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中的社会化大生产使投资规模大大超过了个人的投资能力，同时出于分散投资风险的需要产生了以有限责任为基础的股份企业，其突出的特征是财产所有权与公司控制权的分离，由此产生了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不一致所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为解决这一委托—代理问题，以公司控制权分配为核心的企业治理机制应运而生，并在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和经济体制的约束下，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企业治理结构。其中现代日本的企业治理结构，在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以及为走向复苏而进行包括公司制度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日本经济探讨... 引言：
现代经济中的社会化大生产使投资规模大大超过了个人的投资能力，同时出于分散投资风险的需要产生了以有限责任为基础的股份企业，其突出的特征是财产所有权与公司控制权的分离，由此产生了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不一致所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为解决这一委托—代理问题，以公司控制权分配为核心的企业治理机制应运而生，并在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和经济体制的约束下，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企业治理结构。其中现代日本的企业治理结构，在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以及为走向复苏而进行包括公司制度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日本经济探讨中最为重要的探讨领域之一。
本文的探讨即属于上述范畴，但与以往的同类探讨有所不同，本文将在一个企业法及其变革的视角下，以战后日本的企业治理结构及其演化为探讨对象，略论企业法变革与企业治理结构演化之间的联系。通过这种企业法视角下的企业治理结构探讨，将有可能在更大的学术空间内阐释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从中揭示出政府与法制、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司之间更为细微、复杂的联系，对这些问题的阐明，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解释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不同于其它类型经济体制的特征。
本文的结构如下。
在绪论阐述了本文的探讨背景、探讨意义、探讨近况、探讨思路、探讨措施的基础上，第一章首先在一般意义上论述了企业制度、企业法、企业治理的产生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系统地梳理了近代以来日本移植西方企业法的历史过程，并详细阐述了直到战后1950年代初期历次企业法的修订及其对企业治理结构的作用，特别指出了企业法语境下的企业治理结构与现实中的企业治理结构在观念上、机制上、运行上的异同。
第二章论述了现代日本公司制度以及相应的企业治理结构起源于战后由美国占领军主导的外生强制的民主化改革，但是由美国占领军依据美国模式设计，并通过广泛分散的个人所有制、公司控制权再分配建立起来的日本公司制度以及相应的企业治理结构，在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完成后发生了适应性演化，在产权结构、融资结构、控制权分配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对美国模式的偏离。
第三章承接上一章论述了日本企业治理结构适应性演化的后果，是形成了相互持股的法人所有制、由银行进行相机治理的主银行制、“内部人控制”的层级结构，日语论文题目，这些制度安排不仅是对战后日本企业治理结构进行经验观察所得到的特征化事实，而且是构成了日本传统企业治理结构的最为关键的要素，在战后日本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第四章论述了在完成向工业化经济转变之后，围绕日本公司运行和企业治理的经济形势、制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资本市场日益替代主银行制对公司进行监管、稳定股东不断趋于消散而使企业控制权转移成为现实威胁的条件下，日本传统的企业治理结构面临困境，在长期萧条中开始进行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同时迎来了企业法变革的时代。
第五章着重论述了1990年代初开始的企业法修订及其与日本企业治理结构新一轮演化之间的联系，这是战后数十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法变革，本章详细介绍了包括董事会结构改革、激励机制改革、信息披露制改革、股东诉讼条件改革在内的企业法变革内容，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企业法变革对日本传统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及其演化方向的作用。
第六章带有全文总结的性质，研讨日本企业治理结构演化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影响下，在世界范围内的确出现了企业治理结构趋同的倾向，并且在日本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化方向上反映出来，但本章强调指出了企业法变革背景下日本企业治理结构改革的特征是，属于外部市场约束的改革迅速，但属于内部监管机制的改革滞后，即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是非均衡演化的，两者之间的磨合增大了企业治理结构演化方向的不确定性，到当前为止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会收敛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