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国干支纪元，2017年是壬辰年，2017年是甲午年。在2017年至2017年这短短两年间，日本政府突然急速“右转”，让本就复杂敏感的东亚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冲突的阴云始终笼罩在地区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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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同样是在壬辰年的1592年和甲午年的1894年，中日之间两度爆发大战，日本先输后赢，战争结果大相径庭。为什么日本能够在300年间从一个自闭的弹丸岛国崛起为军国主义国家，给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东亚各国人民带来长期深重的灾难？我们不妨跟随历史的脚步，看看这300年间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武家政权”到“王政复古”
1589年，日本最大的武士集团首领――丰臣秀吉，日语论文，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手段降服了各地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在形式上统一了日本，结束了日本国内长达200年的大分裂大混战局面。他本人被朝廷封为“关白”（古代日本官职，正一位），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完成统一大业的丰臣秀吉野心急剧膨胀，先后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朝战争，最终被中朝联军击败。此次战争被中、日、韩史学界分别称为“万历朝鲜之役”“文禄・庆长之役”和“壬辰倭乱・申酉再乱”。侵朝战争的失败，大大削弱了丰臣武家政权的实力，秀吉因败生恨，终日郁郁寡欢，不久便一命呜呼。他死后，另一位实力雄厚的武士集团首领德川家康瞅准时机，迅速瓦解和消灭丰臣家势力，于1603年在江户（现在的东京）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第三个幕府政权――江户幕府，启动了对日本国内新一轮长达200余年的武家政权统治。
此时的日本，武士阶层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天皇被架空，朝廷形同虚设，自大化革新以来模仿唐朝形成的律令官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在封建国家向近代国家过渡的过程中，国家的统一是一个重要条件，在诸侯分立的情况下直接建立近代国家是不可能的，西方的普鲁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丰臣、德川两个武士集团首领，实现和巩固了日本的统一，为日本进行近代国家转型奠定了基础。
19世纪后半叶，日本国内政治积弊丛生，加之西方殖民主义者不断冲击，内忧外患的江户幕府逐渐呈现大厦将倾之势。1867年至1869年，支持天皇的地方割据势力以“王政复古”等口号发起倒幕运动，击败了幕府势力，逼迫幕府“大政奉还”，将日本的实际统治权交还给即位不久的明治天皇。
倒幕运动实现了“王政”，却一点也不“复古”。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完成了从幕府支配体制向近代国家体制的转变，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然而，维新后的日本却没能摆脱武家政治的阴影。这又是为什么？
历史上，日本经历了镰仓、室町、江户3个幕府长达700多年的实际统治。伴随着幕府武家政权的统治，武士道思想深刻地作用着日本社会，即便是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武士道思想依旧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指出，近代日本是以武士道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它以军事为政权的重点，“外交方针，财政方针，教育方针，都以国防计划为本，所以外交是军事外交，财政是军需，教育是军事训练”。明治维新后的若干年，日本军人在社会上取得至高的支配地位，军事权力渗透到社会政治的各个角落，国家军事化程度甚至超过了武士阶层统治的幕府时代。作为武家政权终结者的明治天皇，开创的实际上是以军人集团（后来即军部）为主导的天皇集权制，日本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事实上是武士道的制度化和国家的军事化。这就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埋下了祸根。
从“闭关锁国”到“脱亚入欧”
日本民族对外界文化具有十分强烈的移植模仿意识。美国人鲁恩・本尼迪克特在其作品《菊花与刀》中谈道：“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日本在“大化革新”时期对大唐中原文化的模仿，以及16世纪初期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吸收。
但是，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前后，由于深感天主教传播对政权的潜在威胁，逐渐开始采取“闭关锁国”政策。1587年6月19日，丰臣秀吉发布《驱逐传教士令》，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禁教”“锁国”的自我封闭时期。到江户幕府统治期间，这种闭关锁国政策达到顶峰。从1633年2月到1639年7月，幕府接连5次发布《锁国令》，实行极为严厉的锁国政策，全面禁止日本的船只和人员出国或归国。
