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东方（尤其是东亚）青春电影有着某种共通性，如探讨内地青春电影时，台湾、香港的相关电影是不可忽视的参照。中国与日本近年来都涌现出年轻化的，关于青年人的自我意识比较敏感的电影创作团队，两国又都拥有较为相近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人们所面对的青年问题，对青年人行为规范的要求等也颇为类似，但两国的青春电影毕竟诞生在不同的土壤中，这也就必然导致了二者在审美风格上的同中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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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青春电影；中国；日本；审美风格；比较
青春电影正在目前的电影市场上日益彰显着自己的活力。青春电影，指的是以青年人为主要表现对象，以青年人的日常生活为叙事题材，关注青年人的情感世界和成长经历，以青年人为主要的观众对象，以鲜明、独特的青年文化性为主，甚至在主创人员队伍上也主要以青年人为主的电影著作。[1]东方（尤其是东亚）青春电影有着某种共通性，如探讨内地青春电影时，台湾、香港的相关电影是不可忽视的参照。中国与日本近年来都涌现出年轻化的，关于青年人的自我意识比较敏感的电影创作团队，两国又都拥有较为相近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人们所面对的青年问题，对青年人行为规范的要求等也颇为类似，但两国的青春电影毕竟诞生在不同的土壤中，这也就必然导致了二者在审美风格上的同中有异。当前有关青春电影的探讨往往针对孤立的国家（地区），但实际上将中国与日本青春电影的差异纳入我们的视野是极有必要的。
一、中日青春电影的诞生和发展
青春时代关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值得回忆的岁月，在电影这一艺术诞生之后，它自然也成为电影中的重要题材。青少年最早在电影之中出现始于20世纪30年代法国导演让・维果执导的《操行零分》（1933）。随后各国的电影创作者们纷纷将青春这一母题引入自己的著作之中，唤起观众关于不同青春情感的回忆与共鸣。
严格来说，中国青春电影的发展流变情况较为复杂，首先，在成熟程度和风格取向上，应该分为陆、港、台三个区域分别论述；其次，在对青春电影的态度上，中国从来没有像日本那样将“青春片”视作一个单独的片种，电影人几乎没有创作青春电影的明晰概念。[2]从儒家文化中对儿童“少年老成”的“催化式”期待，到“文革”等政治运动对青少年正常成长的摧残，以及官方意识形态上关于集体话语的强调（如早期内地的青春电影往往是带有集体主义话语的，如20世纪50年代陈怀恺的《青春之歌》、王炎的《战火中的青春》等），青少年的个人话语权长期没有得到重视，青年人的个性也无从在电影中得到释放。随着“第六代”导演的崛起，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日常中感到的迷茫、焦灼、困惑等开始被正视，青春中残酷的一面被搬上了大银幕，此时内地出现了如管虎《头发乱了》（1994）、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等佳作。
香港青春电影的发展则先于内地成熟，但与台湾青春电影占据了主流地位不同，香港青春电影是整个香港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腾飞的产物之一。此时的香港青春电影主要是以描写黑帮青少年、街头混混们的颓废、暴力生活的著作为主。[3]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古惑仔之人在江湖》（1996）等。在当时香港以商业价值为宗的创作环境下，这一批电影几乎称不上可圈可点。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新世纪之后，同是作为整个中国电影发展的一部分，香港青春电影也面貌一新，日语论文，出现了如麦曦茵的《烈日当空》（2017）等具有一定深度的著作，一扫回归之前的低俗不堪。而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台湾开展了“新电影运动”，以徐进良、侯孝贤、杨德昌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导演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为人们贡献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电影，如《光阴的故事》（1982）、《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等著作在表现这批导演的人文主义追求的同时也创造了当时台湾电影的辉煌。