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本色》中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足见日本文学的传统形式尤其是俳句的简洁凝练对周作人创作的作用。 2、生活之“禅趣” 禅是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的一个重要交汇点。禅的完美境界是使人的生活恬静、自然。周作人心领神会，“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用心发现生活之美，细心捕捉活泼的生命事实。 周作人的文学创作深受这种情致的作用，是因为他在文学中自觉追求高远清雅的俳境。在东京留学时期，他反复阅读了松尾芭蕉、与谢芜村、永井荷风等俳句、俳文大师的著作，并在回忆中写到，文字“那么和平敦厚，而又清澈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漏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③周作人称芭蕉是“俳句的正宗”，并在《日本的小诗》一文中写到：“芭蕉所提倡的句可以说是含有禅味的诗，虽然不必一定藏着什么圆融妙理，总之是充满着幽玄闲寂的趣味那是很明显的了。”周作人对芭蕉的这种倾慕是建立在对“禅”的领悟的基础上的。 在倪墨炎和钱理群所著的周作人传记开头部分，分别都写到了在周出生时，对于“老和尚投胎转世”的传说，关于族人的这种传言周作人也颇有好感。在周作人五十大寿时写给自己的诗中，他这样写道：“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可见周作人对禅的喜爱。 周作人认为“芭蕉几乎是以禅与道做精髓的”。禅对日本文学的作用和渗透，离不开作家对禅的实践与皈依。芭蕉虽不是僧侣，但传说他在芭蕉庵蛰居时，曾随佛顶和尚参掸。在深川结庐隐居以及后来的云游中，他精心探讨中日古典文学及禅师语录，日语毕业论文，又“悉心于俳句一道，精益求精，艺术上也渐臻乎或纯情的境界”，逐渐开创其独特的闲寂优雅的俳风。可以说，禅对芭蕉最深刻的作用在于艺术观的形成。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还在于“引禅兴俳”，由此看来，禅不只是周作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汇点，也是周作人与松尾芭蕉及其俳句的交汇点。 3、生活之“苦味”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风格以“平和冲淡”著称。平和冲淡的美文是一种短小隽永，舒缓自如的文体，在文学创作中自觉追求“淡泊而平定”的心态，采用简单本色的语言，形成了独特的“苦涩”之味。周作人的著作中有一系列带有苦味、药味的书名。如《苦雨斋序跋文》、《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药味集》、《药堂语录》、《药堂杂文》等。他不仅将自已的书房命书为“苦雨斋”、“苦茶庵”，而且自称“苦茶翁”。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写道，“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①喝茶，实际上是周作人追求隐逸人生的一种表达形式，他知道人生苦涩，有很多的不完美，但他要在这不完美中走出一条中庸的调和之道，苦中作乐，追求并享受人生有限的美与和谐。 “五四”新文化时期，周作人曾欣然为《菜根谭》作序，极力推荐国人阅读，还曾为日文版的《菜根谭》作序。《菜根谭》书名取自宋儒汪革语：“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成”。周作人在《看云集・苋菜梗》中写道：“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这便是以后周作人对“生活的艺术”的略论，自然地简易地生活。这和芭蕉的闲寂枯淡不谋而合。 芭蕉也有对于《菜根谭》的俳句： （富家/肌肉、丈夫/菜根、予乏し） 雪の朝 独り干鲑を /得夕り 意思是富家食肉，显耀财力，丈夫啃菜根，意在权力，而芭蕉对此皆弃而不取，甘愿作世外贫士，忍受孤独，过着安然自得、以苦为乐的草庵生活。在寒冷的大雪纷飞的早晨，独自啃着干鲑鱼，也觉得别有一番滋味。此句明显是受《菜根谭》的启发而作，表明了芭蕉清苦自律、安贫乐道、不羡慕金钱，不趋附权贵的高尚情操。 松尾芭蕉1679年主持万句会，确立了他的俳谐宗匠的地位。但他超然于繁杂的都市生活，于翌年离开喧嚣的江户，来到荒凉的隅田川畔的深川，甘于忍受最底层生活的清苦，隐居草庵。以草庵作为自己的小天地，过一种清贫、闲适的自由生活。而周作人身居“苦茶庵”，在自由隐逸思想与人生趣味的追求上，显然是与芭蕉相通的。 尽管日本文学自古深受中国大陆文化作用，但时至近现代，日语毕业论文，日本文学却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影响。松尾芭蕉及其俳句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而俳句对中国“五四”期间小诗的盛行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影响，并作用了周作人、郭沫若等“五四”时期的文学巨匠。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的联系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最有代表性、最具典型性的。这种中日文学的互动对两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影响，也使东方文学更具魅力，同时也促进了世界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