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视域下中日思维方式比较[日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日语论文 责任编辑:花花老师更新时间:2017-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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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化是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人们的思想信念及生活与行为方式的总称。它不仅作用着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也作用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相反,思维方式的异同又是造成文化异同的重要原因。本文从文化体系的特征、伦理价值的取向和自然观念的认知三方面对传统文化视域中日两国的思维方式作一比较,以便更好地理解异文化中的“异”,己文化中的“己”,有利于我们对日本语的学习和跨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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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日 思维方式比较
  
  文化是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人们的思想信念及生活与行为方式的总称。它不仅作用着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也作用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产生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蓝图、方案……一切软件的生产方式,即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1]25―26思维方式的异同又是造成文化异同的重要原因,它不仅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民族文化深层次的一部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方面有很多一脉相通之处,可是,两国文化并不完全“同源同种”,在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显现出异同。因此,只有了解这种异同,才能理解异文化中的“异”,己文化中的“己”,以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日语论文,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
  一、从文化体系的特征比较中日思维方式
  “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文化的特征,因而也形成不同的思维模式”。[3]思维方式的不同本质上是文化不同的表现。
  1、中国文化的稳定性与封闭性
  在中国,本土文化是一个超稳定的自成格局、自我完善、自我调节的大系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史,使得中国人很长时间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轴心,并且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直遍及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根深蒂固。以儒道互补的文化建立在血缘根基基础上,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发展得十分充分和牢固,在此基础上的文明发达得很早。虽经历了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宗法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很少变动,尽管历史上也有外来文化的入侵。如佛教的传入等作用很大,但基本上没有动摇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虽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稳定性,但也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封闭性,也必将形成封闭的思维方式:自我封闭、盲目排外、思想保守、僵化。由于这种稳定而强大的文化系统以适应环境,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上,还反映为强调求同,“通而同之”,不主张标新立异;注重事物之间的关系,但倾向于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追求各种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而缺少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究,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实用理性,使中国人在认知过程和价值观上保持一种中庸方式: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珍视人际,讲求联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这些传统文化深深作用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形成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
  2、日本文化的流动性与实用性
  与中国相比较,日本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必须吸收先进的文化来强化自己。日本的西面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西南方的印度文明也经东南亚传到日本,佛教文化以此为契机得以传播,也就是说,来自亚洲大陆的先进文化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如应神天皇时期的公元285年,中国的《论语》传入日本,后来中国的汉字、法学制度、佛教、禅宗等等文化就像流水一样,由高到低、由东向西缓缓流入;至江户时代,儒教已逐步深入到日本国民的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日本长期传播,尤其对日本人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形成与延续,显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在一种文化继承、传播、移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涌动的逆流,日本将不符合国情的中国文化,像宦官制度、科举制度、缠足等拒之门外,作为儒教基本法则的“同姓不婚”制度也不接受,而在吸收佛教文化时,却允许僧人娶妻、吃荤等更为宽容的佛教文化。日本文化的流动性与选择性不仅表现在对东方文化的吸收,还表现在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接受。