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孝经》对“中韩”道德发展及其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意义[韩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韩语论文 责任编辑:金一助教更新时间: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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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孝经》及其蕴涵的孝道孝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精髓之一,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形塑了中国古代的道德文化,化育了中国人的人格品质和行为范式,而且深深地作用了中国的近邻尤其是东亚的朝鲜民族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取向,成为中国和韩国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和西方个体本位价值观念的冲击,克服现代文明病,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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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孝经》;中韩;道德发展意义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7)03―0132―06
  Abstract: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illustrates the core conten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ity, namely filial piety and morality,which is one of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it shapes moral culture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in terms of personality quality and behavior pattern. On the other hand, it deeply affects spirituality and mor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neighbors, especially Korea. Therefore,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it becomes sources of important spirits to alleviate influences from individualism values of western people, to solve problems o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for China and South Korea.
  Key words: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China and South Korea; moral development; significance
  梁漱溟讲过:“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影响至大,地位至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深有所知。”[1](P23)《孝经》是中国儒学的重要典籍之一,是儒学论述“孝道”和“孝治观”的开山之作,是孔子及其门徒的重大文化贡献。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深深地烙制着《孝经》的精神作用和理念价值。《孝经》所倡导的孝文化以明确“父子”、“君臣”两伦为核心构建伦理秩序,达致立身行道、孝敬父母、扬名显亲、移孝为忠的行为规范取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教化影响,至今仍流淌于华夏子民的精神血缘之中,历久弥新,并强烈地作用着东亚尤其是朝鲜民族的文明进程,成为其重要的文化品质与精神价值。
  一 《孝经》的思想要义与中国的道德文化
  何谓“孝”?《辞海》解释如下:①古代的道德规范,儒家指养亲、尊亲;②指居丧,如守孝等;③指保育。中国专门探讨《孝经》的现代学者姚淦铭认为:“吾人一切所作所为,都愿对往古来今的祖宗(以至于天子)与子孙负责,以护持此继世不绝的大生命的心情,便叫做孝。”[2](P204)这些注解和解读表明,孝的实质是对血缘职责关系的一种社会文明化的规则申诉,从家的秩序和谐达致整个国家社会的秩序和谐。
  因此,孝文化的生发与人类血亲关系紧密相关。古代中国孝的观念衍生于“生殖崇拜”与“敬天祭祖”之生活活动中,“其初始之意就是对祖先的崇拜和希冀祖先的庇佑。至商周时代,孝逐渐成为礼规,及至周初的周公治世,主张礼治,“孝”被称为“天赐民彝”,“不孝”则是“元恶大憝”,(《尚书・唐诰》)孝成了社会生活道德的核心规范。
  儒学创始人孔子是孝文化理论基础的奠基者。孔子秉持唯心主义先验论立场,将“养”、“敬”、“礼”、“无违”、“色难”等孝道解释成人之本性,是先天赋予而非历史发展使然,因而是必须遵守而不能违背的外在必然,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慎言谨行,谓之孝行。在《论语》中,孔子对这种孝行从不同层面进行了规范,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论语》中有十九处出现过“孝”字及其阐释的内容。这些阐释和提炼使过去主要源于血缘图腾宗教式的“孝心”嬗变为遵守国家法制化伦理并为家族、国家的和谐秩序服务的“孝礼”,“至孔子,使孝从宗教意义转化为纯粹的伦理意义,从宗教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3](P9)
