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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至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毫无疑问，这次访问进一步在战略层面提升了中韩关系。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中韩“战略接近”为何得以实现？将来可能走到哪一步？在美国正倾力打造的美日韩三边同盟中，韩国被普遍认为是最为薄弱的环节。正因为如此，中国对韩国的“魅力攻势”，被普遍解读为在分化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
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的时机也很微妙。一方面，这次访问打破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历来先访问朝鲜后访问韩国的“惯例”；另一方面，在习近平抵达韩国首尔的当天，日本宣布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制裁，抛开美韩单独向朝鲜伸出了橄榄枝。
或许这些外交安排在时间点上存在“巧合”的可能性，但在逻辑上并非巧合，因为东北亚国际关系正酝酿新的变局。在这个大变局中，如何处理对韩国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具有深远意义。 解码中韩“战略接近” 纵观22年的中韩关系发展史，“政治因素”却贯穿始终，这也是中韩“战略接近”得以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中韩关系发展历史呈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即“以政治破题、以经贸驱动、向政治回归”。
在7月4日首尔国立大学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提到“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来源国、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最大来源国、最大海外旅行目的地国”。这6个“最大”中有4个属于经贸领域，中韩贸易额从1992年建交之初的6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700亿美元，足以说明经贸合作在两国关系发展中的分量。
经贸合作无疑是中韩关系发展的最大亮点和最主要驱动力，但纵观22年的中韩关系发展史，“政治因素”却贯穿始终，这也是中韩“战略接近”得以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中韩关系发展历史呈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即“以政治破题、以经贸驱动、向政治回归”。中韩基于政治考量打开外交局面，此后经贸合作经历爆炸式增长，进入21世纪后两国关系正融入越来越多的政治元素。
中韩关系发展的“政治因素”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初。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中美、中日关系相继破冰，让韩国意识到必须从战略上考虑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当时的朴正熙总统特意指示韩国外交通商部在海外加强与中国外交人员的接触。全斗焕和卢泰愚任总统期间，都表现出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意愿。卢泰愚更是把中国视为“机会之窗”，也正是在他任总统期间实现了中韩建交。
韩国主动向中国接近有两个基本动因，即应对朝鲜问题和追求独立外交。朴正熙改变对华敌视政策，当时的主要考虑是中国对朝鲜的巨大作用力。进入卢泰愚总统时期，韩国开始把对华外交与追求独立于美国的外交联系起来。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郑在浩认为，卢泰愚与其前任不同，他发展对华关系有在经济和战略上减小对美国依赖的考虑，韩语论文范文，同时也是为了寻求与韩国能力相称的国际地位。
从中国的角度看，韩语论文，发展对韩关系也有深刻的政治原因。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问题学者沈大伟认为，中国与韩国发展关系绝不仅仅因为经济原因，还有战略上的考虑。“中韩建交后，中国就意识到，如果不与韩国发展紧密的关系，那么在塑造朝鲜半岛的未来上将不会有很大的作用力。”他还认为，发展中韩关系还可以“抵消”美韩同盟的潜在威胁，也有助于消解日本在朝鲜半岛建立稳固立足点的企图。
中韩建交之后，虽然经贸关系成为主角，但政治因素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中韩在朝核问题的互动和合作上。美国前六方会谈代表团团长希尔曾说：“关于中国人来说，六方会谈是他们了解邻国的很好机会，这当然对中美关系有利。但通过六方会谈机制得到强化的双边关系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中韩关系。”
中韩在政治层面的利益契合点，是两国建交以来在战略上不断接近的重要原因。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韩战略接近无疑存在着明显的“天花板”。早在卢武铉时期，韩国国内就产生了对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忧。在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授戴维・亨特看来，卢武铉总统强力推动韩美自贸协定谈判，有着平衡中国崛起的明显意图。面临中国的竞争，与更大的经济体美国签订自贸协定，能够为韩国制造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韩国最近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是这一逻辑使然。中韩战略接近的另一个限制因素是韩美同盟关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朝鲜半岛问题学者斯科特・斯奈德认为，中国的经济接触没有导致韩国“转向”，尽管中国提升了对韩国的经济和政治作用力，但单纯的经济利益还不可能压倒韩国对韩美安全同盟的认知。 东北亚新局，并非幻象
习近平主席7月3日抵达韩国首尔的当天，日本政府宣布部分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这些外交“巧合”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中国与韩国越走越近，与中韩渐行渐远的日本正在向朝鲜走近。将此解读为东北亚“力量组合”在发生变化显然站不住脚。因为中国在朝韩外交上不会追求“零和”游戏。受制于韩美同盟，韩国也不会公开与中国联手“抗日”。安倍政府拿绑架问题向朝鲜抛橄榄枝带有机会主义倾向，不可能成为日本撬动朝鲜半岛外交的支点。