在此后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锁国体制”使日本几乎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特别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而此时的西方，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也促使这些国家在需求原料与市场的同时，逐渐把触角伸向远东地区。对日本而言，这一历史时期两个具有重大作用的事件，一个是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另一个是1853年的“佩里来航”事件。
1840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许多日本人警醒地认识到“闭关锁国”政策将会导致怎样的恶果，促使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更加积极地探求民族自强之路；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闯入日本江户湾，要求日本“开国”的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国内政局，为江户幕府这头羸弱不堪的骆驼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此后，就如前文所提到的，日本不仅完成了近代国家转型，还积极打开国门，开始了新一轮向外界学习的过程。不过这一次，日本压根就没把中国这个昔日的老师放在眼里，而是走上了“脱亚入欧”的全盘西化之路，从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到社会规范、国民心理完全向西方靠拢，并迎来了全面的文明开化。1898年清政府推行戊戌变法时，已经将明治政府作为改革和学习的楷模，中日之间的文化地位至此完全反转。
从“假道入明”到“大陆政策”
如果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是其“假道入明”痴人说梦的一次疯狂尝试，那么到了甲午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之后，实施“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
早在古代日本的神话中，就有神武天皇“诏敕”云：“掩八/而为宇。”即将五湖四海皆置于其统治之下。关于日本历代统治者，或如所谓神功皇后于公元201年征讨新罗而大获全胜的虚构故事，或如天智天皇于公元663年在百济境内对大唐军队以卵击石的一战，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进犯大陆、开疆拓土是他们念念不忘的夙愿。 1590年5月，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入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也。”寥寥数语，其野心昭然若揭。丰臣氏两次发动侵朝战争失败并抑郁离世后，接过日本实际统治权的德川家康也没有忘记对外扩张的追求。1610年，江户幕府致福建总督的信函中称：日本国主源家康（德川家康自称是源氏后裔，故称源家康）已统一全国，“其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他如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献表纳贡。”此信虽满篇胡诌，却是日本统治阶层扩张思想的一个缩影。
江户幕府末期，日本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们，在推翻幕府政权、推行全面改革的过程中，却选择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丰臣、德川的扩张思想，并进行了体系化和具体化，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大陆政策”。
自明治天皇即位之时起，朝中文武势力便开始精心炮制所谓的“大陆政策”，即用武力向朝鲜和中国进行侵略扩张的指导方针。“大陆政策”被后来的军国主义者奉若至宝，也成为日本事实上推行对外扩张的路线图。1875年9月，距明治天皇即位仅过了8年，日本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并以此为发端按部就班地执行“大陆政策”，最终将整个东亚引向了战争的深渊。
“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的思考
许多人认为，甲午战争的胜利果实是近代日本崛起的基础。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全面。自丰臣氏征朝失败，日本以300年时间的积累，凭借明治维新的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是凭借这样的成果，日本从中国的手下败将，一跃成为称雄东亚的新兴强国。
从1592壬辰年到1894甲午年，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国家统一，通过明治维新确立了以军部为主导的天皇集权制，完成了向近代国家的转型过程；反思闭关锁国、内忧外患的困局，全盘推行“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等政策，国力得到极大增强，为发动对外战争奠定基础；对外扩张不再是“假道入明”的一厢情愿，而是逐渐上升至关乎民族存亡的国家战略，逐步体系化、具体化，并积极加以推行。简而言之，“王政复古”是前提，“脱亚入欧”是基础，“大陆政策”是目的。正是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变革，使日本得以在19世纪末的中日大碰撞中以小搏大，以少敌多，以弱胜强。
反观中华民族，自万历朝鲜之役以后，日语论文，经历了朝代更迭，也确有过短暂辉煌，但还是在世界文明进步的大潮中逐步落后，从老师沦为学生，从万国来朝沦落到列强瓜分，不禁令人唏嘘。
邻居是搬不走的，永远需要相处。关注日本近来发展动向，警惕日本重走军国道路，是时下国人亟需之智。读史可以明智，“知日”亦为“智”。认清日本近代崛起的历史，正视日本这个邻居，反思我们自己的不足，可以帮助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旅程中少走弯路；也只有认清历史、正视对手、反思自我，我们才能在下一个“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