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史记》与《汉书》都有韩信的传记，虽然班固承继了司马迁的大部分内容，但叙述与议论有不少相异之处，特别是对韩信“谋反”一事的处理，存在微妙而本质性区别，这一切源于两位史学家对韩信历史地位和自身形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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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史记》 《汉书》 韩信 比较
《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历史。中间有部分内容相重，可《史记》和《汉书》对人物的处理并不相同，尤以韩信为显。
《史记》中韩信以独传形式出现，即《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中韩信以合传的形式出现，而对韩信的具体刻画主要区别如下：
一.对韩信“谋反”一事的叙述相差很大
在楚国将军龙且死后，项羽派武涉游说韩信，对于游说的内容《史记》比《汉书》有更详细的描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韩语论文范文，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这一段《汉书》并无提及。在《史记》的这一段中可以看出武涉对天下形势略论的极其准确，而对刘邦的不义、不仁揭露得很透彻。在《史记》下文中写到了蒯通与韩信详细的对话，蒯通关于韩信的劝说，以及韩信对刘邦拜将的感激，不愿背叛刘邦的思想。这些情节、对话，在《汉书》中就用了十几个字，即“蒯通知天下权在于信，深说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语在通传。信不忍背汉，又自以功大，汉王不夺我齐，遂不听”，并没有提及韩信关于刘邦知遇之恩的深刻感情，而在后面强调“自以为功大”来写韩信。可见司马迁突出了韩信不背叛的思想与感情基础，而班固的“忽略”暗含某些看法在里面的。在韩信被杀后，《史记》接着写了给韩信出谋划策的蒯通的命运，而《汉书》则省略了这一段事。这显然说明了刘邦灭韩信的周密部署。
在《史记》中，韩信谋反是很有疑问的，前后文矛盾较多，疑窦丛生，所以许多学者认为韩信的“谋反’是被诬陷的。司马迁显然是用了曲笔，明肯暗否。《史记》中的疑点有：其一，韩信在项、刘胜负未卜时，拒绝劝诱，等到了刘邦稳坐天下时却心生异志，这关于一个深谙兵法的将帅来说太过于违背常理。其二，韩信两次被刘邦袭夺兵权，早已从中察觉到刘邦对他的猜忌和畏惧。他在刘邦被项羽兵固陵时不反，到楚地为王时不反，迎刘邦于陈地时不反，偏偏在无权无兵，蛰居长安之时谋反，一代名将怎么可能如此没有谋略？其三，以韩信的智慧，他怎么可能在受到监视的情况下，还与陈郗“辟左后与之步于庭”密商谋反之策？这不是欲盖弥彰吗？再说，韩信与陈郗商定谋反之时无第三人在场，外人如何知道谈话内容？史官怎么知晓？其四，陈郗向来是刘邦的亲信，与韩信关系一般，韩信怎么会愚蠢到盲然向皇帝的亲信吐露心声，而且是谋反这种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再说，陈郗到巨鹿赴任后数年，与韩信一直不通音信，这样的同谋也太奇怪了吧。其五，韩信“谋反”仅是由其舍人之弟告发，舍人之弟又怎能知道如此重大的机密？其六，如果韩信确有谋反意图，当萧何骗韩信入宫时，韩信怎会不做任何防备，而是坦然涉险，轻易进宫？韩信死前，为什么只感叹自己平定齐地之时未听蒯通之言，而没有悔恨自己谋划不周？其七，韩信“谋反”虚实尚未可知，吕后就诱而杀之。关于朝中第一功臣被杀，刘邦为何不责吕后，是否有可能是刘、吕设谋于前？
《史记》留给后人的这些疑问存有深意，在《汉书》中这些疑问不是被淡化，就是省略不提，韩信谋反似乎是一件肯定的事。所以，我认为《史记》和《汉书》就韩信谋反这件事情是持有不同的看法的。司马迁以“春秋笔法”撰写史书，而班固多少有些尊汉立场。
二.两者在一些细节处理上的不同
其一，叙述战争过程中的不同。
在“汉之败却彭城，韩信攻魏”这一件事情的描述中，《史记》和《汉书》相差很大。《史记》中写道“汉之败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六月，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汉王使郦生说豹，不下。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阪，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汉王遣张耳与信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后九月，破代兵，禽夏说阏与。”而《汉书》中则写道“汉之败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魏亦皆反，与楚和。汉王使郦生往说魏王豹，豹不听，乃以信为左丞相击魏。信问郦生：魏得毋用周叔为大将乎？曰：嘀币病Ｐ旁唬菏子耳！遂进兵击魏。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缶度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河东，使人请权王：愿益兵三万人，臣请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汉王与兵三万人，遣张耳与俱，进击赵、代。破代，禽夏说阏与。信之下魏、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同一历史事件基本过程一致，《史记》言辞简洁过程清晰，《汉书》用对话的形式来表现似乎显得具体。不过《汉书》写韩信询问郦生对手主将姓名，削弱韩信形象，哪有决战开始了而韩信竟然不知对方出战主将是谁的？这类文题在其他场合也时有发生。
其二，语言表述上的不同。
班固深受古文经学作用，《汉书》在文字的表达上注重文字的省略，主语的省略，言语简洁，力求严格的规范用语，且文字古奥。而《史记》一书50多万字记载3000千年史实，在省略这一方面，比较明显。《史记》更富文学色彩，多用口语，显得生动，注意描述人物心理。比如韩信在漂母处寄食时，《史记》写出了韩信的心态“信喜”，而《汉书》则将其省略，效果有别。
三.两人对韩信评价的不同
《史记》和《汉书》在写作的时间上有前后之分，《汉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借鉴了《史记》，但两书的韩信传存在着诸多不同。其实《史记・淮阴侯列传》与《汉书・韩信传》的相异源于两位史学家对韩信的评价不同。司马迁对韩信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韩信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楚汉相争中起到了极大的影响;而班固则对韩信评价不是很高，而且还是汉王朝的反叛者。
《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中班固在后面评论道“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黔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缴绕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张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国。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称忠也。”其中用“一时权变，诈力成功”来形容韩信，含有极大的批判意味。“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偏向于说明七王叛逆是自己不自安而惨遭灭门，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史记》中太史公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己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司马迁一方面认为是韩信的“不学到谦让，伐己功，矜其能”导致了最后的命运，至于谋反一事，他说“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暗示司马迁的疑问，在乱世不谋反，反而在天下平定的时候叛逆，这是人人都知道不合时宜的事，而出现在军事家韩信身上，显然内存问题的。这种疑问，联系全过程的叙述，当会有新启示的。
在韩信伐齐的几段中，在龙且与齐国将领的谈话中，《汉书》比《史记》中加了一段“寄食于漂母，无资身之策;受辱于胯下，无兼人之勇，韩语毕业论文，不足畏也。”这几句话写的是韩信的过去，《汉书》中两次提及这几件事，“无勇”、“无策”的评价明显是否定性的。
韩信作为历史人物，两位史家作传时竟然有那么多的相异之处，值得引起深思。
（作者介绍：张天h，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本文指导老师：周海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