封建社会后期,自1543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便一直连续不断地消化、吸收、选择、创新,形成规模浩大的摄取西方文化浪潮――兰学运动和洋学运动。西方医学、天文学、地理学、航海造船技术等西方科学技术流入日本。1720年以后的100多年又移植了以西方为主要文化内容的有组织、有系统的科学活动。正如日本幕末学者佐久间象山所言:“道德、孝悌、忠信等教诲,应从汉土圣人之膜训;天文、地理、航海、测量、万物之穷理、炮兵之技、商法、医书、器械、制造等,均应以西洋为主,采五大洲之所长”。日本正是善于吸收与选择外来文化,日本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从东方的礼制转向西方的技术文化。使得各国文化的精髓源源不断地涌向大和民族,处于不断地流动状态。日本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流动的过程中,不断与不同文明相互融合而形成日本式的开放思维方式,有用之时即用时,无用之时可弃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既不盲目崇拜,也不盲目排外,正如西村直次所概括的:“适应性、可动性、选择性、包容性、协调性、创新性以及进取、合作、多产”[4]134―135。这就是岛国属性,也正是日本人的这种流动性与实用性的迅捷,方能在东亚率先迎合时代的潮流,舍弃落后的文明,成功实现近代化。
  二、从伦理价值取向比较中日思维方式
  生成于中国的儒学伦理进入日本,很快在原有价值体系的不同层面上发生“变异”而内化为日本民族价值体系之中的伦理。因此,中日在伦理价值取向上必然有不小的异同。以“孝”“忠”举例而言。
  1、中国的“孝道至上”
  孝道是中日两国共同的伦理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中国的孝道文化源源流长,自古就有“百善孝先行”的说法。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则常常把“仁”摆在首位,并以“孝”为核心内容。古训举例: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人”;孟子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孝经》曰:“五行之属三千,而罪大莫于不孝”,“孝,德之本也”,“民之本也”。中国有口皆碑的民族英雄岳飞的“精忠报国”被看成是“岳母刺字”和“谨从母命”的“孝”之动因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在“亲子”和“义”之间发生冲突时,有过“杀子以全义”的事例,但是在“孝”与“忠”发生冲突时,从未见过“杀父以全忠”的先例,即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取向的天平上,尽管统治阶级极力宣扬“忠”,而人们往往偏重于“孝”,在道德实践中做出“舍忠全孝”的抉择。李密的《陈情表》中陈述:“臣五祖父,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臣区区不能废远“,堪称“孝优于忠”的佐证。
  中国自古主流是以孝治理天下,其治理国家的方式也是以孝为理论基础的宗族式政权架构。美国的日本学专家埃德温•赖肖尔曾对此做过精彩的评论:“在中国的儒家体系中,对统治者效忠的观念是重要的,但关于家族的效忠往往超过对统治者的效忠。事实上五种基本的儒家伦理的体系中,三种涉及孝道对家族的效忠。”以此伦理建立的人际联系,更侧重于个人与他人的联系以及群体的力量。但使得家庭成员的和谐远比个人与团体、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受到重视,家庭利益远比非血缘群体的利益受到重视,容易产生“裙带联系”,“任人唯贤”等现象,也使得“循规蹈矩”,“安于近况”,缺乏积极进取精神和个人竞争意识,甚至过分强调家族整体利益,把拉“联系”当作自己的处事哲学。
  反观“孝”这一儒家伦理,在日本伦理价值体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如“子女对亲长要恭顺、服从亲长老后子女要负抚养义务”等孝道的基本内容。然而,“孝”这一观念,在日本,并不像在中国那样是自身社会形态和文化土壤自发生成的产物,而是从中国文化中引进的“舶来之物”,换言之,“在儒家思想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人无‘孝’的观念”。 [5]123―124直到律令时代,日本的皇室为建立巩固中央集权,大力吸收引进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宣扬孝道,规定奖赏孝子,使“孝”的观念得以推广。但是,此“孝”非彼“孝”,日本的“孝”中已掺入了大量的佛教色彩,更多宣扬“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所谓日本人的“家族观念”,与中国重视儿孙满堂和血统延续的家族观念相比,更强调尽忠于主人,更重视家业的兴隆和家系的延续,更重视家业的道义传承。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所写到的那样:“孝道在日本就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有在对天皇的义务冲突时可以废除孝道”。[6]100―101

  2、日本的“忠德优先”
  与上述“孝道至上”伦理价值取向相异,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忠德优先”伦理价值取向,由于是建立在以天皇崇拜为和兴的神道信仰和“主恩从报”意识基础之上,所以其效忠的对象是非血缘联系的天皇和自己从属的主君,其价值的实现,是在天皇所代表的国家以及武士所属的集团,这种以“忠于天皇”为核心的“忠”的伦理价值取向,关于日本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民族与国家的完整统一起了重要的影响。战后日本人“忠”的伦理价值取向,迅速转移到了个人所属“社会集团”或“公司集团”身上,形成了虽说“为亲族以外的人服务,与亲族以外的人合作”,这是一种基于非血缘之间施恩与报恩意识的道德原则,所以在这种伦理价值取向下,上司代表集团整体利益,给下级以“庇护”,下级对上级以服从为天职,竭尽全力贡献“忠诚”和力量。集团成员之间出于一荣俱荣、一焚俱焚的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克制自己,尊重他人、体谅他人,以达同舟共济之目的。日本人就是通过尽忠的这种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可以说,“忠”是日本伦理最高的价值取向。无论“忠”的对象如何变化,“忠”始终体现在唯效忠对象的命令是从,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不管正确与否,绝不改变“忠”心。当效忠对象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竭力保其周全,即使败势已定,也要陪同效忠的对象从容赴死。
  可见日本的“忠德优先”是无条件的,而中国的“重孝轻忠”伦理是有条件的,“仁”是“忠”的先决条件。虽然“忠”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取向中,是统治者极力强调的,但只是居于“仁”“孝”之下的道德原则。天子之所以享有帝位,是因为在施“仁”政,文武百官更是如此。父母之所以能得到子孙的孝顺,是因为父母对子孙施以关爱。孔子说:“臣事君以忠”,但前提是“君使臣以礼”。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由此,“仁”已成为检验一切人际联系的试金石。而“忠”始终未成为绝对的道德标准。“在中国儒学中‘仁’被定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的伦理体系之外”。[7]82―83
  三、从自然观念的认知比较中日思维方式
