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tension),可以说是与19世纪末中韩关系史始终相伴,构成了19世纪末中韩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当下则是理解与诠释19世纪末中韩关系史的一个重要视角。韩国学者金容九就曾指出,朝鲜王朝末期的外交史便是“充分体现事大秩序与公法秩序相互冲突之各种特征的历史。”①日本学者冈本隆司也曾指出,“西方近代的国际关系和东亚传统的、具体说来就是清朝和朝鲜的宗属关系—大体上来看,19世纪后半叶的东亚史是以二者互相关联的‘并存’为主轴展开的。”②与此相关,笔者也曾指出东亚世界的近代化实际上包括如下的三个不同层面,一是全球(global)层面的近代化,即东亚地区以及东亚各国与东亚区域以外世界及各国(以欧美列强为代表)关系的近代化,二是东亚区域(regional)层面的近代化,即东亚地区秩序的近代化,三是东亚各国国内(national)层面的近代化。③ 具体到19世纪末的中韩关系的近代化过程而言,实际上也包含着内外两个方面的不同内容。在外部方面,表现为以欧洲列强以及明治日本所主张与坚持的条约关系对中韩两国传统朝贡关系的挑战、冲击乃至最终取而代......(论文页数是：12页) ，韩语论文范文，韩语论文范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