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63年，联合百济进攻新罗的大和王朝军队在白村江口(今韩国西南部的锦江)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大败而归。根据《旧唐书》记载，“仁轨(唐朝将领)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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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也大大加深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人民群众对沉重的战争负担深为不满，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天智天皇不得不推行改革，对内颁布法典，编制户籍，积极致力于内治，为奈良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外则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选派遣唐使的频率和使团规模均成倍增加，全方位吸收了唐朝的文明成果，经济社会均获得了飞跃发展。710年仿照唐长安城建造的平城京(今奈良)，从各方面均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文明水准。
从国难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案例，在日本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回顾历史，日本一次次重复着这样一种现象：遭遇重大失败，积极反思和学习，进而实现自身的涅/。白村江战役后的古代日本在吸收唐朝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很快发展成为东亚强国；被西方炮舰打开门户之后，日本拼命学习西方文明，日语毕业论文，在短时间内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二战后，战败的日本仅用40多年的时间就重新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虽然其中有诸多外部的政治因素助推日本，但不可否认，其本国及国民的精神特质所发挥的重要影响。
太平洋战争以降，日本的“战后时代”一直在延续。事实上，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路线已然定型，发展空间日益逼仄。即便没有今年“3・11”震灾，日本社会也已在呼唤转折的出现，很多学者都在研讨“战后时代”如何终结。然而，即便发生了裕仁天皇去世、“五五年体制”崩溃、石油危机、苏东剧变等国内外重大事件，日本“战后时代”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日本尚未发生全民共同经历的重大事件。地震和海啸是天灾，核泄漏事件是人祸，除了重灾区面临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之外，整个日本也都经历着二战后未曾有过的短缺和恐慌的威胁。因此，笔者斗胆预计，日语论文，此次震灾很有可能使日本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发生转折，从而走向“灾后时代”。
就现实而言，“灾后时代”的日本不得不至少直面如下几个问题：
如何建构一个相对稳定的执政体系，而本国政党又如何在意识形态和执政方式上避免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孤岛”?自卫队应该在维护地区稳定和应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方面发挥更大影响，还是继续坚守“专守防卫”理念?是选择继续独立自主的核能开发政策，还是倒向美国或是被置于国际监督之下?农业和渔业应该接受比震前变本加厉的关税保护，还是借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走向更加开放的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