  显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日本的传统文化中都追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尊重大自然,珍视大自然,但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受民族文化地等的作用,中日两国的自然观念各有特色,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
  1、中国的“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既包含崇尚自然,反对对自然的干预,追求对自然本性的顺从,又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的适应和遵循,也意味着人的主宰、命定的被动地顺从和崇拜。总体来说,中国人对自然抱有一种敬畏的态度,把自然神圣化。所以古代把自然看作上苍、天命。天子即位时,必得祭祀天地封禅名山,祈求天下太平。先民把自然灾害等自然变化,认为是上天对人的惩罚,必得杀鸡宰羊祭天来祈求风调雨顺,祈求上天的保佑,更多希望人与“上天”的和谐联系;中国人怀着一种友善的态度,把自然道德化。认为大自然尽善尽美,对人类万物有情有义,所以,儒家文化有大自然“仁民爱物”;道家文化“道法自然”,回归自然的境界;佛家文化更讲泛爱众生;中国人赋予大自然更多的理性成分,把自然人格化。孔子的“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就是以一种道德的眼光寻求人与自然内在的精神契合。人们不仅关注天然的花朵草木,而且向大自然的花朵里灌入人类的品格、道德、情操等。这是人与自然在审美过程中的双向流通而形成的中国人特殊的审美定式,中国人对大自然的审美意识带有非常浓厚的道德观念,即“人工美意识”;中国人对自然赋予一种本体的意义,把自然哲学化。“礼”是传统文化的大概念,是人在处理与自然的联系中产生,在祭祀活动中产生,体现着社会的大秩序、大联系、大现象并且又是效法自然界的大秩序、大联系、大现象形成的。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礼”是合天意的,是与大自然和谐的。“仁”就是“道”,道法自然,“道”就是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即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和谐,这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以“天人合一”为依据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中国文化,重整体轻略论,重直觉轻知解,重实用轻理论和疏于逻辑证明与整体建构的特征,显然,不利于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导引下,客观的外在事物,尤其是自然界未能作为独立的认识对象却成为伦理化的自然。
  2、日本的人、神、自然一体化
  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特别顺应大自然,与大自然特别协调,认为人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正如中村元在《东洋人的思维措施》中指出:“在日本人的思维措施中,最基本的准则是,原封不动的肯定为了生存所处自然环境或者各种客观条件。他们往往把所有的客观现象都视为绝对的东西”。由于日本位于温带季风区域,四周环海,具有温和湿润的气候,所以岛上青山层峦叠翠,众多的湖、溪、河、川点缀其中,四季景观美不胜收。这也使得日本人十分关注大自然的变化,对自然界的一动一静十分敏感,因而形成了人、神、自然一体化的特征,充分体现出日本人“爱草木、喜自然”的自然观。举例而言,日本的建筑非常讲究自然形态,如出云大社、伊势神宫等悠久历史的神社的神殿,几乎不用色彩和装饰,而且仅仅利用直线形白色原木来显示其结构美和自然美;日本的园林也特别讲究自然情趣,如京都的龙安寺,那里有山,有海,有神的世界,有人的世界,有生,有死,是世界本来的象征性表现,也就是微观的大自然;日本姑娘的和服绚丽多彩,日本的秋景很美,于是将美丽的秋天景物染在和服上,从印有菊、樱、梅、牡丹等图案的邹绸到腰带以及木屐上带子都装饰着花鸟草木图案,就连颜色的名字也取自于自然,如樱花色、桃色、棣棠色、葡萄色等洋溢着自然趣味儿;日本的食品种类繁多,其中取名于自然界名称的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有的以植物取名,有的以自然景观取名等,包括餐具、陶器等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然本身的美。此外,日本人在“水”“茶”“气”等前面加敬语“御”字;在日常会话中,对事物、自然等使用敬语,这些习惯都是对世间万物客观性、神圣性存在的承认;在日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拟声词、拟态词,使日语在发音时,犹如模仿动物的叫声,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使日语具有其他语言所不能比拟的音乐感,这与日语本身的结构有关,更与日本人酷爱自然的天性密不可分。日本文化不仅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感,而且强调自然与神灵一体化。在日本,日语论文,神社是非常神圣的地方,神社里的神殿,像狐狸、蛇、牛等都是日本神道信仰的先祖神,而且神圣的地方不能没有树木,因为在日本人心目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具有像树木那样巨大的生命力。认为树木本身就是神。佛教的开山鼻祖最澄提出“山川草木悉皆佛”的思想,大大强化了日本原来以人为中心到此以自然为中心的佛教,由此佛教在日本扎深根、生繁叶。后起的宗教也平等趋向。禅宗的开山鼻祖道元,更是认为一切皆是佛,就连一粒米、一滴水都是佛陀的生命,不能随便处理(日本人很节约资源)。即使被人类远离的粪尿,在日本的神话《上古记》(上卷)里,也当作粪神和尿神,排泄物都被神格化。可见,日本简直把人、神、自然的统一发挥到了极致。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文化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只有建立当代的统和观,客观略论思维方式的共性和异同,才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姜成林 思维方式若干理论探讨的新进展――评《中日思维方式演变比较探讨》〔J〕管子学刊1999(1)
  [2]费孝通先生80寿辰聚会上16字箴言
  [3]施惠中日两国语言行动的比较探讨〔J〕 2017 ( 2)
  [4]金文学 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 〔M〕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 第一版
  [5]王家晔著《改革与革命性改革》(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
  [6]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译本) 〔M〕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第一版
  [7]刘少东 儒学在日本考论―以“忠孝观”为中心 〔J〕 日语学习与探讨2017(5)
  [8]姜勇浅 谈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在语言上的表现 〔J〕 科技信息2017(13)
  [9]中国文化概论 〔M〕中山学院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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