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中韩经济、文化交流均通过海路进行。宋丽海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有佛教交流、典籍交流、人员往来等。宋丽海路文化交流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也体现出几个特点，即宋商在整个宋丽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影响，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入仕高丽的宋人在高丽传播了中华文化，并促进了高丽文化的发展，实现了民族融合；而宋丽间的双向文化交流推动了两国的文化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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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宋朝；高丽；海路；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8-0178-04
一、宋代中韩海路交流路线与形成原因
宋代与高丽保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与民间关系，官方往来与民间往来全部通过海路进行。北宋时期，两国的海上交通线逐渐由北南移，出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
北宋前期，即元丰年（1074）以前，宋与高丽的往来航线基本上采用传统的北路航线，山东半岛为基地，中心港是登州（今山东蓬莱市）和密州板桥镇（今山东省胶东）。即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出发，向东直航，横渡北部黄海，抵达朝鲜半岛西岸的瓮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瓮津）。另一个出海口，从密州板桥镇起航，出胶州湾，东渡黄海，直航朝鲜半岛西海岸。而高丽往来宋则从礼成港起航，在山东半岛的密州或登州登陆，再陆行至汴京（开封）。
然而，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宋与高丽的海上航线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改途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远契丹”。当时，宋与辽处于南北朝对立局面中，且辽占攻势，宋居守势。考虑到登州、密州濒临辽境，发往高丽的船舶易受到攻击。于是宋元丰三年（1080），宋朝政府下令，凡“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从此，北宋前往高丽的使臣，皆由明州（今宁波市）定海县出发，越东海、黄海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到礼成港口岸，再陆行至开京。高丽人渡海到明州，再入运河北上至宋汴京。至此，南路航线便成为宋朝与高丽往来的主要海上通道。南路路程比较险远，不大容易往来，但如能利用季节风，也能快速到达。根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宣和使团从明州港出发，到达礼成港共计28天，回程时，自礼成港发舟，返回定海县，“凡海道四十二日”。回程较去程多用14天，是因夏季，多逆风，因而比去程顺风要困难地多。
宋代海上通路发达与特殊的历史背景、造船、航海技术、宋商密不可分。
第一，宋代由于与辽的对峙，宋丽的往来只能利用海路，宋代海路已成为重要对外交通路线。北宋期间，因契丹（辽国）雄峙于中国东北地区，阻断了宋朝与高丽之间的陆路交通，宋朝前期主要利用北方的海路，后期主要利用的是南方的海路。大多数的高丽求法僧都是从海路往来的，他们搭乘的或是国使官船，或是公私贸易的商船。
第二，宋代发达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是宋丽海路文化交流的保障。宋代造船业无论是规模还是制作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已造出万石以上的大船。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曾在明州造两艘巨舰，“一曰凌虚致远安济，次曰灵飞顺济，皆为神舟”，人称“万斛船”，此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①此外，宋代航海人也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航海技术，尤其是指南针的发明及其运用，为宋丽间的海路交通创造了客观条件。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就明确记述了船在大洋航行时，“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入夜举火，八舟皆应”。②这表明北宋末年指南针已在航海中广泛运用。