  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对儒家“孝”文化的传播和推广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董仲舒从宇宙神学目的论出发,以“天命人伦”阐述了孝子忠臣的合理性,以神学世界观说明了孝是先天的客观道德观念――“孝者地之义也”,“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4]自此,“孝”开始成为封建家长制度的思想基础。汉以后,汉唐倡导孝道实践,宋明理学、心学更是极力推崇孝道,将“孝”与理学、心学结合,强调树立“三纲五常”的“明天伦之本”,使孝不断地理性化、教条化甚至神秘化。可以说,《孝经》及其宣扬的孝道不仅是两千余年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而且是历朝统治者的治国和治世圭臬,各个时期官学都将《孝经》作为教育子民,传播孝道,巩固守法家长制度,维护王权统治的经典范本。
  《孝经》(今文经)共有十八章内容,基本精神有两个,即“至德要道”和“孝为德本”。所谓“至德要道”,是阐明孝乃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尚的品德,是人之立身的根本道理,因而也是帝王治世的政治法宝。《孝经》认为,“孝”乃先王治世瑰宝,也是人之本性的内核之一,是人之道德的最根本体现,同时也是天地运行法则和规律的表证。所谓“孝为德本”,即认为孝是道德之根本,它包括两个意义:一是从个体角度看,“德本”体现为个人的道德根基;二是从群体来看,“德本”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精髓。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说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者也,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认为,无论是天子还是百姓,“孝”都是不可或缺的道德规范,甚至是人的道德之根本。《孝经》认为,人在社会生活中尽管有贵贱之分,有生活方式和境遇之别,因而行为的方式有异,包括行孝的具体行为不同,但“尽孝”的内容实质和目的追求却是共同的――“善事父母的五要”:“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5](P301)“五要”体现了子女对待父母的五种至真至善的情感――照料父母起居应表现敬意深情,供养饭菜应表现愉悦,看护生病父母应体现忧虑之情,当父母亡故时应表现哀痛感情,当祭祀父母一定要有肃穆庄重之神情。除此之外,孔子还对儿女对待父母的过错给予说明,在《孝经》的《谏诤章第十五》中,孔子作了如下说明:“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6](P14)他要求当父母言行有过时,作为儿女应该及时劝谏,这不但是孝行的体现,而且还应该推崇和提倡。   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极力推崇《孝经》及其孝文化,是因为孝的精神理念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能够通过启迪人之天性后教化推演至社会整个生活,达致事亲、事君和立身三个目标,正如《孝经・开宗明义章》所言:“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6](P2)
  所谓事亲,即对父母长辈的敬重和热爱,它是最基本的孝行,也是孝行的立足点,它要求做到如下几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7](P1)“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7](P211)其根本要义就是父母生时孝敬,让父母长辈尽享天年,安度晚年。
  所谓事君,即对君国的忠诚与勤政。儒生们将血缘伦理的孝转化成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忠,认为两者是相通的。曾子说:“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忠者,其孝之本与!”[8](P92)它要求人们“进思尽忠,进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9](P153)由此,孝道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化,以孝劝忠,父权与君权统合一体,贯穿着“三纲”理念。
  “孝”的最后一个目标,也是终极目标,则是“立身”,亦即扬名后世,光宗耀祖。儒学认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10](P171)这实际上是儒学倡导的“内圣外王”的君子型“大德”人格的承续,正如《中庸》所言:“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中庸・第十七章》)
  经过两千多年的宣传教化,“孝”的这些目标凝聚成社会生活中的孝道孝德,成为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个体道德品质特征和作为民族的一个重要整体性特征和行为规范。徐儒宗在《人和论――儒家人伦思想探讨》中指出:“儒家提倡的‘孝’,是中国人的重要的传统道德之一,是中国社会的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所共同具有的最基本的一项伦理规范和行为原则。而这种孝道观又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的文化特质。”[11](P192)对此特质,黑格尔也为之惊叹:“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哲学,并加以夸羡时,则我们必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韩语毕业论文,子对父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义务。这里面有很多优良的东西。”[12](P125)
  二 《孝经》及其蕴涵的孝理念与韩国的
