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纷争不难看出中国英语的关键问题就是其存在的标准问题或范式问题。何自然曾建议从语用学和翻译学角度处理“中国英语”问题。[13]我想这也是走出中国英语纷争的切入点,也是区别中国英语与规范英语和中式英语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本文研讨标准准则问题之前,有必要从翻译和语用的角度略论其理论依据。 1. 翻译中的异化 因为中国英语的概念最早也是葛老在研讨翻译措施时提出的,那么所有的纷争也只有从翻译和语用的角度出发,才能得到更好地解决。早先所说的对于“西译汉化”的辩论[12]在翻译界还可以映射为汉英翻译中的“异化”问题的争论。[14][15][16][17]过去翻译界趋向于用“归化”来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但随着我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异化”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影响,汉英翻译的异化现象的增加也逐步导致了人们对中国英语的极大关注。宋德生曾提出把“望子成龙”直接译成to long to see ones' son become a dragon。[18]他认为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深入传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已知道“龙”在中国有着与他们不同的内涵,因此他们完全会接受和理解这一译法。对于这一点,可以从语用学上的语用移情加以进一步说明。 2. 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 何自然在对用英语表述与我国国情有关的用语时提出了“语用移情”这一概念。[19]他认为像“待业青年”(youth waiting for jobs),“铁饭碗”(“iron rice bowl”permanent job once assigned)这些例子“不应看作不地道的英语而加以排斥或藐视”,认为只要操英语的本族人“排除民族、文化异同的偏见,在交往中乐于语用移情,他们是会逐步接受这种英语变体的。可以说,“语用移情”也是中国英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理论依据。关于“语用移情”,我们要正确理解。有人提出“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英语论文网站，英语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