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探讨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1.1 探讨背景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广泛，特别是社会信息化的提高，国际互联网的开通，使更多的人有机会与说不同语言的人们进行交流。英语作为思想交流的工具，在国际交往与合作中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一些重要场合中（如文化交流、商贸谈判等），由于文化异同所导致的交际失败屡见不鲜，对我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不少负面作用。新的形势对外语教育而言意味着：语言能力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英语论文，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外语教学界的共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指出：“高中英语课程的总目标是使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英语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英语学习的目的，发展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能力；形成英语学习策略；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应用能力。综合语言应用能力的形成建立在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素质整体发展的基础上。”（教育部，2017：3）“文化教学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重要内容，也被提高到同语言教学同等的高度上来了。”(司联合 2017: 101)文化教学已成为英语教学中可与语言教学相提并论的要素。因为语言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学习策略的应用，其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1.2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传统的外语教学法认为学习者学习英语就是单纯的学习英语的语言知识、语法成分其及系统形式。通过这些语言知识与系统成分的掌握，学生就可以顺利地达到在实际交流中应用语言的能力，这种观点忽视了交际中语言的得体性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在交际中的重要影响。也就是说，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没有被教师们给予充分的重视，英语教师们也没有把文化教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与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语言技能相提并论。结果导致在具体的语言交际中，学生生怕犯了语法错误而不敢开口，或者只是生搬硬套语言知识，导致不能顺利完成交际。随着语言与文化探讨的不断深入和外语教育理论的长足发展，文化教学越来越被重视。人们普遍对外语教学的本质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外语教学只有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培养出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那么怎样在基础阶段英语教学中自然而然地进行文化渗透、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关于中西文化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使语言应用能力不断提高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广大学者和中学英语教师共同研讨而又有待于系统探讨的课题。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国外文化教学探讨近况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美国著名语言学家 Sapir(1921)在他的《语言论》一书当中就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这些做法和信念的总体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性质。”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语言与其文化结合起来，就不可能对这种语言有所了解。要想了解一个异民族的语言，必须要先从它的文化和环境入手。这是语言学界最早将语言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的做法。到了 40 年代和 50 年代，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引起了更多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关注。其中，美国文化学家和跨文化交际学之父 Hall(1959)在《无声的语言》中指出了文化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影响。他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文化的作用，并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文化决定人的存在，包括自我表达的方式、以及情感流露的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等。”他在这本书中通过对人们使用非言语手段交际的研讨，以及通过对文化进行更科学更细致探讨的大胆设想，来突出文化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期，美国语言学家 Lado(1957:243)在《跨文化的语言学》中提出了一种外语教学新模式，即文化对比教学模式，通过对来自异文化群体的人们的行为进行对比略论，归纳出从形式(form)、意义(meaning)、分布(distribution) 都体现异同的结构主义对比模式。同时，明确提出外语教学中应该包含文化教学这样的新构想。这些理论的提出无疑对后面文化教学的探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对于文化理论、非语言行为、语言与文化的联系以及文化对比的探讨，关于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有着深远的作用。
20 世纪 60 年代运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形成以后，语言学界开始对外语教学与文化的联系进行系统探讨，世界范围内外语教学的根本转变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这一根本性转变由 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跨文化交际学出现所引起，随后 60 年代末期苏联语言国情学的诞生使之达到高峰。语言与文化以及社会语言学的探讨成果也因此第一次被引入到了外语教学的课堂实践中。其中，在众多阐释外语教育环境下的文化内涵、研讨文化教学内容和措施的探讨者之中，Brooks(1968)可谓先驱。他指出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与个人紧密相连，这种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人们的思想行为受其文化模式的作用；（二）文化是人与社会、世界沟通的桥梁；（三）人与人也需要交流。他对文化的定义与外语教学有着直接必然的关系。因为它不仅剖析了人与文化的联系，而且也说明了语言交际与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的联系。另外，Brooks 还强调文化教学应始终贯穿于外语教学的过程中，在不同阶段应有其不同的教学措施和教学重点。社会语言学家Hymes(1972)在《论交际能力》中首次提出了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概念，他认为交际能力包含: (1)关于合乎语法的语言形式的辨认，即语法性；(2)关于现实可接受的语言形式的辨认，即可行性；(3)关于得体的语言形式的辨认，即得体性；(4)关于一种语言形式的常见度的辨认，英语论文题目，即现实性。概括起来，由于文化因素与语言使用的密切相关性，交际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能力应用，而且还包括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掌握。在此，他强调了社会交际与文化因素在语言能力中的重要地位并对“交际能力”这一概念做了大量的略论，Hymes 的探讨为后来研讨语言教学中文化知识的学者提供了良好素材，具有很强的指引影响。Seelye(1976,1993)在前人的基础上，确定了文化学习的目标，介绍了一些文化教学的措施，而且还研讨了如何评价文化学习的问题。显然他的探讨成果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为文化教学的实践指明了方向。以上几位文化教学的探讨学者从不同角度略论了外语教学中文化的内容和影响，并且也解决了文化教学应该教什么及如何教学的问题等。如此类似的探讨学者们(Murdock,1971;Nostrand,1974;Valdes,1986)还有很多。但他们的探讨只把文化看作是相对不变的可教也可学的“事实”，忽视了文化变体的存在和深层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且个人在文化创造中的参与影响也没有被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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