  道德教育发展
  孝道是中国道德的首要和优秀文化传统的代表,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化育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一些邻国尤其是东亚的韩国的文明进程产生过悠久而深远的作用,成为韩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组成部分,构成朝鲜民族重要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范式。
  《孝经》及其蕴涵的孝道理念在公元七世纪左右传入韩国,至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一千多年来,经过官方与民间的不断传播和宣教,孝文化观念逐渐地融入于韩国社会生活,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恪守的内心信仰甚至幸福目标追求,至今仍深深地作用着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孝经》在新罗文五十二年(公元682年)正式成为当时的新罗国的国学教授课程。它不但作为“用训童萌”的教科书,而且成为公私之学的必备书目,熟读《孝经》成为科考选才的标准尺度。朝鲜英宗年间,作为《孝经》朝鲜版简读本和展现中国儒家孝德精粹的《孝经小学抄解》刊行,在朝鲜半岛伦理教育方面发挥了基础性影响。朝鲜18世纪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茶山丁若_在其所著的《与犹堂全书》对“孝”的内涵和价值理念给予了系统的解读并大力倡导践行,对孝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教育具有特别的意义。丁若_以“实学”为立场,反对儒学者“空理空谈”,主张结合实际探讨学问,以达到“利用厚生”尤其是用于和谐日常家庭睦邻生活之目的。在《广孝论》一书中,他突破了儒学以孝劝忠的旨趣,把归属于政治范畴的“忠”从家庭伦理中剔除出去,强调“善事父母为孝”,主张家庭内部应当“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顺”,邻里之间则应“有无相资,缓急相倚,患难相救,疾病相扶”,从而扩大了“孝”的生活运用范围,赋予其新的内涵。而位列朝鲜半岛古典文学三大传之一的《沈清传》通过孝女至善至孝的故事,把孝文化推广到社会各个层面。“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由此,《孝经》已经成了一切善行美德的根源,它已经不单单是孝“孝”之经,还是导“善”之典,致“美”之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诸多变化,在迈向开放与个性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过程中,韩国遇到了现代人的道德教育困境:西方个人独立平等式的家庭文化和邻里共处理念强烈冲击着“长幼有序”的传统家庭观念和“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在对待父母,养育子女,邻里互助相望等方面渐渐出现了“自由”、“平等”、“人权”等文化内涵的作用,优良孝文化传统不断受到严峻的挑战。面对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文化冲突带来的家庭邻里人际关系矛盾问题,韩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特别重视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光大,高扬孝道孝德精神,把孝文化当作消解中和西方现代文明中疏离家庭、淡化社群、推崇个我的原子主义生活模式和人际关系等文明性障碍的重要价值武器。
  今天,孝道教育在韩国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贯彻。
  第一,孝道教育与整个国民教育相结合,使之在国民教育中制度化、规范化,让孝道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各个阶段。韩国的孝道教育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了。例如在幼儿园,孩子要参加《孝经》朗读班,胸挂“孝行牌”,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孝经》内容的集体诵读和个体的言说力行。所谓“孝行牌”就是一块牌子的正面是父母像,另一面是孝的格言和规定。这些格言和规定随时随地警语孩子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情上如何对父母师长们表现出尊敬和热爱之情,让孩子从日常行为中感受孝的文化浸淫和不忘对父母的恭顺。自1960年以来,韩国正式把儒家的道德伦理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中学道德伦理教育科目中,分初中“道德”和高中“国民伦理”科目。初中道德科目主要是对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它以家庭内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起点,提倡学生之间相敬互爱和精诚协作,同时培养学生敬老孝亲思想。在韩国,每到中小学生的寒暑假,各地学校都会举办“忠孝教育”讲座,向学生宣传“忠、孝、礼”等传统伦理道德。高中的德育课程包括公民伦理教育、伦理思想教育和传统道德教育三个方面,但都贯穿着忠、诚、敬与协作的主旨。“尽管在西方作用下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韩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了变化,但韩国人仍然保持着代代相传的孝顺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风尚,而且非常重视礼节和道德观念”,“孝是韩国人最重视的民族道德精神之一,也是个人道德的根源,还是个人修养的根本”。[13]   第二,孝道教育法制化。在伦理至上的古代社会,《孝经》影响明显而管用,但到了现代的法制社会时代,《孝经》中所提倡的孝理念仅仅依靠内在道德的自省和自律来践履,其影响将大打折扣。