学理念的指导下，战后日本战争文学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淡化、模糊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和掩盖侵略罪行的意识，井伏鳟二的著作《摇拜队长》被认为是“日本战后文学中揭露天皇制的一篇力作”，但他不是把发生战争的原因归结于法西斯军国主义统治，而是归罪于偶然，并在书中称侵华战争为“大陆战争”，达到淡化战争侵略性质。更有极端右翼势力所作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等著作极力否认甚至歌颂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行径。
战后日本战争文学中关于侵略战争主要是在强调战争带给日本本土和日本国民本身造成的创伤，如梅崎春生的著作《樱岛》、石川达三的《风雪》、大纲升平的《野火》等。首先，战后日本文坛缺少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罪行进行批判和反省的意识，少有著作提及侵略战争受害国的深重灾难。战争体验文学的许多著作不止描绘出战争给日本人生活上的困苦，更着重表现战争给日本人造成的巨大心理创伤，表达了“日本受害论”思想，模糊了侵略战争责任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战争的确是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无法忘记的心灵创伤。另一方面是1945年8月，为了促使日本法西斯不作困兽之斗，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近30万日本人顷刻毙命。战后，日本作家创作了大量以原子弹轰炸为题材的著作，出现了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原爆文学”，主要有原民喜《夏天的花》、《毁灭的序曲》，大江健三郎的《广岛礼记》等。但他们不提及原子弹轰炸的缘由而只描写原爆后灾难性的后果，使日本看上去是很“受害”的。其次，在战败体验文学中表现出来反战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哀婉地表达反对的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如在《风中芦苇》下卷中描写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日本的反战者没有长舒一口气，感到由衷的高兴，而是感到伤心愤慨。
美军是几千年来第一次踏上日本本土的敌国军队，占领体制使日本本土文化与美国外来文化发生剧烈碰撞，激发出日本民族主义和反抗意识，反抗战后文学既有对占领军专横、战后社会现实的不满，对全盘倒向美国、盲目崇拜美国文化的辛辣讽刺，又有重新审视战后日美联系的著作。战后派、无赖派、第三新人类和太阳族等先后出现的文学流派都有大量这种反映社会现实的著作出现，如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大江健三郎的《绵羊似的人》《冲绳礼记》等。这种对战后社会现实的揭露由于不是建立在对侵略战争认真反思和正确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并不能给日本人民以类似德国那种全面、彻底认清法西斯侵略本质的历史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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