不过，在东北亚“力量组合”静态的表象下，地区国家关系呈现的却是鲜明的动态特征。除了朝鲜还在一如既往地以静制动、寻求所谓外交突破外，中日韩三国以及美国之间的双边、多边关系正在经历微妙的变化。
日本与中韩两国关系同时跌入低谷，安倍政府的政治右倾以及他在历史认识问题与领土问题上的态度无疑是主要原因。但如果把视野拓展到整个后冷战时代，就可以发现日本对中韩外交同时受挫也有着“结构性”因素。冷战结束以来，中韩两国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外交作用力上，都保持着明显的上升势头。也就是说，中韩都是经济全球化、国际权力分散化的受益者。而日本则正好相反，经济实力被中国超越并且与韩国差距也缩小了，外交作用力长期笼罩在美国的阴影下。日韩经济上竞争性越来越强，互补性越来越弱。在区域经济安排中，韩国从来不是日本的重点关注对象。在地区安全合作方面，无论是安倍首次任首相时提的“日美澳印”四边合作，还是麻生时期的“自由与繁荣之弧”，都没有韩国的位置。也就是说，日本没有或者不愿意承认韩国已经上升的经济和外交作用力。 2017年3月，朴槿惠政府把韩国外交通商部改为外交部，剥离商贸谈判功能。这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韩国的外交抱负。与日本不同的是，韩国从卢泰愚政府时期开始追求相对独立的外交，之后历任政府都有着相对清晰的“中等强国”外交战略，逐步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在6月对中亚国家的访问中，朴槿惠积极推销其“欧亚倡议”构想。该倡议的设想之一是打造从伦敦到釜山的铁路网。关于韩国来说，没有朝鲜的合作，“欧亚倡议”的铁路网根本不可能实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朴槿惠也在开辟新的应对朝鲜问题的路径，而这条路径上合作的对象是中国和俄罗斯，而非美国。尽管奥巴马极力撮合朴槿惠与安倍会面，但韩国民众不仅不信任日本，对美国在三边关系中的角色也不满意。韩国智库峨山政策探讨所今年4月的民调显示，76.6%的受访者不满美国在韩日矛盾中扮演的角色，其中有70%认为美国漠不关心或者偏袒日本。
在奥巴马政府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返亚太战略中，美国把日本定位为应对“问题”的帮手，韩国某种程度上则被简化成了“问题”本身。在奥巴马重返亚太的战略框架下，朝鲜半岛问题事实上已经被降格。奥巴马对朝鲜采取的“战略耐心”政策，实际上是在“冷冻”朝鲜核问题。
韩国延世大学教授约翰・德鲁利注意到，韩美关系的文化基础正在发生变化。他认为，关于韩国人来说，美国和美韩关系是一个“身份标签”，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但关于美国人来说，韩国和美韩关系只是一个安全政策问题，而且只与一小部分人利益相关。在德鲁利看来，中美关系尽管波折不断，但双边关系的文化基础正在变得更宽而且更加多样化。“美国逐步增加的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像一个减震器，减缓中美关系的波动幅度，而这也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 从不容忽视到不可或缺
从这次习近平访韩以及去年6月朴槿惠访华期间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出，中韩合作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人文、科技等几乎所有领域，而且这些合作都在逐步机制化。关于韩国来说，中国已经从建交之前的“不容忽视”变成如今的“不可或缺”，中韩两国已经成为经济和安全的利益共同体。尽管中韩之间的政治互信以及安全合作水平还达不到美韩同盟的程度，但中国已经成功地降低了美韩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可能性。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李淑钟称，美国在东亚的所有盟友都加深了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它们也把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作为平衡中国军事威胁的手段。“尽管这些国家都不愿意在中美之间做选择，但它们在应对这种两难时存在某些不同。澳大利亚和日本更愿意与美国一道围堵中国，而韩国则不太愿意把针对朝鲜的韩美同盟对准中国。”
斯奈德认为，中国与邻国加强经济联系，无论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贸关系，还是通过向不稳定国家提供援助，都可以为改善中国安全环境、把中国打造为地区“不可或缺”的角色提供新的重要杠杆，也能为塑造有利于降低敌对国家威胁的地区环境增加新的筹码。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让周边国家感受到中国“不可或缺”，而不仅仅是“不容忽视”。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亚国家遭受冲击时日本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以求自保，中国则坚持市场开放和人民币不贬值。近年来美国在东亚地区贸易份额缩减，中国则创造地区需求，吸纳越来越多的商品。这些事实上都在构建中国“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倡导打造与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主导建立亚投行，也是在战略设计和制度构建上夯实中国“不可或缺”的地位。
中韩关系未来的发展，对中国的整个东亚外交都具有一定的指标性意义。戴维・亨特认为，中国崛起所造成的作用，在不同国家程度是不一样的。而韩国则是考察中国崛起作用的一个“棱镜”。“作为与中国紧邻而且有着长期且复杂关系的国家，韩国可能会为东亚地区应对中国崛起提供丰富的洞见。”沈大伟认为，中韩关系不仅实现了充分的制度化，而且两国政府也尊重对方的“偏好”。比如，在应对朝鲜问题上，两国政府的政策和战略几乎相同，而且中国已经能够做到把韩国对日本的反感为己所用。
对朝核问题、半岛动荡以及日本军事威胁这些共同的心理感受，某种程度上正在塑造中韩共同的威胁认知。峨山政策探讨所的一个调查很有意思。这个调查显示，李明博政府时期，76%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再次爆发朝鲜战争中国会与朝鲜站在一边，而今年4月同样的调查这一比例下降至35%。如果韩国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普遍认为中国军事威胁韩国“不可想象”，那么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实际上就结成了“心理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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