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日联系处在什么历史位置，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短期内看不出从根本解决的希望，但可以预言中日联系已迎来“冷和平”时代。回顾两千年中日联系史可以发现，自中日1972年建交以来，日本在对华外交上由友好合作转为竞争敌对，恰如古代中日联系历程的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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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文明的扩展和辐射，日语毕业论文，成就了以中国为中心、近邻民族和国家为边缘的东亚文明和区域秩序。这一区域秩序也被称作“华夷体系”。在这一秩序下，中国历代皇朝统治者通过“王道”的教化来处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联系，掌握了该区域的主导权，特别是通过朝贡册封确立的宗藩联系维系着该区域下的秩序稳定，可从中看出中国的绝对先进与强大。而日本长期处于这一“周边文明”的边缘地带，也难以从根本上摆脱经济文化上对强势中国的依赖。单就古代的中日联系而言，截至1840 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可以说文明视角下中日两国在东亚所处的“中心”与“边缘”的位置联系始终未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日联系一帆风顺，也不意味着日本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对中国的依附状态一成不变。
投入华夷――垂直于宗属联系下的合作
中日间的“官方”交往始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据中国正史记载，汉武帝在辽东置朝鲜四郡后，倭人“以岁时来献见”。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东汉光武帝“赐以印绶”。238年，邪马台女王国使者一行赴魏“朝献”，魏明帝诏赐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两晋、南北朝时，倭人的朝贡愈加频繁。5世纪初大和国统一日本。大和国建立后，先后执政的“倭五王”均遣使至中国朝贡，接受南朝皇帝册封。倭王珍、济、武的使者甚至带着拟好的册封文本胁迫中国皇帝承认其封号。“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安东大将军”、“镇东大将军”、“征东大将军”等倭王得到的封赐表明，当时的日本业已脱离野蛮之境，开始在中国的东方迅速崛起并威压朝鲜。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隋朝以前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铸就了中国在东亚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这种强势不仅助长了历代皇朝统治者威仪天下的欲望，也产生了周边国家和民族竞相向中国学习、靠拢的巨大引力。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无法形成规模，两国的交往主要局限在政治层面，此期间虽发生了从邪马台女王国朝贡受封到倭五王朝贡请封的变化，但中日垂直性宗属联系的性质未变，当时的日本是主动投入到华夷体系并接受中国皇朝册封，成为东亚华夷体系的正式成员之一。对日本来说，这种联系的成立既是其“脱夷亲华”的客观需要，也体现了其不同性质和规模的“政权”需经中国皇朝认可以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主观诉求。对中国来说，历代皇朝是希望通过这种联系维持周边的稳定，也满足帝王“万邦来朝”的虚荣。
疏离华夷――游离于册封体系下的对等
隋唐时期，中日之间的全方位交流臻于鼎盛，人员往来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一批批的遣隋唐史和鉴真东渡等历史佳话都发生在这一时期。然而，忽视同一时期中日联系的另一侧面，不是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607年，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遣使小野妹子赴隋并呈国书，内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表现出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意识，这使隋炀帝“览之不悦”，并在复倭王的国书中刻意写明“皇帝问倭王”，以示尊卑高下。但在小野妹子再次访隋所递交的国书中，只是稍许改变了措辞，以“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语，再次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欲与中国对等交往的政治立场。唐建国后的630年，倭国派出首批遣唐使通好，唐太宗李世民遣新州刺史高仁表随倭使回访，结果又发生了高对倭国以对等之礼接待上国来使不满，以致不宣国书而返的“争礼事件”。这表明，在东亚地缘联系中，此时日本的政治立场已经改变，它要脱离传统的华夷册封体系，以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身份，与中国开展“对等的国交”。
至唐高宗在位时，中日两国的政治分歧演化为首次直接的军事对抗。当时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在日本支持下大举侵略唐朝藩属国新罗，唐朝在新罗国王的苦苦请求下出兵相救。663年，唐朝大军在朝鲜白江口与增援百济的倭国水军展开激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是役后，唐朝以德报怨，对日采取绥抚政策，日本则从惨败的教训中重新认识了与中国的差距，摆正了自己在东亚秩序中的位置，进而潜下心来开始了向中国的全方位学习，这就是此后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历史背景。白江口之战后，中日双方的政策应对和互动，化解了极为紧张的敌对状态，带来了两国间长达两个世纪“友好”交往的局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日本统治者不再接受中国皇帝册封，故在唐朝构建的庞大东亚华夷体系中，日本虽然尽情地沐浴着中华文明的恩泽，但在政治上却已是若即若离于这一体系的“不在编”成员。 （梁）萧绎（即梁元帝）作《职贡图》局部（北宋摹本）。图中绘列国使者十二人，本图从右至左为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国使。其中倭国使者赤足合掌，透露着一种岛国风情。
变态华夷――新历史条件下的对华认识
唐亡后的五代十国、两宋、元时期的四个多世纪，中日民间经济文化往来继续发展，但政治联系一直处于“无邦交”状态。在元统治时期，中日政治层面更是处于水火不容的联系。元朝统治者曾两次渡海远征日本，但均遭失败。进入明代，中日联系大起大落。先是倭寇扰边让朱元璋寝食不安。再是1393年足利义满建立室町幕府后，作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时隔九个世纪后，再次接受明惠帝“日本国王源道义”册封，开启中日官方勘合贸易，并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之后倭患再起，“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最后是丰臣秀吉于1592年出兵侵占朝鲜，并妄图一举征服中国，迫使明朝出动大军救援藩属国朝鲜，以致“自倭乱朝鲜七载，伤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丰臣秀吉）死而祸始息”。
17世纪初，日本社会进入德川幕府统治。不久，中国也改朝换代，变成了清朝统治的天下。在日本看来，中国已经亡国，成为满族“夷人”的天下，这就是所谓“华夷变态”之说，日语论文，日本因此认为古代的华夷秩序已经崩溃。此后直至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于1871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中日两国200多年无邦交。在幕府推行的锁国政策下，中日两国的交往仅限于经贸往来层面，并且只允许中国商人来长崎港交易。就政治层面的联系而言，面对一个在日本看来已经“华夷变态”但又依然强盛的中国，日本的基本国策是敬而远之以待时机。于是在中国衰败并遭到西方列强痛击、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企图跻身列强行列的时候，这个时机果然到来了，从此开启了日本不断加深对华侵略的过程，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由此可见，在进入近代之前，古代中日两国联系无法用“友好”、“敌对”抑或其他定性词句一语概括，因为它经历了友好、合作、对抗、敌对的不同局面。古代中日联系演变留给世人一种重要启示：中日间原本就不存在两千年友好的神话，莫不如静下心来，研讨不同局面下的中日联系与当下双方的国力状况及政策，以思当下中日联系。
中日相交虽有超过两千年的悠久历史，然而在政治层面上自始至终磕磕绊绊，现今中日两国在地缘安全领域上对抗防范，历史认识及领土、领海争议上的牵制反制，以及舆论刺激民族情绪的敏感问题，这些都已成为中日联系乃至国际联系的探讨者急需面对的重要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两国欲要构建21世纪的“友好”交往，首要条件即是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力。析古代中日联系演化，可为当下日本对华心态一鉴。
（作者为天津理工学院外国语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