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与韩国庆熙大学闵宽东教授合著的《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面世了，这部中韩两国学者联手著述的将近50万字的作品，扎实厚重，在比较文学热持续不已的今天，又创下了两国资深学者通力合作的一段佳话。两位作者积累多年，并且充分吸收了近年中韩乃至国际汉学探讨的相关成果，撰写出这部理论材料兼胜、具有工具书性质的力作。
中国论文网
首先，该论著具有中韩两国古代小说学习、探讨的工具书职能，也体现了探讨状况总结、概览的学术史价值。按照文学史、小说史的发展脉络，该书以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程的时间线索经，以共时性的向东邻朝鲜空间传播的状况纬，概要而较全面地描绘了一部中国小说史及其向朝鲜半岛传播的文化地理图。读者不仅能够从中了解主要著作“是什么”，还能知道何时、怎样在另一国度、民族中接受、阐发甚至再创作的。全书体例由“正编”、“附编”相辅相成：“正编”《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评述资料》有“中国古代小说总论”、“明以前小说评述资料”、“明代小说评述资料”、“清代小说评述资料”；“附编”《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分类书目》则延伸阅读，胪列精心选择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有分量的、代表性的古代小说探讨论著书目，韩国学者所撰写中国古代小说博士学位论文目录。
论著描绘的中韩以小说媒介的文化交流史，呈现出韩朝半岛对中国小说喜好的历史事实。如我们由此可知《列女传》是被最早翻译的；《酉阳杂俎》于朝鲜成宗二十三年(1492)就已在韩出版；《娇红记》于燕山君十二年(约1506)就传人韩国，几年后就有刻本流传。
该书介绍韩国对中国小说受容情况是近乎全方位的，并没有回避朝鲜文人那些贬损攻击小说社会功能的言论，韩语论文网站，而且他们难免有些燕书郢说的误读，仍旧有助于窥见那个时代跨文化交流的印痕。如《太平广记》的传播、简缩、多次翻译，如《三国演义》何以在韩国古典小说史上作用最大，而《三国志平话》早在高丽末期就已传人高丽以及《三国志演义》周曰校本的发现(采自朴在渊)等。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改写)中国古典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并提供了确切的书目和具体史料甚至妇女喜爱的情况。
其次，该论著善于在中韩文学创作及其接受的比较中，发现与阐发各自著作的价值。作者将中国古代小说传人韩国的方式概括五个类型：“第一是中国的赐赠，第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第三是中国使臣带来赠与韩国，第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第五是中国贸易商带来。”在物质层面宏观审视后，又具体化到著作个案，如关于曾风靡朝鲜的明代小说《剪灯新话》等，中韩两位作者引述了多数大陆探讨者难于获得的半岛接受者彼时自身的评价，如《广寒楼》与《西厢记》在明代朝鲜人眼中的差异：“《西厢》之莺莺易，而《广寒楼》之春香难。《西厢》之张君瑞则小，而《广寒楼》之李花卿则大也。……其肠断泪枯，怊怅送别一也，莺莺则失身于音书未绝之时，春香则保节于困苦将死之际。是则不同也。其琼琚相投、指心约一也，君瑞则背之，花卿则践之。是又不同也。故《西厢》之辞哀而促，《广寒楼》之辞乐而缓。此又观风者之所可辨也。”虽然所持批判的武器还是中原所传，但其中的朝鲜民族的自信心、民族特性等国别要素，皎然可见，而中韩双语文献的互补，也使得以往的片面或可得到较多纠正。
其三，该论著娴熟应用了新理论、新视角。新视角意味着新措施、新认识的得出。如“装饰性描写”，《三国演义》以此虚构了若干情节，塑造人物却并未因此作用历史进程；“历史连缀意义”如冯梦龙《新列国志》编撰，在实录中又符合史传文学的一般规律，不是罗列历史，而是“把所报告的种种孤立事件联系起来，从混乱而不连贯的往事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致力于让小说“揭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读者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还有作者自己命名的“揶揄模仿”，用来评价《儒林外史》的仿写现象(并且有意识地提醒读者寻找出处)，其对读者追索深层意义的引导影响，等等，都能将具体上升到一般，个别扩展到普遍，并且与当代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联系起来，点到止。
