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代中国人的日本知识与日本文学西渐的起始[日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日语论文 责任编辑:花花老师
更新时间:2017-04-14
提示：本资料为网络收集免费论文，存在不完整性。建议下载本站其它完整的收费论文。使用可通过查重系统的论文，才是您毕业的保障。
【摘要】上古时代中国人对日本列岛的认识不断深化。由最初的“日出之国”到“岛夷”，由“岛夷”到后来的“倭”， 再由“倭”到最后的“对日本列岛知识的跃进式扩张”。这一认识的深化为以后中日两国文学的交融，特别是为日本文学的西传，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八世纪开始，日本文学开始传入了中国，古代中日文学的交流也就从单向传递发展为双向流动。中日古代文学，起始于政治统治的最高层，而主要在僧侣学者之间展开。在中日文学交流的过程中，日本民族文学的最基本形式―和歌传入中国。此后，和歌以及其他样式的日本民族文学，也通过各种渠道，逐步地传入中国。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日本观 单向传递 双向流动 和歌
一、上古时代中国人“日本观”的演进
1、《尔雅》中记载的对于东方日出国的观念
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三世纪，中国上古时代最早的字书《尔雅》第一次记叙了我国先民对中国四周的地理观念。它称北方为“觚竹”，南方为“北户”，西方为“西王母”，东方为“日下”。其中，所谓的“日下”是“在太阳之下”，而不是“太阳落下”的意思。这是中国文献最早表述的我们的先民们对于东方日出国的观念。
2、《禹贡》中记载的对于日本列岛的观念
到了中国的先秦时代，出现了记载有关日本列岛知识最早的、有史实根据的文献―《尚书・禹贡》。《尚书》是上古时代官方文书的汇编，《禹贡》是《尚书》中一篇独立的地理学作品。在《禹贡》中，有两处记载透漏出中国古代先民对于日本列岛的最初的知识和观念。其一曰：“冀州……岛夷皮服，挟石碣石，入于河。”其二曰：“扬州……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桔柚赐贡。”从《禹贡》所指的方位来看， “岛夷”指的是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前后，活动于我国河北之东大海之中与浙江之东大海之中的域外人种。他们分别从北面的冀州即河北、南面的扬州即江苏进入我国境内。根据考证，他们大致是日本列岛上的先民。那些经过朝鲜、我国东北而进入河北的日本列岛古居民指的是“岛夷皮服”者；而利用季风与大洋回流，越过东中国海，漂流而至的九州、萨南一带的日本列岛古居民指的就是“岛夷卉服”者。《禹贡》的这一记载，反映了上古时代中国人对日本及其先民的一种最原始形态的观念。
3、《山海经》中记载的对于日本列岛的称谓
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国人对日本古居民已经有了一个专门性的称谓―“倭”。《山海经》是我国最早记录有关“倭”的史实的文献。《山海经》第十二《海内北经》曰：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这里的“倭”指的便是日本。从山海经开始，上古时代文献都把日本列岛上的居民称为“倭人”，他们的国家称为“倭国”。 “倭”是“Ainu”的译音，其本意是指日本列岛的原居住民“阿伊努”人。 它有时也记作“倭奴”，“倭”与“倭奴”是可以并用同称的。顺便说明的是：这里的“奴”并不是我国汉语中用作贬义的人称指代。我国清人王先谦还认为“倭奴”是“倭”的长音。在以往很长的时间里，中日双方都不认为“倭”或“倭奴”有什么褒贬之意，只是到了十五世纪以后，中日之间的海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以日本人为主的海盗袭击中国和朝鲜沿海，人们愤而称之为“倭寇”，从这时起“倭”才被带上了贬义的色彩。
像这样，人们对日本列岛的认识由最初的“日出之国”到“岛夷”，由“岛夷”再到后来的“倭”，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们认识上的深化。但是，就当时的知识而言，这种“日本观”仍然是比较粗糙的。
4、中国人对日本列岛知识的跃进式扩张
在以上中国人对日本列岛的初步认识之上，从三世纪到五世纪，中国人对日本列岛的知识又有了一次跃进式的扩张。这种扩张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山海经》起始，中国文献中开始记录东方海国“倭”。从《三国志》起，中国正史中开始为日本设立了专传。专传共二千三百余字，在世界上第一次正式记录了当时分布于日本列岛的三十二个国家的内外形势。
