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书籍作为文化载体之一，其交往流布既频繁且量大。《教训抄》(1233)、《续教训抄》（1322以前）、《体源钞》(1512)、《乐家录》(1690)是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四种乐书，其资料来源十分丰富。它们不仅大量征引日本古代文献，而且广泛引用了中国古籍（即汉籍）。对其中所引汉籍部分进行统计与考察，具有如下四方面意义:第一，是日本四大乐书成书过程探讨的一部分，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这四大乐书成书的汉籍文献背景;第二，可资考察汉籍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亦即考察汉籍在日本的具体应用情况，有助于深入了解中日书籍交流的全局;第三，日本四大乐书... 引言： 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书籍作为文化载体之一，其交往流布既频繁且量大。《教训抄》(1233)、《续教训抄》（1322以前）、《体源钞》(1512)、《乐家录》(1690)是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四种乐书，其资料来源十分丰富。它们不仅大量征引日本古代文献，而且广泛引用了中国古籍（即汉籍）。对其中所引汉籍部分进行统计与考察，具有如下四方面意义:第一，是日本四大乐书成书过程探讨的一部分，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这四大乐书成书的汉籍文献背景;第二，可资考察汉籍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亦即考察汉籍在日本的具体应用情况，有助于深入了解中日书籍交流的全局;第三，日本四大乐书对汉籍的引用涵盖了经、史、子、集各部类，其中还包括在中国已经亡佚了的汉籍，本项工作将有助于中国古籍的校勘与辑佚;第四，为日本音乐文献的进一步探讨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