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日本，母亲象征着一种责任和权利，其个人成就感，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孩子的学业成就。近年来，日本儿童智商得到很大提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妈妈热心并善于对孩子进行教育。日本出现教育妈妈这一现象，主要与日本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女子教育历史以及日本独特的家政课必修制度和劳动制度等方面有关。借鉴日本经验，希望我国政府能够更加注重提高母亲素质，改革现有劳动制度。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教育妈妈；女子教育；家政课必修制度；劳动制度
[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28(2017)11-0040-04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少生”、“优生”思想在日本的普及。日本的人口渐呈负增长趋势。少子化现象的加剧，无疑更使孩子成为家庭的无价之宝。在日本这样一个学历社会中，为了孩子将来的幸福，就必须让他们在学校里获取较高的学历，也就是说，要在学习上取得好成绩。
日本一直以来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父亲一般都在外挣钱养家。尽管愿意参加育儿活动，但在家里的时间太少，因而难担此任。对日本妇女来说，做母亲是一项要求严格和地位崇高的事业，教育孩子便成了她们的首要职责与最重要任务。另外，母亲的个人成就感。有很大部分是和孩子的学业成就分不开的。社会评价一位妇女的成就时，也主要是看她的孩子在学校读书的成绩。因而在每一个成绩优异的日本学生背后，大都有一个专心致力于子女教育的母亲。由此，人们便把结婚后即回归家庭专心教育子女，待子女人小学后再出来工作的这一类母亲，亲切地称之为“教育妈妈”。
一、“教育妈妈”存在并发展的原因
1、日本女子受教育程度
日本妇女之所以能担负教育孩子的重任，并被社会称赞为“教育妈妈”，主要在于其具有良好的素质。相关于其他国家，日本女性学历普遍较高。早在幕府时期，日本文化就曾达到世界水平，普通妇女的识字率已是15％。到了现代，发达的教育使女性中有1/3的学院毕业生。相比之下。我国的水平就低很多。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5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人数高达1.8亿，其中70％以上是女性。到2017年，全国城镇地区15岁以上的女性文盲率为8.2％，农村地区高达16.9％。北京青年网曾就中日母亲学历问题作过专门调查。结果发现。日本母亲几乎都接受过中高等教育，其中，高中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比例占48.3％，大专及学院学历的为46.5％，初中毕业的比例仅为4.2％；而中国母亲初中毕业人数却占全体的41.2％，大专及学院学历的为30.0％。
同时，就日本国内而言，女性受教育程度也高于男性。1974年至今，日本女性在学院和短期学院就学率一直高于男性。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直接联系着对子女的教育。对于儿童入学准备，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在2017年就调查得出，母亲受教育水平低的儿童中，只有38％在入幼儿园时认识字母，母亲受教育水平高的儿童则有86％认识字母。
教育妈妈的努力，已成效显著。在国际数学竞赛中，日本学生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有人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虽然战后日本竞争激烈，却依然能创造经济奇迹，这与日本母亲们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2、女子教育，历史悠久
早在奈良、平安时代，贵族内部就形成了让女孩子从小接受教育的传统。武家社会更是把识字与否，作为女子出嫁的资格与地位的标志。江户时期，视读书写字为必要的人不断增多，寺子屋因而兴起。其中，接受女生入学的寺子屋共有8636所，占总数的63％，入学女生数为148138名，占总人数的20％，大城市中女生人数更多。
明治维新后，受文明开化运动的作用，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进行女子教育，提高母亲素质的重要性。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1832～1891年)就在《造就善良的母亲》文章中指出“只有绝好的母亲，才有绝好的子女”，而“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子女”。时任伊藤内阁文部大臣的森有礼(1847～1889年)也大力提倡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管理家庭。熏陶子女所必须之气质才能。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直接联系。”从现实国家繁荣富强角度来认识女子教育，从而突出其社会影响。
19世纪末期，女子教育发展迅速。据文部省《学制百年史》统计，1899年，女子入学率超过50％，1900年已经达到71.7％，到开始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的1907年时，女子小学入学率已达到96.1％。1899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高等女学校令”，至此，培养“贤母良妻”已经成为国家公认的教育理念，女子教育得到进一步的促进与发展。
从女子教育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贤良、有知识、有文化已成为日本女性必备的品质。当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在知识与教养水平提高以后，作为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她们关于子女的教育和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日本经济的发展，其促进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3、独特的家政课必修制度
19世纪末期。家政教育在美国诞生。随后，许多国家也将家政科作为女子专修科目，并把受过家政教育视为有教养的标志。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在各级学校设立专门的家政科。进行家政教育。
