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文学者” 大江健三郎的语言环境 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日本战后文学的兴旺，在于时代不断涌现新人。大江健三郎生于1935年，他家在日本爱媛县中部的边缘山区喜多郡大濑村(现为内了町大濑)，周围是群山峻岭。他6岁入国民小学，当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上国民小学五年级(10岁)时日本投降。据大江健三郎回忆，他在国民学校接受的是天皇主义教学，几乎每天都受到校长或教师的打骂。从学校回到家里，他从祖母或母亲那里受到的则是另一种教学方式。祖母和母亲经常给健三郎讲故事，故事是有关村子里发生的农民起义风潮。少年时期受过皇民教学、并在祖母和母亲熏陶之下长大的大江健三郎，后来在几部小说中描绘了农民起义风潮，对人物刻画下了很大功夫。 在《迟到的青年》(1962)这部长篇小说中，日语论文，大江描写了一位受天皇主义教学的少年的成长经过。这位少年在幼年时，父亲常给他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并教训他好好锻炼身体，长大后好去当兵。少年听了父亲的话后平时走路改为跑步，打扫教室时总是搬动重的桌椅。而指望少年去当兵的父亲去世后，日本战败的消息传到村子，少年死也不信。他还认为：“哪是战败，简直是瞎说!还说天皇陛下播放了战败宣言，尽是胡说八道。”少年执迷不悟，还挺天真地想到：“只要天皇活下去，自己宁肯去死也无所谓。”这个少年的行为实际上是出于对天皇恐怖心理的一种反应。大江健三郎通过这位少年的成长，描写了日本战后初期丧失绝对的天皇伦理道德观后所产生的思想混乱。这部小说充分发挥了大江文学的寓意性和丰富的想象力，特别是在人物刻画上具有象征性。这也说明大江文学与战后派文学不同的措施，显示了大江文学敏锐的思想性。 残疾儿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 1963年初夏，大江的大儿子诞生了。新生儿脑部患先天性障碍，生命岌岌可危，通过手术才保住了一条命。但新生儿一直到五岁从未开口说过一句话。三岁时，大江家属发现孩子对收音机播出的鸟叫声有反应，于是设法找来各种各样的野鸟叫声的磁带给孩子听。六岁时，大江一家去避暑胜地北轻井泽度假。一天傍晚，大江带着孩子出去散步。当走过一片白桦树林时，林问传来了清脆的鸟叫声。这时骑在大江脖子上的孩子嘴里吐出了一句话：“那是秧鸡!”。于是“森林的奇迹”便发生了。大江顿时欣喜如狂，自此以后开始了对孩子的会话训练。经过三十多年的钢琴练习以及作曲训练后，大江光成了一名作曲家，活跃在日本音乐界。当光君三十岁之际，大江曾有趣地问他今后有何打算?光君沉思了片刻，幽默地对着父亲说：“家里还有多少抄写乐谱的纸?”光君的语言能力与四五岁小孩一样，平时无法应用语言来思考表达。另外他的运动神经机能也有缺陷，四十多年来，只要大江健三郎不外出，每天晚上十二点都会定时扶起孩子去解手。 1964年，一部描写新生儿脑部患先天性障碍的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问世了。作者在这部小说“后记”中这么写道：“迄今为止自己所写的小说中，含着欣慰的心情去重新阅读的著作为数并不多。《个人的体验》显然是一部充满了苦衷体验的著作，我本人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也许可以这么说，写了这部青春小说，给我自己带来了彻底的净化影响。这一力量，在我年轻时曾鼓舞过我。那是在初夏的某一天，我一边在写这部小说，一边却绝望地俯卧在床上……”这部小说虽并非描写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但小说构思独特，手法新颖，作者应用超现实的手法在人物刻画上有了突破。 在创作《个人的体验》的同时，大江访问了原子弹爆炸地广岛。之后，著名的长篇评论《广岛札记》(1967)问世。这两部著作同年写作，但风格完全不一。前者是描写个人内部的心灵世界，后者是面向全世界的著作，并揭示了核武器存于世界的威胁性。这两部著作成为大江文学的转折点，自此以后他开始了新的创作旅程。 1990年，《文学界》杂志连续登载了采访大江健三郎的文章《为了珍爱未来的人们》。在这篇报道中，大江对自己的文学旅程作了划分。第一期为《剥芽击仔》(1958)、第二期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8)、第三期为《同时代的游戏》(1979)、第四期为《聆听“雨树”的女人们》(1982)。小说《同时代的游戏》问世五年之后，大江健三郎曾说过，迄今为止这部小说是他最为重要的著作。小说由六封长信构成，是一位青年写给他的孪生妹妹的信。青年名叫露己，妹妹名叫露已，人名带有时代烙印。这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是一位有俄罗斯血统的日本神官。小说中的青年出生在日本某山谷的一个穷乡僻壤。他们为了争取乡村独立，与日本帝国展开了长达五十日的战斗，最终遭灭亡。青年的妹妹则是一个性放纵者，为了援助乡村独立运动竟然渡海去求见美国大总统，后逃脱中央情报局之手却患癌回到乡村，竟胡言要投海自尽。《同时代的游戏》的思想背景，实际上是针对三岛由纪夫所提出的“文化天皇说”(1968)。大江应用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手法和其它的文化理论构思了这篇小说，以此来对抗三岛之说。小说以寓意手法描写了乡村与天皇制国家的对立，突出了边缘文化特色。小说人物刻画并不细腻，粗读之后给读者第一印象好像是混乱。然细读之后便会发觉粗犷的想像力为小说特色。其大胆的构思和人物刻画的形象化，可以说在日本现代文学中也是破天荒的。 这部小说的新颖构思与大江健三郎在墨西哥的学院讲学也是分不开的。1976年4月至7月，大江受墨西哥最高学府萨尔瓦多大学(KOREHIO MEHIKO)邀请去讲学。