为此,韩国把“孝”道的施行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专门的国家法学予以保障实施。2017年7月2日,韩国议会集体表决最终高票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对于“孝”的专门立法――《孝行奖励资助法》,并于2017年开始实行,成就了世界上第一部对于孝的专门立法。该法共有四章十五条,其中第一章为前三条,第二章为第四至第九条,第三章为第十至第十三条,第四章为第十四条至第十五条。其立法的目的是针对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弘扬孝的优良传统,贡献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促进国家的繁荣与进步,以法学途径为“孝行”提供奖励资助,对老年人的权利予以保障。正如其开宗明义的阐释:“本法学旨在以国家政府名义对那些把美好的传统文化遗产――孝付诸实践的人进行奖赏资助,鼓励推广宣传行孝来达到解决当今老龄化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为国家发展提供原动力,甚至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第三,孝道教育文化产业化。在《孝行奖励资助法》制订的十年前,韩国就启动了以“孝”为核心内容的文化产业发展,名为“孝子产业”,以此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是一种把《孝经》义理通过经济手段运用于现实社会,将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现实生活之中的特色之路。1997年,韩国设立了“文化产业基金”,并在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陆续对《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修改。在2017年《孝行奖励资助法》获得通过后,“孝子产业”近乎完备的法学体系基本形成,这些法学法规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法学保障。为了适应“孝子产业”的发展,韩国对学生的教育课程以儒学文化为中心开设,“内容包括日常生活礼节、忠孝精神、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等,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气节,使他们具备忠孝、仁爱、善良、诚信、勤俭、英勇等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让学生成为真正的忠孝两全的栋梁之材”。[14]在“孝子产业”中,影视业的权利日益扩大,表现突出的是韩剧关于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细致刻画,尤其是关于孝文化的继承和宣扬,使得韩剧能够迅速为全国民众接受并喜爱,同时作用着中国相当多群众的影视情感偏好。韩剧以生动细腻地反映现代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见长,其情节之所以让人感动,是因为它是对儒家思想所表达的“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的一种跨文化和跨族群的共鸣。此外,韩国的电子游戏,如经典游戏《传奇》、《千年》等等也融入了儒家“孝”的思想成分,使韩国的游戏风靡一时。
  正是以上前后相继的孝道政策、法学方法的实施,所以步入现代化以来,即使朝鲜半岛虽经多次面临外来文化的入侵,但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本土文化的根基始终没有动摇过。当今的韩国社会,人民普遍信奉以儒家《孝经》为核心的孝道文化,整个社会呈现出尊老爱幼、幼有序、睦邻友好、社会和谐的局面。有调查显示,在今天,韩国有90%的国民仍然坚持认为,孝是家和万事兴的基础,相信只有在家庭中尽孝,在工作上才能敬业,对国家才能尽忠。
  总之,孝道作为儒家文化的基石,在今天的韩国社会精神文明生活中仍占有主导地位,浸透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韩国,儒学的探讨至今未被废弃,韩国参照“以孝治天下”的理念,积极应用儒家思想去治理国家。由于孝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实践中的笃行,朝鲜半岛的民族生活中崇尚孝道、躬身履职蔚然成风气,从而使韩国有着“充满孝的美誉”。
  三 《孝经》与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器物改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和韩国这些有着悠久封建历史和深厚传统文明的国家都逐渐地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由于西方现代文明所蕴涵的价值文化核心是个体本位,与以中国儒学为代表的传统东方文明所秉承的群体本位价值理念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因此,在西学东渐、倡导物质技术价值的现代化过程中,《孝经》逐渐失去了“圣典”地位,且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被当作“压抑人性、束缚个性”的标的物而饱受批判。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的鲁迅先生就主张批判传统孝道,认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就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15](P132)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韩国社会开始了急剧的现代化转型,而中国则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开始了快速的现代化发展。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都普遍地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文明冲突”带来的“现代化病”――神圣的失落和世俗化的庸俗以及社会原子化。