第二，《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详细报告了日本列岛的三十二国中，有一个国势鼎盛
的“女王国”。它统属二十八个属国，“邪马台国”为“女王之所都”。这一记载意味着中国人的日本观逐步在脱去原始的性质，而更接近于科学。
第三，从三世纪起，中国的学者开始注意并收集和保存来自日本列岛的书面资料。例如，在由著名的文学家沈约主编，成书于五世纪的《宋书》中，有一篇极为有价值的文献―《倭国王武致宋顺帝表》。这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篇日本古代文献，也是第一份日本国家档案。同时，从文学的角度看，它又是传入我国的第一篇日本汉文学著作―第一篇日本历史散文。
三世纪起中国人的“日本观”所发生的这些跃进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人关于日本列岛的了解，并为以后中日两国文学的交融，特别是为日本文学的西传，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唐代文坛上中日诗人的交往与和歌传入中国的起始
1、中日文学交流形式的转变
7世纪以及7世纪以前，中日两国文学的交往一直保持着单向流动的形态，即从中国大陆流向日本列岛。直到八世纪开始，随着两国直接交通的建立，外国使节的正式接触，特别是通过以文会友这一文学交流形式，日本文学开始传入了中国，这样，古代中日文学的交流也就从单向传递发展为双向流动。其中，对中日两国交流起着最重要的桥梁影响的是遣唐使和遣隋使，因此中日两国间的文学交流在隋、唐时期，日语论文题目，尤其是唐代表现得最为活跃。
2、政治统治领域的中日文学交流
中日古代文学在唐代的最早交融，是在政治统治的最高层次起始的。公元七五三年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回返时，唐玄宗李隆基特意亲作无言律诗一首相赠。当听说第十次遣唐使团在归国途中遭遇不幸时，唐玄宗立命张九龄作《敕日本国王书》一份，表达自己深深的关怀。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份敕书是一篇事涉日本的书信体散文，不仅表达了普通人的真切情感，还是当时两国联系和睦的象征。
3、僧侣学者间的中日文学交流
由遣唐使团的活动而推进的中日文学交流，主要是在僧侣学者这一层次中间进行的。其中著名的学者有吉备真备、阿倍仲麻侣等，著名的僧侣学者有道慈、空海、最澄、圆仁、圆载等。我国唐代文献中，保留有近百首这些僧侣学者的唱和赠答诗歌。日本早期的歌集，如《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中，日语毕业论文，也保留有一些他们在中国土地上的著作。其中仅盛唐诗人与阿倍仲麻侣之间的赠答诗就有好几首，如储光羲的《洛中贻朝校书衡》、赵骅的《送晁补阙归日本国诗》、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包佶的《送日本国聘贺使晁臣卿东归》等都是为阿倍仲麻吕而作。同时，阿倍仲麻侣自己也作了《归国定何年》、《衔命使本国》等诗歌。除此之外，禅明大师贯休的《送僧归日本》、钱起《送僧归日本》、方干《送僧归日本》、项斯《日本僧》、司空图《送日东鉴禅师》、杨夔《送日东僧游天台》、贾岛《送褚山人归日本》、吴融《送僧归日本》、韦庄《送日本僧归》、皮日休《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陆龟豪《圆载上人挟儒术归日本国》、唐僧栖白《送圆仁三藏归本国》等都是中国诗人为日本僧人所作的题赠诗。
4、和歌传入中国的起始
日本歌人在古代中国创作的第一首和歌是著名的万叶诗人山上忆良创作的《在大唐时忆本乡歌》。这首和歌的创作揭开了中日古代文学交融双向流动势态的序幕。而和歌的创作者山上忆良也成为了第一位真正体现了文学交流双向流动形态的作家。
在山上忆良创作《在大唐时忆本乡歌》之后半个世纪左右，在中国的文坛上有诞生了第二首和歌―《三笠山之歌》，这首和歌由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侣所作。山上忆良的《在大唐时忆本乡歌》和阿倍仲麻侣的《三笠山之歌》标志着日本民族文学的最基本形式，即和歌，开始与中国文坛相接触。此后，和歌以及其他样式的日本民族文学，便通过各种渠道，逐步地传入中国。
【参考文献】
[1]严绍/T 《中国古代文学联系史稿》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年
[2]王小平 《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年 |
免费论文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