第三，由于陆路交通的阻隔，宋丽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一定层面上受到了限制，但宋商不顾交通不便，不怕艰难险阻，频繁往来于宋丽之间进行贸易活动，即使官方断绝外交关系的年代，海路仍有宋商往来。
二、海路文化交流内容
1.佛教交流
高丽王朝建立之后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政策，高丽“国人好佛法”，仅“开成府有寺七十于区”。③宋朝建立以后修复寺院，皇宫内召集天下高僧，赐以紫衣，并遣僧侣去西域求法。由于宋朝皇帝的礼遇和重视，宋朝佛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高丽为了发展本国的佛法，经常派使节请求宋朝赐佛教经典。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赠与高丽《大藏经》一部。淳化二年（991），高丽使韩彦恭转达高丽国王王治“求印本佛”的请求，宋太宗不仅赐以《藏经》，而且又赐以御制《秘藏诠》、《逍遥游》、《莲花心轮》。天禧三年（1019），高丽遣使者崔元信等入宋贡布求佛经，真宗则下诏“赐经还布”。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又特许高丽使者收买《大藏经》、《华严经》等佛教经典。④
高丽入宋求法的僧人之中，义通、谛观、义天最为出名。义通（927-988），俗姓尹，字惟远，王族出身，晋天福年间（936-947）末渡海入华，受学于螺溪义寂，为义寂首座弟子。义通留螺溪约二十年左右，名声大作，想以此教传于故国，于是于乾德间告别师友，准备渡海归国。值此之际，太师钱惟治就之请问心要，请为戒师，住持明州（今宁波）传教院，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赐宝云禅院，故称“宝云大师”。太宗端拱元年（988）十月二十一日，义通卒于住寺，终年六十二岁。有关文献资料供20多篇，南宋天台僧人宗晓把它汇编成册，题名为《宝云振祖集》。义通著述丰硕，天台学造诣甚深，于宝云禅院敷扬教观整20年，被尊为中国天台宗十六祖，对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发挥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义通在四名宝云禅院弘法，使天台宗盛传四明，他的弟子甚多，其中知礼被尊为天台宗十七祖。
谛观是五代末、北宋初入华的高丽高僧，宋建隆元年（960）入华，至螺溪义寂处参学，历10年而后坐亡。谛观入华，与吴越国国王钱弘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吴越王传》所载，宋朝初年，经过唐武宗年间的会昌灭佛运动和唐末五代时期战乱的双重打击，中国天台宗所传典籍散佚甚多。宋建隆元年（960），素奉佛法的吴越王钱弘派遣使者前往高丽、日本求取天台宗典籍，其中，前往高丽的使者带去了钱弘的亲笔书信及五十种宝物，高丽王派遣谛观入华奉献教乘。谛观入华后，至义寂所居之螺溪定慧院就学。他所带来的全部天台宗教藏“悉付于师教之门”，⑤使这里成了天台教中兴的基地。《佛祖统记》载，谛观“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故其卒年当在开宝二年或三年（969或970）。⑥ 谛观就学于螺溪义寂期间，曾制《天台四教仪》一部，该书深入浅出、简明易懂，深受僧俗的欢迎，人们把它喻为“台教之关钥”、“大为初学发蒙之助”。⑦在天台宗中兴中，谛观无疑居于第一功。
义天（1055-1101），于宋元丰八年（1085）四月，乘宋人林宁商船从贞州渡宋。入宋之后，宣宗命元景及大师慧宣、道邻三人追踪入宋。主客员外郎杨杰陪同，求学于杭州华严座净源门下。
义天又拜谒了慈辩大师，受传天台教观。回国路上，再谒净源大师，净源以香炉和佛尘相赠，免费韩语论文，也赠诗一首，诗曰：“青炉佛资谈柄同陟莲台五十年。今日皆传东海国，焚挥说法度人天。”⑧寄托了对义天的殷切期望。义天又到灵隐寺拜谒南山宗律学大师元照，元照为之演说律宗纲要，并授菩萨戒。⑨之后又去五台山，于智者大师肉身塔前发誓：“他日还乡尽命传扬”。⑩
1086年5月20日，义天搭乘本国朝贺使船自定海乘船回国，至29日抵达本国礼成江。回国后，义天不仅将中国华严、律宗传入韩国，而且创立了高丽天台宗。
输入《藏经》和入宋求法，使高丽佛教事业迅速发展。显宗十二年（1021），高丽模仿宋朝刊印《大藏经》，历时60余年全部完工，这就是著名的《高丽藏》。此后，高丽又将义天入宋时所精心收集的大量佛典和高僧文集，刊印为《续藏经》，成为两国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2.典籍交流