小学阶段，共安排140课时，分两个学年完成。其内容主要包括被服、食物、居住与家庭等。通过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衣食住行等实践活动，使学生掌握生活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培养家务劳动的积极态度，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初高中阶段，设技术家政科。主要内容有栽培、食物、居住、保育和电气等，通过家庭经济和家务工作计划等知识的学习。使学生认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生活的联系。理解家庭和家庭生活，培养学生建立健全的家庭生活态度和勇于实践的精神。
虽然日本政府明令家政课是男女共同的必修课程，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差别的。小学阶段，男女生所使用的教材是不同的：初中阶段，家政课被列为职业课的一门，学校和家长方面的期待是“大部分的女生所选择的一个科目”；高中阶段，为了达到“促使女子成为主妇、成为母亲的自觉性的萌芽，培养对家事的兴趣”这一目的，学校虽未明确规定家政课是女子的必修课，专为女子而开设，但是对女子课程的选择上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方法。1966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就提议：“女子将来大多数情况是活跃在家庭生活中，考虑到这一特性，在课程选择上应予以注意。”根据这一指示，1969年的教育课程审议会进一步强调女子的特性和家庭责任，强化高中阶段女子家政课的学习，并规定所有的女生都必修家政课。1978年，日本文部省《学习指导要领》规定，高中阶段的家政教育(又称“花嫁修学”)基本上是为女生设置，培养家庭主妇的一门学
科，日语毕业论文，在其课程的保育篇中详细地设有青年生活与结婚、母性健康与生育、婴幼儿保育以及儿童成长与父母角色等内容。
日本女生系统地学习对于食品、服装、保育等内容，从而为以后的家庭生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为“贤母良妻”、“教育妈妈”的出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现实也充分证明，通过多年的实践，家政课必修制度确实为日本培养良好公民和家庭成员，特别是为未来的教育妈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4、日本的劳动制度
日本社会一向以高效守时著称，同时，其工作制度也非常灵活，充满弹性。如日本女性的就业方式，人们将之称为“M型劳动力曲线”，具体表现为结婚之前参加社会劳动的女性比例较高，达到一个高峰，在结婚、妊娠年龄阶段的就业女性的比例明显降低，当最后一个孩子渐渐长大，女性的就业比例又上升。日本《2017年劳动妇女近况》显示，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的已婚妇女中，56.1％的人拥有工作，这些人中因生孩子而辞职的占72.8％。可见，过半数的人会在结婚育儿期退出劳动力市场，摆脱了兼顾工作与家庭的两难处境，更有利于母亲和孩子的身心健康与家庭稳定。
另外，日本的妇女在婚前或生育之前，每日工作时间为8小时，婚后或生育之后若继续工作，则多采用4～6小时工作制，并且其产假根据需要可以长达三年。日本1991年颁布的《育儿休业法》规定，女职工可获得产前六周、产后八周的休假，重返工作岗位可累计工龄，若职工提出休假一年养育婴儿，雇主不得加以拒绝。后经修改，该法于2017年全面施行时又强调，不论男女，养育不满一岁婴儿的正式从业人员可以提出休假，公司不能拒绝，也不能以此为由予以解雇。为减轻边养育孩子边工作的职工负担，确保养育孩子的时间，该法还将缩短工作时间照看孩子的期限由孩子一岁提高到三岁。
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母婴健康，而且使母亲有足够时间亲自哺育孩子。反之，如果交由保姆来照顾小孩，其投入的心力自然大打折扣，在教育培养方面，受自身文化素养等限制，也是有心无力，甚至因无知而违背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没有外在的压力，母亲亲自喂养和教育孩子的益处，裴斯泰洛奇早就注意到，并认为在参与教育人的力量中，“第一是家庭，而家庭中最细致和最有才干的雕塑家是母亲”。日本的这一系列规定，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提供了重要保证。教育妈妈的早期教育自此就开始了。
同时，这种劳动制度，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男女性别的不同要求，即“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不同，要求妇女以家庭生活为中心，料理家务，教育子女，以彻底解决男性劳动力的后顾之忧。从而使得家庭安定，间接地服务于社会。此外，从社会劳动结构上看，女性大多从事非技术、非管理的服务性及事务性较强的辅助工作，这不仅有利于妇女随时进出社会，也不会因女性的辞职而作用整个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在女性的社会劳动工作时间的分配上，采用多种工作时间制度，使女性的事业与家庭的矛盾得到了缓解，也解决了母亲们最急需的教育时间问题。
二、启示
“教育妈妈”――日本的这一秘密武器，其力量实在难以估计，前景更是不可限量。人们因此戏称，日本通过两代人的合力竞争来提高综合国力。人们也不能不承认，养育子女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生产力。
与日本教育妈妈对比，中国的母亲与她们存在着很大差距，我们必须对此高度重视。虽然中国的父母共同承担教育子女的义务，但是，日语论文，由于他们大多同为双职工，在工作与教育子女的时间分配上，实难做到两全其美。很多不工作有闲暇时间的母亲，又受到本身教育素质的制约。另外，长期以来“高就业、低收入”的平均主义，导致了工作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也使妇女在事业与家庭及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负担过重，举步艰难。
如今，男女平等意识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妇女回家论”显然不受欢迎，也行不通。但是，在独生子女教育备受重视的今天，允许妇女在生儿育女期间采取阶段性就业或多种形式的工作时间制度，无疑可以成为解决妇女负担过重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安定及家庭教育的充实，对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同时，对中国母亲自身来说，不仅应该热心于孩子的教育，更要善于教育，避免出现盲目的教育行为。从社会角度考虑，努力提高母亲素质，大力宣传母亲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使更多高素质的女性愿意做母亲，做了母亲的女性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在这些方面，日本的“教育妈妈”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与深思。
责任编辑：王永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