“他者”视角的应用，如对李贽评论《水浒传》宋公明“忠义”的辩证略论，引述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站在庐山之外视点上对好汉故事的看法：“中国的说话人和小说家，不仅对神奇的东西，事实上对生命的一切都感到兴趣，包括那些假若我们遵守美国出版界数年前的协约就会觉得有伤风雅的描写。尽管表面上拥护严厉的道德，中国小说并不戴维多利亚时代假正经的面具更值得我们注意。但是这种容忍，原来萌发于说话人与听众的低文化，与其说显示了现代人的开明，倒不如说是对淫秽疾病感到无须隐讳的一种兴致。”这样就更容易对古人有一种“理解之同情”，将《水浒传》的探讨史扼要地勾勒出来。
其四，该论著也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所涉范围如题解、探讨史概述、翻译及改写、禁毁及传播、评论与争论等，颇广泛全面，并能以少总多，以一代众。如《阅微草堂笔记》“题解”就借此细致解读了“子部小说”的特征及成因。而了增大信息量，往往采取“互文足义”，并且作一种体例。还表现在浓缩在具体著作的探讨史方面，特别是那些名著探讨，作者基本做到了要言不烦，如数家珍，如《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作者、版本的争论，《水浒传》作者、版本等争论以及《西游记》主题风格的争论及其说法的原创性等，都甚见功力。而相关的评论，则提示参见某处某处。如讲“搜神”体有别于“拾遗”体、“博物”体后，又提示参见《山海经》题解的详细辨析；对于一些具体著作在韩反响资料的别处另见，一般都尾随在主要论列之后。这样有点有面，使用非常便捷。同时也使得全书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减少了交叉重复，特别有利于初学者和实际运用。该书卷首“编写说明”言：“本书的写作以文献学措施主，‘竭泽而渔’，致力于完整、全面地提供相关史料。”的确是做到了。
其五，在充分吸收现有探讨成果基础上，该论著出色地描述了中韩文化交流的小说史价值。(1)中国佚失韩国保存的，如《钟离葫芦》(采崔溶澈说)、《南溪演谈》、《太原志》等，还有的韩国所藏刻本品种超过中国的如《玉壶冰》；(2)韩国失传的，如《涿鹿演义》；(3)借鉴中国小说，由朝鲜人编选的，如《删补文苑楂橘》，就是以中国的《艳异编》等底本编选的(采朴在渊说)。显然，这不仅具有国别文学的探讨价值，而且深具中外比较文学的探讨价值。
其六，值得注意的，还有该论著不尊者、贤者、长者讳，如海外学人论述，大陆往往罕有不同意见，而该书却能直言不讳其可能存在的偏颇。如指出夏志清中国传统志怪的准则缺乏亲切体会，对某一人物性格不同层次的看法的不足和成因不明，当然这并不作用关于同一海外学者正面引用。还有对视《西游记》“政治批评”、“仙话小说”的批评，将淫夫荡妇视“才子佳人”、性爱视“恋爱”的批评、对女怪态度定位、人怪恋爱评价的不赞同等，这种唯学术尊的态度，贯彻了不曲学阿世的严谨治学理念，这在唱颂歌的多、谈不同意见少的近些年学界，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却明显地具有矫正学风的意义。
可以看出，合著者中韩两位学者的侧重点不同，一重宏观概括和阐发，一重受容、传播史料的实证，这不仅基于课题的内在学理实际，似乎也注意到了如何更契合两国读者各有所需来予以侧重。同时，应该说该书史论俱佳，互补互动，其理论概括、阐发与史料呈现、延伸到传播接受层面，均达到了较完美的统一。
该书不足之处，几乎很难从中国古代小说探讨本身说出。大略有：(1)“回授”问题似未涉及，即使的确罕见韩国小说对中国的作用，这一跨文化传播中的现象，似也应揭示成因；(2)《聊斋志异》接受材料仅1条，似嫌不足，那么，这种近乎“缺项”的现象，所由何?何以毗邻的俄罗斯就非常兴盛?如能加以关注就更好。《阅微》也几乎“缺项”；《人中画》这样“清代较重要的话本小说集”仅被书目提到两次，李渔也是，总让人不大甘心，那么所由何?是否受限于史料本身，尚不得而知；当然对谴责小说1900年后不易大量人韩，韩语论文，作者也注意到了，如能展开，于读者帮助更大。指出这些不足之处，已有些近乎苛求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