宋与高丽的文化交流中，典籍交流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因为雕版印刷的发达及政府的扶持，宋朝的图书出版事业非常昌盛，官方和民间都刊刻了丰富的当代文献和整理了前代文献，如著名的四大类书，佛、道经典，文人诗文集等。这些都受到高丽的重视，成为其搜求罗致的对象，而历代宋帝也以赐书高丽为当然。所以，在频繁的官方使节往来中，书籍成为高丽请求赏赐和宋朝回赐的高档礼物。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儒家经书及其他诸子百家书籍；二是医药典籍及有关验方；三是《大藏经》等佛典。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太宗同意赠送版本《九经》书，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高丽使郭元回国，送给《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等。11 真宗乾兴元年（1022），高丽使返国，真宗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及释典一藏。12 神宗熙宁七年（1074）“赐介甫《新经》三十本，盛以墨函，黄帕其外”，被高丽人当做珍宝加以收藏。13 宋哲宗元元年（1086），高丽使臣求《开宝正礼》、《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宋朝政府只以《文苑英华》一书相与。因为《开宝正礼》与《太平御览》涉及山川形势，故宋朝政府将它和《开宝通礼》一样，视为出口禁书，不愿其流入高丽。14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高丽使回国时，宋朝赐高丽王《太平御览》1000卷。15
高丽求书，宋朝政府除赐予之外，又开放书籍市场，让高丽使节自行购书，《大藏经》、《华严经》、《册府元龟》、《北史》等书皆为自购带回高丽的。
高丽购买中国典籍，不限于官方渠道，也通过僧人、和宋商收集购买。高丽僧义天从宋、辽搜购了共4700余卷，后编为《续藏经》。宋商冒着宋朝政府的禁令，将高丽人需要的书籍运输过境。即使在宋丽断交的时期，宋商的书籍贸易活动也仍然在进行。1027年宋商献书590卷，受到高丽王的赏赐；1087年宋商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酬答银三千两；1192年宋商向高丽王献《太平御览》，国王赐其白金60斤。16
宋朝与高丽的书籍流通是双向性的，不仅宋朝向高丽输出书籍，高丽也向宋朝回馈文化典籍。1091年6月，高丽使臣李资义使宋归来，带来宋朝皇帝的旨意：“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管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7 宋朝向高丽所求书籍共为128种，4993卷。高丽朝送来多少不得而知，但据考证，现存《说苑》20卷及《黄帝内经》9卷均是由于高丽此次献书而得以补正失佚的。18 除此之外，高丽佛僧谛观应吴王钱弘的要求入华奉献教乘，奠定了天台教的中兴。佛僧义天随净源入慧因寺后把从高丽带来的中国已经佚失的《搜玄记》、《孔目章》、《无性摄论疏》、《起信论义据》（以上为智俨所撰）、《探玄记》、《起信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疏》、《三宝诸章门》（以上为法藏所撰）、《贞元新译华严经疏》（澄观所撰）、《华严纶贯》（密宗所撰）19 等教宗玄要奉赠慧因寺，使中国的佛教典籍“逸而复得”。这表明宋丽书籍文化交流之面极广，高丽在保存中国文化方面有重大贡献。
3.人员往来
国家之间的交往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人员的往来是宋丽海路经济文化交流中最活跃的因素。宋丽人员往来中，既有两国政府派出人员，也包括大量非官方人员。此部分主要探讨使节、士人、商人往来，佛僧往来由于前面已经论述，因此在此不再赘述。
（1）使节
受官方委派的人员交往之中，最普遍的当属外交使团活动，他们促进了宋丽两国的典籍交流，发展了高丽的典章制度。出使高丽归国的宋朝使臣撰写了《奉使句丽丛抄》（杨景略）、《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徐兢）、《鸡林类事》（孙穆）、《奉使鸡林志》（王云）、《高丽入贡仪式条令》（钱藻），20 虽然现存不多，但这些资料不仅增进了当时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探讨资料。宋丽使节往来对两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2）士人
宋朝很早就有高丽人参加本朝科举考试，称为“宾贡举人”，见于记载的第一个高丽宾贡举人是金行成。977年，金行成及进士第，此后，即在宋朝为官。另一个著名的高丽宾贡举人是980年及第的康戬，出任湘乡县知县，历任知江阴军、知江州，广南西路转运副使、正使、知峡州、知越州等官职。21
