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结束十年之后，日本经济开始它奇迹般的增长，从1961年到1971年11年间日本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8％，其中最低的1971年增长率也达到了4.7％，且在11年间只有3年的增长率低于两位数，在最高的1961年增长率达到了14.5％，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日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当时的西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虽然结束它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转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低速增长时期，经济表现也是西方国家中最好的，因此人们的注意开始转到到日本这一曾经的落后国家上来，有大批的专家学者开始对日本的各方面进行探讨，甚至有人开始极力推... 引言： 在二战结束十年之后，日本经济开始它奇迹般的增长，从1961年到1971年11年间日本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8％，其中最低的1971年增长率也达到了4.7％，且在11年间只有3年的增长率低于两位数，在最高的1961年增长率达到了14.5％，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日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当时的西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虽然结束它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转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低速增长时期，经济表现也是西方国家中最好的，因此人们的注意开始转到到日本这一曾经的落后国家上来，有大批的专家学者开始对日本的各方面进行探讨，甚至有人开始极力推崇日本的经营模式。在广场协议之后，由于日元的升值，使得日本的经济更加膨胀，日本也开始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从而开始在全世界置产，表现得“财大气粗”，然而当人们关于日本的探讨方兴未艾时，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了，不仅结束了令人眩目的经济增长还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萧条中，于是人们又开始纷纷转而探讨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原因。同很多学者的观点一样，作者也认为导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以及长期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独特的制度模式，但是由于整个的制度安排包括政治和经济方方面面的子制度，是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因此作者在这里只从日本公司制度有效性的角度来解释日本经济的繁荣和衰退以及它现阶段的经济复苏。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制度对经济绩效有着巨大的作用这一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但是制度并不总是有效的，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可以很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与外部经济环境不相适应的制度只会带来经济的衰退甚至是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的公司制度是由以下各子制度组成的：在公司内部制度方面是横向信息结构以及与其相互补的终身雇佣制以及与终身雇佣制相互依托的年功序列工资制和建立在内部晋升基础上的等级工资制；在企业治理结构方面是建立在股东与内部员工双向控制下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只有在间接融资方式占主导地位时才有效的以主银行为核心的相机性治理。使横向信息结构能够最有效发挥影响的条件是：1)在人力资本方面，占主导地位的人力资本类型必须是背景取向型人力资本，而且公司员工必须具备公司相关的专用技能以及较高的处理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如果员工不具备这种能力那么横向信息结构就会因为信息误差过大而失去效率；2)在产业特征方面，只有在那些各生产工序之间的互补性较强，比起其它因素，边际成本受产量的作用较大以及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中横向信息结构才会比其它的信息结构类型拥有更大的优势；3)在市场环境方面，横向信息结构只有在市场需求必须要有一定的波动但是这种波动又不会过于剧烈时才会具有效率优势。而当是日本的经济环境为：1、在人力资本方面，外部没有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即员工在公司间不能够自由的流动，因此，员工比较愿意投资于公司专用资本，成为背景取向型人才；2、在产业结构方面，钢铁产业、汽车产业以及家电产业等都陆续的作为日本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而这些产业的主要特点为各工序之间的互补性较强而且规模效应较为明显；3、在市场环境方面，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增长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开始使得居民的收入增加从而使得人们的需求开始多样化，但是当时并没有出现IT产业这样强烈的新产业冲击，另外，布雷顿森林体系保证了汇率的稳定，由此带来的日美贸易间的长期不平衡也为日本带来了有利的环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赶超经济时代，日本的公司内部制度与制度环境之间是一种近乎完美的配合。在公司的融资结构方面，在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银行贷款一直占到公司总外部融资的70％以上，在1971到1975年间，这一比重甚至达到了将近90％，因此可以看出间接融资方式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就使得银行关于其客户公司拥有较大的谈判优势，从而可以很好的控制和监督公司的行为，而且由于日本政府对金融系统实行的护航系统也使得银行在救助公司时不用担心资金不足，因此，在这一阶段，经济环境也保证了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从而很好的监督和约束了公司的行为，救助活动也使得财务只出现短期困难的公司免于破产从而减少了资源的浪费。因此，日语毕业论文，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公司制度与日本当时经济环境的正确搭配造就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奇迹。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日本公司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在公司融资结构方面，石油危机结束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得公司的融资方式开始改变，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1)经济增长放缓使得公司的投资活动开始紧缩，从而减少了从银行的贷款；2)公司为了在危机中继续生存必须要降低成本，因此公司开始减少其银行存款以减少利息成本；3)经过近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公司尤其是大公司积累了雄厚的自有资本，因此对银行的资金依赖降低。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使得银行对公司的控制力量减弱，另一方面由于银行的业务量减少使得银行间为了争夺客户尤其是大公司客户引言：了激烈的竞争，从而不惜放宽贷款条件，这就使得银行对公司的监督和控制能力进一步下降。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随后被迫开始的金融自由化使得上述现象更加严重，金融自由化使得公司的融资方式更加多样化，从而使得日本的公司确切地说是日本的大公司进一步脱离银行的监督和控制，因此日本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企业治理制度真空的状态。另外，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升值将日本带入了升值恐慌中，日本政府在压力下不惜采取了财政和货币双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就将整个日本经济带入了泡沫产业中。在这期间，银行不仅对公司的投机行为无力控制甚至其本身为了在失去的客户的情况下寻找的新的赢利手段也加入到了泡沫产业的投机中去，使得整个经济形成了一个大的泡沫，而泡沫破灭对经济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产业方面，随着美国新经济的高涨，在信息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目标，但是，信息产业的特点是在软件方面需要创造性的发散思维，而在硬件方面零部件为标准化的产品，而日本公司的信息结构无论是在需要创造性发散思维的领域还是在标准化的产品上都不具有优势，因此日本在IT领域逐渐落伍。在日本的公司制度具有优势的产业方面，由于泡沫经济中公司逐渐放弃其传统业务而转向服务业以及国内成本上升而导致的海外投资带来的产业空洞化，都使得日本的公司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影响的范围被压缩，从而使其对整个经济的有效性下降，或者说对整个经济而言有效公司制度不足。所以，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正好相反，公司制度与经济环境的错误搭配使得经济产生巨大的泡沫并在泡沫破灭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难以恢复。 日本经济在2017年后已经开始复苏并且复苏过程仍在持续。虽然日本此次的经济景气是日本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景气，但是这并不能推翻我们所提出的在现阶段日本经济存在有效公司制度不足的这一观点。日本的此次景气恢复是危机遗留问题经过长期的消耗和吸收后逐渐被解决后的一次恢复性增长，在这一过程中与原有公司制度相适应的传统优势产业的拉动仍起到了决定性影响，但是由于原有公司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影响的范围被压缩，而与新产业相互适应的新的公司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因此此次经济复苏只能是有效公司制度缺失或不足下的一种缺乏新经济增长点的低速增长。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