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中日联系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直到1972年才最终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尽管学术界对中日复交时期两国联系史的探讨已经相当深入，但迄今为止未见系统总结这一阶段作用日本对华决策的民间因素的文章问世，为此，本文试图做一尝试。本文提出，虽然“民间外交理论运用于中日联系”的提法出自中国，但是日本方面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类来自民间的群体，为推动中日联系正常化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他们不代表官方，人数由少到多，力量由弱到强，是日本方面中日复交的动力来源和社会基础，在作用政府对华决策的方面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在民间因素的作用... 引言：
二战结束后，中日联系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直到1972年才最终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尽管学术界对中日复交时期两国联系史的探讨已经相当深入，但迄今为止未见系统总结这一阶段作用日本对华决策的民间因素的文章问世，为此，本文试图做一尝试。本文提出，虽然“民间外交理论运用于中日联系”的提法出自中国，但是日本方面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类来自民间的群体，为推动中日联系正常化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他们不代表官方，人数由少到多，日语论文题目，力量由弱到强，是日本方面中日复交的动力来源和社会基础，在作用政府对华决策的方面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在民间因素的作用下，日本政府虽然没有改变既定的对华方针，但逐渐增加了政府对中日民间交往的干预程度。随着对华友好的民间因素的力量不断壮大，中日复交的社会舆论压力不断增加。当中美接近的催化剂一旦出现，日本政府便迅速做出了早于美国与中国实现联系正常化的重大选择。因此，不论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还是在全球化的作用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今天，都不能忽视来自日本民间的，追求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的这股非官方力量的存在。本文的探讨视角之所以定位在民间因素对政府决策的作用上，是因为民间交往在中日两国联系发展的历史、现在和将来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是在二战之后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这一历史阶段民间因素发挥的独特影响尤其值得重视。通过对这一时期作用日本政府对华决策的民间因素的考察，不仅有助于理清两国联系发展的历史，而且有助于把握冷战后中日联系发展的前景，从而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未来的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和市民社会影响的不断增大，民间外交的地位和影响也将越益突出。通过加强民间交流，提升合作水平，将成为改善周边国家间联系或区域联系的主要途径。本文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导论、正文（包含第一至第七章）和结语。
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宗旨、国内外探讨近况及文献综述、探讨目标和措施、相关概念解析和论文探讨的新意所在。
第一章和第二章，是论文的理论演绎和背景略论部分，为下文引言：作铺垫。
第一章是基本理论演绎部分。先从日本外交决策模式的略论入手，概述冷战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特点，考察民间因素作用政府对华决策、推动中日联系发展的原因。
第二章主要略论了亚洲地区冷战格局的形成对中日联系发展造成的作用。首先，旧金山和约的签订断绝了中日官方交往的渠道，但日本在承认台湾为合法中国政府的同时，仍希望保持同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于是形成了“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民间人士和民间团体成为维持与中国关系的渠道和发展中日友好联系的主要力量。
第三章至第五章，论文以历史发展为线索，阐述各个历史时期民间因素对形成日本对华决策的作用。
第三章首先略论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四任内阁的对华政策以及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往来的实践情况。接下来以经济界为对象，考察民间因素在这一历史时期以何种形式作用了日本的对华决策，起到怎样的影响。
第四章主要阐述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经分离”对华政策的发展和濒临失效过程。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政府认识到完全抛开政治联系而发展中日贸易的局限，进一步加强了对中日贸易的政府参与程度。在这一历史时期，自民党内的松村谦三集团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主要以非官方或民间人身份开展对华活动，以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作用政府的对华决策。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经不可分”与“政经分离”的论战加剧，消极的对华政策不断受到挑战，日本国内逐渐形成了恢复中日邦交的社会基础。
第五章主要略论1970年-1972年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及其中日复交过程。这一时期两国面临的国际背景与战后初期相比发生了巨大改变，中美接近等国际缓和的总体背景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起到巨大作用。在日本国内，经济界团体、大众舆论、在野党和松村谦三集团形成了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民间力量的联合行动，也对政府转变消极对华政策形成了巨大压力。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29日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第六章主要略论日本的各类民间因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特点。中日之间恢复外交联系，不同于他国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解决，而是通过民间或半官半民的方式首先提升两国交往层次，待时机成熟再由民间外交转为官方外交，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在这一章节里，首先考察了民间因素的主体特点，其次对各民间主体发挥影响的阶段特征和效果进行评估，从整体上把握民间因素对日本对华决策的作用。
第七章对民间因素发挥影响的模式进行略论。主要分为间接作用方式和直接作用方式两种，间接作用方式又称为体制外方式，通过与中国签订经济协定、访华、在媒体发表社论等形式不断壮大中日复交的社会基础，给政府的对华决策造成一定压力，这是这一历史时期民间因素发挥影响的主要途径。其次还有直接作用方式，主要松村谦三集团等自民党政治家和在野党在决策层内部通过对决策主体谏言、批判错误的对华行动等方式，对转变对华政策施加直接的作用，但这一方式起到的影响非常有限。
最后部分是结语，略论民间因素对中日联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全球化时代民间因素作用政府外交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