与高丽人入仕宋朝一样，也有为数不少的宋朝士人到高丽入仕。据史料记载，高丽光宗21年（970）到明宗14年（1184），宋人通过海路入仕高丽的人中可确认人名的至少有49人，22 其中包括文人、进士、音乐人、医生、占卜人员、僧侣等。主要集中在高丽显宗（992-1031）、文宗（1019-1083）与睿宗（1079-1122）时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张廷（1052），官为秘书校书郎；张琬（1057）官为太史监候；卢寅（1060）秘书省校书郎；陈渭（1061）秘书校书郎；萧鼎、萧迁、叶盛（1061），晓音律，萧鼎迁为阁门承旨，叶盛为殿前承旨；慎修、陈潜古、储元宾（1068）试诗赋于玉镯亭；章忱（1102）高丽科举别头及第。23 这些宋人均渡海入高丽，出身地也多为江南沿海一带的明州、泉州、扬州、温州、福建一带，24 这里发达的港口为入仕者提供了方便。 相比高丽人入仕宋朝，宋人入仕高丽甚多，而他们大多数是个人选择。宋人入仕高丽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大部分是因为在宋朝怀才不遇，在本朝科场失意，故随商船出海，寄希望于异国。而高丽对这些来自礼仪之邦的孔门弟子待之以礼，授予官职。同时高丽王朝文化传统与宋朝极为相近，宋朝自一开始就对高丽怀有天然的亲近友好之情。同时官方使节代表宋政府出使高丽被视为一项美差，许多当朝文人皆以能出使高丽为荣，并以此作为其身份或能力高低的象征。宋人这种积极的高丽观是入仕高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汉语是高丽王朝的官方语言，语言相通，地理位置相近也是宋人入仕高丽的原因。
（3）商人
宋时海外贸易得到很大发展，宋朝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北宋时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位于胶东半岛的登州、密州板桥镇。1074年以后因政治原因，宋丽海上登陆与出发的港口均为明州。据现代学者统计，1012-1278年的266年间，宋商至高丽者达129次，5000余人之众。25 贸易以书籍、药材、茶叶、文具和奢侈品为主。正如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写，高丽“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26
宋商不但在宋丽两国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均有重大贡献，平时也担任部分外交工作，在宋丽外交关系断绝时，他们在两国之间穿针引线，传递消息，弥补了官方关系断绝后的缺憾，使双方关系得以延续不断，直到恢复外交关系。
三、宋丽海路文化交流的特点
第一，宋商频繁往来于宋丽之间，在宋丽交流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宋丽两国由于陆路交通的阻隔，使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唯有宋商不顾交通不便，频繁往来于宋丽之间。公元1055年两国正处于断交时代，即便如此，当年2月的“寒食日”高丽政府一次就招待了200余名宋商。27 在两国断交的年代，海上民间贸易仍然存在，宋商不断向高丽输送典籍，高丽入宋佛僧乘宋商船舶往来，如义天1085年搭乘林宁商船入宋，觉渊寺通一大师到中国，回程也是“适值本国归舟，因而东棹”。28 宋商也担任着传递宋丽佛僧书信的工作。29 犹如高丽文学家李奎报曾描写礼成江的盛况：“潮来复潮去，来船去舶首尾相连，朝发此楼底，未午棹入南蛮天。”30 宋商在两国佛教以及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影响，这是宋丽文化交流的一大特点。
第二，宋人入仕高丽，传播了中华文化，“华风东渐”，对高丽王朝乃至后世作用深远。入仕高丽的宋人在高丽的医药、音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医药方面，高丽多次派人向宋朝求医求药，关于进入高丽的医药人才更是主动劝留。文宗十三年（1059），高丽政府极力挽留医术精湛的江朝东，慎修“尤精医术”，其子慎安之“善医药”，皆身居高位。
音律方面，高丽本来“声乐甚下，无金石之音”，31 文宗十五年（1061），精通音律的萧鼎、萧廷、叶盛等人在高丽被任命为官，后来，高丽又多次向宋朝奏请乐工、乐器，高丽音律也逐渐得到发展。
而入仕高丽的宋人对民族融合做了一定的贡献。宋人赴高丽入仕为官，融合于高丽民族中，随着岁月之推移，他们后代生息相传，世代繁衍，成为高丽民族血脉中之一部分，对高丽民族的繁衍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使中华制度、文化在高丽得到应用、推广和传播，后来又通过高丽传播到日本，使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在“东渐”中发扬光大。
第三，纵观中韩文化交流，中国输出，朝鲜半岛接收的单向流通较多。但宋丽两国的文化交流并非单向交流，而是双向交流。主要体现在佛教交流与典籍交流方面。谛观入华来献天台宗教乘，义天带来中国佚失的华严经典，回国后还将高丽所藏大量佛教著述以不同方式送入中国，如唐澄圣、正元中所译《华严经》三部，共170卷远涉重洋送入慧因教院，32 后慧因寺因此称高丽寺。
另外，宋朝向高丽所求书籍共为128种，4993卷。高丽朝送来多少不得而知，但据考证，现存《说苑》20卷及《黄帝内经》9卷均是由于高丽献书而得以补正失佚的。33
总而言之，宋代中韩海路文化交流既是自古以来中韩文化交流的延续，又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虽然海路相对陆路来讲有很多限制，但并未能阻挡宋丽两国的文化交流。宋代中韩海路交流，丰富了中韩海洋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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