青春电影在台湾如此风靡，以至于杨德昌曾经认为台湾的电影只有青春电影和非青春电影两种。此时的内地与台湾之间的交流刚刚开始，台湾一方面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多年的日本“皇民化”统治和国民党迁台又深受美日文化的熏陶，因此，此时的中国台湾扮演了中国内地与日本文化沟通者的重要角色，台湾青春电影之中的审美取向也势必作用到后来内地青春电影的创作。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占领，日本青春电影的起步则相较中国为早，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一方面已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西化”，另一方面又抗拒着近况，以至于出现了所谓的“太阳族心理”。而表现青少年叛逆、困惑的青春电影也在《太阳的季节》（1956）之后应运而生。但是这一套喧嚣的话语并没有随着日本社会的稳定发展而持续太久。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之后，日本青春电影中叛逆主旋律已经转变为唯美、感伤主旋律，尤其是在以《情书》（1995）、《四月物语》（1998）的导演岩井俊二和《蓝色青春》（2017）的导演丰田利晃为代表的一批导演涌现后，标榜着“纯爱”的青春电影大行其道，人们又看到了日本青春电影的新活力。日本当代青春电影的繁荣导致了包括一批原本并不以青春电影见长的日本导演也纷纷涉足这一领域并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绩，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有执导《那一年，静静的海》（1991）的北野武等。
二、中日青春电影审美之同
中日两国青春电影在审美上有两个相似之处，首先是主题选择上的相同，都是关于青春成长仪式以及青春情感萌动的书写。这两大主题是青春电影的共同母题。
以成长仪式为例，青年人处于特殊的年龄段，自身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没有达到完全的成熟境界，而电影之中的主人公则往往难以向着成熟期平稳过渡，他们青春期的叛逆往往表现得比他人更为明显，也正是这样的叛逆给他们带来了诸多意外与波折，青年人在学会成长、告别幼稚的自我过程中的感受也是痛苦的，这样的痛苦反而成就了一种特殊的仪式。在日本青春电影中，这方面较为明显的是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太阳族电影”。这可以视作是战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青春电影类型。例如，在大岛渚的被认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青春残酷物语》（1960）中，真琴就是一个颇为叛逆的女高中生，她与藤井清之间的爱情是畸形的，而藤井清也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两人反复地纠缠并又与其他人发生联系。藤井清在强奸真琴之前就刚刚与一群流氓打过架，强暴这一行为是他发泄关于整个社会的愤怒的一种方式。 即使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日本青春电影已经大幅度走向使用温和话语来叙述青春时，叛逆主题依然没有从银幕上消失。岩井俊二的《对于莉莉周的一切》（2017）等电影便是其中的代表。而伴随着叛逆出现的一大重要元素便是暴力，一方面暴力是青年人在心理、思维上还有欠缺，容易冲动时会选择的解决问题方式；另一方面青年人在承受暴力甚至是死亡时，能够制造出一种极具震撼力的悲剧美学。例如，在深作欣二的《大逃杀》（2017）中，42个人生观、价值观尚没有健全的孩子被放入残酷的、自相残杀的野外游戏中，他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对同学们痛下杀手，其血腥程度使得电影一度被日本政府封禁，电影正像孟德斯鸠所言：“日本人民是顽固、任性、刚毅、古怪的，日语论文，一切危险和灾难都不放在眼里。”[4]而这些由于社会制度的异同，在内地青春电影之中的表现并不如港台青春电影中表现得明显。如在钮承泽执导的《艋/{》（2017）中，年轻人可以为一根鸡腿就踏入黑道，结成小团体“太子帮”，只认义气而不问是非，不仅在校园里呼风唤雨，还掀起了社会的血雨腥风，而他们自己也在杀机四伏的社会中饱受伤害。《艋/{》之中的蚊子等人同样是对社会近况不满，但又无法选择正确的道路。与之类似的还有林书宇的《九降风》（2017）等。