人们的道德水平偏颇失度,信仰缺失迷离,社会诟病陡然增多,因此,中国和韩国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出一种强烈的声音,即迫切需要从传统道德的土壤汲取营养并成为新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孝经》及其所蕴涵着的孝文化。如果说,《孝经》与孝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尽管受到过现代化文明的严重挑战和冲击,但由于韩国社会朝野上下都比较注意和有意识地保育了以《孝经》为核心的孝文化在韩国社会生活中的传承和宣教,而中国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意识形态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清剿,《孝经》遭到严厉的批判,孝道传统已在中国社会逐渐式微,因此,在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现代化内核中的科技物质文明和个体自由主义的冲击酿生的道德伦理问题,中国更需要挖掘和传承《孝经》及其申说的孝道文明,用以规范和矫正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荒芜困境。也正因为如此,《孝经》与孝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已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也日益显示出穿越时空的文明价值,对当代中国乃至所有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和民族都具有重要的参照借鉴意义。
  首先,《孝经》及其阐发的孝文化是人之为人的重要精神品质。《孝经》之所以不仅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备受重视,而且在当代仍然值得珍视,穿越时空而不朽,其关键是因为它力图解决人类千古难题,即如何“成人”的问题。《孝经》通过诉求儒家理想人格在自己特有的范式中回答了如何把一个生物学上的人培养成为社会化和道德化的人,即真正人的意义的人的问题,这是中华文化贡献给人类文明的重要精华,“传统的道德人格实际上是中华文明的精华之一,它造就了中国人民修身平天下、和善成德、崇德敬业、成己成物的品德,在现代社会中,他们同样是难能可贵的品德,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品质”。[16](P18)这种人格或品质实际上已经积淀内化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也是朝鲜民族精神品质的重要构成。   根据中南大学运用伦理学探讨中心“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探讨”课题组的调查探讨表明,“孝、诚、和、廉是目前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传统理念。在十三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中,公众认为重要的道德理念按照重要程度高低依次是孝、诚、和、廉、义、仁、忠、礼、恕、智、耻、谦、节”,“孝文化是公众一致认可的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孝敬父母、尊敬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调查的数据也再次验证了这一事实”[17]。
  其次,《孝经》与孝文化关于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社会构建良好的社会风范具有特殊意义。杜威说过:“社会是一些循着共同的路线、具有共同的精神、并参照共同的目的而活动个人凝聚在一起而成的,这种共同的需要和目的,要求日益加强思想的交流和感情的和谐一致。”[18](P16)孝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强调克己宽人、知恩报德等构建血缘家庭关系的伦理和谐达致整个社会的和谐。“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目标特点,是中国人整体观、系统观的凝聚。通向“和”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则是孝道的践行,孝道的践行可以达到“人尽其才,各安其位,既有和谐的秩序,又有人性的舒畅,这是儒家的理想”。[19](P62)《孝经》构筑的“和谐”社会理想包括如下方面:家庭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个人自我和谐。
  儒家认为,“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具有同一性,“从家庭的基础上发展出伦理思想,伦理思想被制度化以后,复成为家庭的重要支柱,数千年来彼此一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20](P153)家庭的稳定和谐是社会稳定和谐基础,重视家庭是中国文化的特性,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国度,“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在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之一种表现,而非为生产家庭之结果,自亦非家庭化的社会之通例,如冯(友兰)先生所谓‘共相’者”。[21](P35)林语堂也认为,免费韩语论文,“中国式的屋顶指示出快乐的要素第一存在于家庭。的确,家庭在我的印象中,是中国人文主义的标记。”[22](P111)《孝经》中体现的家庭和谐的孝道教育思想是“居家理,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亦即君子必须首先将复杂的家庭关系搞好,使家庭和睦,在治家中养成美德,然后才能在社会上取得事业的成功,进而在道德理想层面有所建树,实现“立功”、“立言”、“立德”的大圆满。