他在一篇题为《女性的唤醒力》(1978)文章中提到：“我住在墨西哥市的公寓里重读了自己的几部小说。以前我所描写的女性与其说是具体的形象，倒不如说有点象征性。描写得如何是另回事，多少带点神话色彩吧。……对我来讲，女性在想象力中起决定性影响的便是‘惊讶’。”大江还提到，在文学创作中令人震撼的女体原型为阿摩斯・图图欧拉小说中出现的非洲民俗神话象征的女人巨体。此女体为一名女人部族酋长，在她身上寄生着所有的部族人，男女老幼像蘑菇似地大大小小挤满在女体身上。吃喝排泄都在上面，所以女体浑身奇臭难闻。此女体当为生命源泉之象征。 1982年7月，小说《聆听“雨树”的女人们》问世。这部小说由五个短篇所构成，叙说者的“我”与作者等身，他的妻子与身体障碍的孩子同为小说人物。这部小说是作 者于1977年10月在夏威夷学院参加为期两周的文化讲座之后构思的。小说叙述措施带有“私小说”色彩，但非私小说。雨树是小说叙述者“我”的想象中的宇宙之树。“我”把这棵雨树设想为生长在夏威夷的一个精神障碍者设施的院子里。这棵巨大的“雨树”，树龄达几百年，枝叶郁茂，生机盎然。树叶上的雨露昼夜不停地往下滴落，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生长在丛林中的这棵巨树，好比是一个隐蔽所，它为心灵创伤的人们提供避难场所。小说中出现的人物都生活在现实中，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心灵上的创伤。“雨树”是再生的暗喻，亦是死亡与生命的象征。而核武器则意味着死神的降临。小说企图通过宇宙幻想来挽救人们的心灵创伤。 思想家本雅明曾指出：“对过去所有一切的意象，如果现在不作与己相关的认识，将会永远消失无法挽回。”(《历史的概念》)大江文学中出现的各种形象皆与想象力密切有关。大江健三郎不仅从拉丁美洲文学中得到了粗犷的想象力，他也从中世纪的画家克拉纳赫到近代的怪诞画家弗朗西斯・培根，以及勃莱克、叶芝等作家、诗人那里汲取了丰富的想象力，并丰富了小说构思。 大江健三郎的批评，语言犀利而幽默，才思敏捷。1994年10月，国际日本文化探讨中心在京都举行了《日本探讨・京都会议》。大江健三郎作了专题讲演《世界文学能成为日本文学吗?》。他将日本现代文学划分为三个流派，第一流派为：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以及三岛由纪夫；第二流派为：大冈升平、阿部公房以及大江健三郎；第三流派为：村上春树、吉本香蕉。其中，第一流派除了川端康成之外，最孤立于世界文学；第二流派是向德法文学、英美文学以及俄罗斯文学学习的；第三流派的著作则销售最广，是第二流派的两百倍。这样划分并非毫无道理，从中可知战后文学迥别于传统小说，也即战后文学的艰难非同一般。而第三流派则显示了亚文化群的作家特色。 1994年10月，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他来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固然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则是残疾儿的一生。这年日本NHK广播电视台播放了大江健三郎与残疾儿的生活片段，在日本引起了极大反响。这年夏天，在原子弹爆炸之地广岛举行了大江光作曲演奏会，大江家属和光君共同出席了这次演奏会。在此之际，大江陪同孩子参观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当光君平生第一次目睹到原子弹爆炸的凄惨情景以及残忍的死者照片时，他不敢目视。在一旁的大江一边鼓励他，一边作解释。当父子俩走出纪念馆时，夜幕已降临。俩人坐在外面的石墩上，大江问光君有何感想。光君用手抱住自己的脑袋，沉思了片刻，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一切都不行!” 1994年12月，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出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仪式之际，向专程而来祝贺他的朋友谈了今后的创作计划。大江以坚定的语气说道：“今后自己的小说创作要以与以前不同的手法来写，而且要写像诗一样的小说。”于是，90年代末期，大江健三郎以独特手法另辟小说新径。这就是三部曲《奇妙的二人配》(《空翻》[1999]、《被偷换的孩子》[2017]、《愁容童子》[2017])的相继诞生。这三部小说各有特色：《空翻》具有幻想小说色彩，《被偷换的孩子》的叙述带有私小说风格，《愁容童子》的浪漫色彩则尤为浓烈。三部小说的叙述者皆为“长江古义人”，内容涉及到“古义人”的亲朋，作家古义人的记忆与过去的山谷。记忆的追溯勾起了历史想象力，气势磅礴。小说叙述者“长江古义人”的“古义”，即从江户时代大儒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孟子古义》书名而得来。大江健三郎的曾祖父曾使用《孟子古义》讲授过儒学。“长江古义人”即作为兰学派思想后裔回到自己的故乡，其含义非常深刻。此三部小说构思奇特，人物刻画非常粗犷。叙述近似于私小说手法，但内容迥异。 大江健三郎的文体特色以及他的小说措施，与他对同时代文学的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文体所作的革命性的挑战息息相关。在大江文学中，人的价值远远超出民族主义，这也是他的基本思想。大江健三郎决不会与任何改头换面的民族主义妥协。人类虽然缺乏准确的预知能力，但人类思想中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文学力量能激发并鼓舞人性。因为文学语言迥别于政治评价，政治出于本身目的，往往会抬高或贬低某种思想，甚至会压制文学。但日本战后文学为世界文学的一朵奇葩，其能量之大，不可低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