而爱情是永恒而美好的话题，友情也是一种高尚的情感，青年人所产生的美好感情，并且在这种感情的驱动下对成人世界的模仿行为也同样是两国青春电影大书特书的对象。中国青春电影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台湾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7）。沈佳宜与柯景腾之间纯洁而美好，但是无疾而终的感情打动了无数海内外观众，两人之间的感情自然而然，似乎没有激情也不煽情，但是却触动了观众内心曾经对于青春的阵痛。与之类似的还有内地赵薇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7），易智言的《蓝色大门》（2017）等。而日本青春电影中更是以情感为重镇，如近藤喜文的《侧耳倾听》（1995）、行定勋的《在世界中心呼唤爱》（2017）等，可谓不胜枚举，甚至在对细腻情感的把握上，较中国青春电影更胜一筹。这种关于青春隐秘心事的挖掘和玩味，也正是中日青春电影与情感张扬、热烈，举止奔放的美国校园电影的区别所在。
三、中日青春电影审美之异
两国青春电影还存在着明显的异同，这可以被简要地归纳为“快与慢”“动与静”之别。首先是在叙事节奏上，中国青春电影要保证电影的可看性，一般都会安排较为紧凑、详实且戏剧化的情节。例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主人公马小军的青春生活之所以五味混杂，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在无事可做的情况下主动如脱缰野马一般去各处游荡，结识形形色色的朋友造成的。他先是在课堂上起哄，随后是四处拧门撬锁，又结识了米兰和她的朋友，并目睹、参与了他们的生活，直到自己对米兰的感情爆发，整部电影的叙事十分充盈。电影并不指望通过延宕来使观众酝酿情感，而是在密集的20世纪70年代特有的意象（如革命歌曲、大院子弟和老炮儿顽主们的茬架等）对观众的轰炸中感动观众。
而在日本的审美传统之中，强调一种关于空寂之美的追求，因此日本青春电影有意放慢叙事节奏，甚至故意要营造出一种冗长拖沓之感，如大量地使用长镜头、定镜等，这样在叙事时间上的拖延反而能营造出一种有言外之意，使观众物我两忘，心生回味的感觉。这一点在小津安二郎、岩井俊二、沟口健二等导演的著作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在岩井俊二的《花与爱丽丝》（2017）中，电影几乎无情节可言，先是介绍了花与爱丽丝两个性格截然不同但是有着亲密友情的女孩子，随后两人都爱上了男生宫本，可是宫本患上了失忆症，花便趁机借助谎言与宫本谈起了恋爱，但是在谎言越说越多后，爱丽丝介入了两人之间，花反而被边缘化了。导演并不力图讲述什么跌宕起伏的故事，整部电影只是围绕着三角恋展开，唯一的戏剧性也只是花无伤大雅的谎言。导演只是想传达出一种特殊年龄阶段的爱情特有的恬淡与温情。
除此之外，中国青春电影所想要塑造的情感张力是充足的，人物之间的正面交锋、矛盾的爆发等也是激烈的，如《中国合伙人》中主人公的多次吵架，打架，痛哭，往天上撒钱等。而日本尚静美，日本青春电影也热衷于“静”的艺术，希望达到一种无声胜有声的美学效果。如在《情书》中，与其说渡边博子一直在跟与男友同名同姓的“藤井树”进行书信交流，倒不如说她是在与自己的内心对话，她的诉说全是为了自己能够解开心结，战胜未婚夫去世的痛苦。无论是博子抑或女藤井树，都有着对男藤井树的一腔柔情，但是这份感情始终是大美不言的，两人选择了沉默的书信而非电话交流，一来是误会的需要，二来也是这种沉默之美的体现，沉默就意味了一种感情的难以言喻，无法精确表达但又无处不在。与之类似的还有《六周奇迹》（2017）等。
青春电影已经成为中日两国电影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青春的表达是个人化的，但是电影的创作又是在有意无意间带有整个国家/地区的印记的，两国青春电影在体现着两国社会现实的异同的同时，也反映着两国在审美取向，对青春进行深刻表达上的区别。
[参考文献]
[1] 钱春莲.多元不羁的青春书写――内地、香港、台湾青年电影导演青春片探讨[J].当代电影，2017（04）.
[2] 谢建华.青春映像：中国青春电影的文化母题与创作趋向[J].当代电影，2017（04）.
[3] 张洋.中国青春电影发展流变论略[D].兰州：兰州学院，2017.
[4] 贺红，李彬.世界电影：管窥与/t望[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贾慧华（1980― ），女，河南周口人，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大学讲师。主要探讨方向：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室内软装设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