[23]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文明的高歌猛进,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个人自立性和自主性越来越强,家庭规模越来越小,流动性却越来越大,使传统的婚姻家庭面临巨大的冲击,张怀承认为有六大危机即违背期望、丧失荣誉、经济萧条、家庭成员分离、离婚和死亡等原因造成了西方传统家庭的动荡和解体,这些因素也在极大地冲击着正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一种深厚的文化凝聚力和生活需要力,这种力量莫过于孝文化所传承的孝道孝德,学者方磊认为,“尽管工业社会时代的人们更容易陷入人本的‘我向主义’,疏远与社会的联系及他人的分享;尽管孝道本身具有种种的矛盾与缺陷,但是它其中蕴涵的积极、正面的思想,它注重人伦关系的仁爱之心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抛弃了它,我们就丧失了精神世界的宽广;丧失了容纳百川、关爱大众的胸怀;丧失了自我充盈、自我完善的价值。时代呼唤正面指向的孝道。再度审视《孝经》,发扬长达两千多年没有泯灭的精神是有助于我们建立良好的社会风范的。”[24]
  再次,《孝经》倡导的孝亲幸福观对当代人的幸福观有很好的参照价值。中国人对“孝”具有深厚的认同基础,它充分体现了当代人对孝道的充分理解和感悟。“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礼记・祭义》)今天,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大多数人仍然认同“孝”是最重要的伦理道德之一,并自觉用“孝”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唐君毅讲过:“孝父母为任何社会中之人应有之普遍道德。人当孝父母之理性根据,不在父母对我这是否爱。父母爱我,我固当报之以孝;父母不爱我,我应当孝父母。”[25](P29)它体现了当代中国人依旧注重人伦,在“孝”的激励和感悟中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伦乃人之伦也,中国的人伦文化就是一种以人为本位,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文化的终极关怀对象的文化,而不以宗教、神为终极关怀,不是从神那里来领悟人的价值和意义。
  《孝经》认为,孝是道德的根本,是个人德性的彰显,当孝心与孝行自然而然地结合,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那就是德性需要得以满足的至高境界。“身心合一”的人伦理幸福的最重要表现就是孝亲幸福。孝亲幸福的基础是个人本身的德性,一种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和对道德意志的坚守;另外还有对父母的真实情感和出自真实意识所指导的道德行为――孝亲,从而满足个人伦理需要的内心体验,这构成了孝亲幸福的理论内涵。《孝经》的孝道教育思想体现在对伦理幸福的追求。其主旨在于说明父母用爱心灌溉着儿女们的幸福成长,儿女“扬名显亲”便是父母的幸福;当儿女长大成人,应该尽到赡养儿女们的义务,而父母的健康快乐就变成了儿女的幸福。马克思曾经说过:“还有什么比父母心中蕴藏着的情感更为神圣的呢?父母的心,是最仁慈的法官,是最贴心的朋友,是爱的太阳,它的光焰照耀、温暖着凝聚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意向!”[26](P100)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子女善待父母,追求伦理幸福的内涵不应也不会改变,即使在强调个性和个人自主的个体主义时代,它仍然是孝道乃至整个道德的核心要素。
  最后,《孝经》及其孝文化关于正在日益向老龄化社会迈进的世界各国构建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从1999年开始,中国步入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阶段,养老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数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到13.26%,达1.78亿,到2020年将达到2.4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2%,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7]面对日益突出的养老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缓解老龄社会压力的政策,当前大致形成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几种模式,但主要还是居家养老。之所以多数人选择居家养老,一个重要原因是孝道传统的文化自觉,在家庭中事亲为孝已经延续几千年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原则。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孝文化传统与伦理道德精神的作用,中国社会形成了尊敬父母、奉养和善待长者的孝的行为;而且,整个社会和历史都在自觉地利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调节家庭与家族关系。如果不善待和照顾自己的父母必然要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内心的不安。孝的具体行为方式在不同时代可以不同,但孝的内在本质是千畴一指的,魏英敏认为,任何时代的孝都必须坚持如下五条:第一,赡养为孝,养身与养心结合;第二,尊敬为孝,以仁爱之心行孝;第三,感恩为孝,报答养育之恩;第四,追思为孝,怀念先人,继承遗志;第五,亲和为孝,和颜悦色,令父母欢心。这五条“孝”的内涵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历史的传承,又是新时代的创新。[28]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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