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资平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与借鉴使其创作呈现出别样的风格和姿态,为“五四”文学初创期输入了新样式,更在中日文学交流中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本文在张氏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接受的基础上,对其接受价值进行再认识、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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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张资平接受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部与日本、日本文学的密切交流史。中日许多作家都在相互作用、相互汲取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创作。创造社大多数成员都曾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加之中国古典文学多年的作用,使得两种文化与文学的碰撞与交融在创作中竞相呈现,可谓“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独特一景。20世纪初,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对留日的中国学生产生了深刻作用,在文坛上引起极大的争论,更浸润到相当一批中国作家的创作轨迹,尤以张资平最具代表性。
张资平在1912―1922年间留学日本,此时正值日本自然主义文学鼎盛期,他广泛阅读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田山花袋、岛崎藤村、岛村抱月、长谷川天溪等人的小说,并翻译了相关的理论作品和著作。这些积累在他日后的小说创作中留下深刻印记,始终贯穿着他的文学生涯。作为“创造社”早期成员和中坚力量,张氏在文学活动的初创期表现出与同社成员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别样的创作姿态多半得益于此,除个人的文学气质,更多是与他们接受和汲取的外来作用相关。无疑,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对张资平创作的作用极大。虽然张资平并非国内第一个接受日本自然主义的作家,但却是极为突出的代表,为此,有必要就他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状况表现出的价值加以梳理。
一、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领域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文学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中不可或缺的阶段。它的观念、表现手法在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中激起了回应。首先,他遵循和借用自然主义的科学措施,打破文学表现的禁区,从生物学、遗传学角度来描写社会问题,将人类掩饰的外衣剥去,大胆展示赤裸裸的人性,尤其是人的动物性和性欲,及其对命运所起的“决定性”影响,因为“人类是一种生物,其思想行为多受生理状态支配,所以观察人类先要有生理的方面描写”。①这有着冲破禁忌、挑战传统的姿态。其次,自然主义文学极力提倡文学描写的真实性,要求要向科学工作者一样精确地记录下身边琐事,摒弃虚构与谎言。相应的,自然主义真实论在他的小说中表现为追求客观、自然、原生态的描绘,书写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真实的人,但又是文学与人生的紧密结合,反对人为的典型化,过于雕琢与人工技巧,即一方面表现普遍的人生境遇,另一方面又寻求个体的生命轨迹。这关于克服和矫正新文学初创期描写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的确是一记有力的反拨。最后,张氏小说中的审丑溢恶的美学倾向在当时如平地惊雷,给当时文坛审美单一化作了新颖、有益的补充。他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多对社会黑暗、丑陋面进行描写、暴露的笔法深得精髓,突破传统美学中的“美”概念,从平凡、肮脏、丑恶下笔,在文本中对现代人性中蕴藉的兽性进行了多维度的展现,有意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
二、展示了独特的现代性爱观
张资平及其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争议,主要源于著作里的性爱书写。他的小说融入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精髓,也汲取了日本自然主义的特色,并发展出自己的风格。其著作在出版伊始,即引起批评家们的关注和大众读者的追捧,一方面许多小说短时间内一版再版,另一方面却受到评论界权威读者的批判――特别是鲁迅先生对他的“△”恋爱小说家的定性,使得绝大多数评论家对张氏及其著作的认识和评价不能跳出这个禁锢。其后,“文化汉奸”的帽子更让其小说退出了大众读者的视阈。步入当代,之前曾被忽视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同为“汉奸文人”的周作人等都受到重视,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热点。而对张资平这样一个在“五四”时期就极具作用力的作家的关注与探讨,却未获得与之重要性相当的重视。
张资平的性爱文学思想深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用,形成了自己的性爱观,即“恋爱是一种权利!无论谁人都有这种必然的权利!”②将性爱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来颂扬,追求性爱的审美价值。在张氏这里,长期受封建文化压抑的与性相关的各种观念,不再是不堪言说的低级本能,而是可以堂而皇之写进小说,把人们被压制于潜意识的欲望还原成人的本性,同时将审视婚外恋的传统道德视角转入到人性的角度。这是社会前进、人性觉醒进程中必然的文学现象,对封建禁欲主义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乐观的人道主义与自信的个人主义。他的性爱文学思想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意识到性爱的社会性,没有把性爱看作是单纯的生理需求,也没有引导人们避开性爱自身追求情感生活的满足。但他又偏执于婚姻爱情中的性和谐,视婚姻爱情的社会性为羁绊,无视其包融和关系在婚姻爱情中的社会联系,因此他笔下的主人公遂由个性主义滑向自私的利己主义。其笔下的人物都只停留在初级阶段欲望的自我意识,无意进展到自为的存在意识,不面向社会和群体开放,从而蜕变为自私的利己主义。
三、增进了中日两国间的文学交流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就有着紧密的文学交流。尤其是到了近代,两国相似的历史文化环境,积贫积弱、寻求独立富强的经历,使得站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叉路口的两国文学交流更为频繁。20世纪初,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就是鲜活的一例。它曾为“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带来了新视域与新选择,并部分地融入到当时的主流文学,与各种文学思潮相得益彰,作用了包括茅盾、巴金、叶灵凤等一批作家。
相关于上述作家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选择性的接受,张资平则表现出全盘地消化与吸收,虽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与不成熟的特点,却具有当时境遇下的必然性。第一,20世纪初的中国经济落后、社会混乱、文化保守,有识之士奋起寻求强国富民之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一水之隔的日本,或许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他们期待的另一个中国的缩影,这也为追寻新文学出路时埋下了伏笔。正处于鼎盛期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也就成为“五四”时期多数文人的关注点与追寻对象,更是开眼看西方的窗口。第二,处在传统与现实接口的“五四”文学,意欲摆脱先前的羁绊,发出属于时代的声音,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而自然主义文学本身对传统的反叛、对现代性的追求正与国人的期盼相契合。当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这朵异域之花给中国文学输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作用,诚如郭沫若所说:“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流到中国来了。”③这也在张资平的创作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如对性爱决定性影响过度夸大、结构略微松散、选取的素材缺少凝练等。
当今,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如何更好地与国外文学交流、沟通,凸显本民族的特色、作用是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考虑到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的融合性和排他性,我们应当秉承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对包括日本文学在内的各国文学不断择取、整合,形成新时代下的新文学。
注释:
①张资平.文艺史概要[M].武昌:时中书社,1925:73.
②张资平.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68.
③郭沫若.沫若文集(卷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333.
参考文献:
[1]谢六逸.日本文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2]鄂基瑞,王锦园.张资平――人生的失败者[M].上海:复旦学院出版社,1992.
[3]靳明全.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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