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看中韩校园文化差异[韩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韩语论文 责任编辑:金一助教
更新时间: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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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为理论依托，以校园文化视角为切入点，将中韩两国的校园文化置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阴性社会与阳性社会、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等五个维度中加以比较；并结合作者在韩国高校进行中文教学的亲身经历，对文化价值量表的差异之处予以解释和说明，韩语论文题目，梳理中韩校园文化特点，以期对在国内进行整班制韩国班教学，或赴韩汉语教师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有所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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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霍夫斯泰德 文化价值维度 中韩 校园文化
一、引言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近年来，随着两国交往的深入，在韩或来华学习中文的韩国数量日益增加，我们得以透过丰富的交流形式，获悉两国极为相似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然而，受历史、地缘和民族性格的作用，当具体到校园文化这一范畴涵盖的特定群体时，二者在同源不同流的文化背景下差异并存，相应地增加了对外汉语教师在组织和开展教学活动中的难度。综观国内现有探讨成果，对于中韩跨文化比较的探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列举文化异同的表象；二是从历史、社会环境、民族心理等角度归纳两国文化的总体特点。探讨措施多基于文献材料的思辨，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支持。因此，笔者出于上述考虑，拟结合在韩国高校进行中文教学的亲身经历，将中韩校园文化置于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Cultural Value Dimensions）理论中加以比较，对文化价值量表的差异之处予以解释和说明，以期清晰把握二者特点，对在国内进行整班制韩国班教学或赴韩进行中文教学的老师有所参考和启发。
二、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论
1980年，荷兰文化协会探讨所所长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lfstede），对分布于66个国家的10余万名IBM员工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观进行调查，总结出一套广为引用的文化价值取向模式。该模式最早包括四个维度，即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阴性社会与阳性社会（Masculinity/Femininity）①。后来，心理学家迈克尔・哈里斯・邦德集中远东地区的探讨成果，又发展并补充了第五个文化价值维度――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ong-term/Short-term orientation）或称之为儒学动力（Confusion Work Dynamism）。
其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不确定性规避表示当社会成员遇到混乱不清、难以预测的事件，或处于非常规环境时感到的不安程度；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社会或组织当中权利的集中程度，以及地位较低成员关于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阴性社会与阳性社会维度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维度，则以东方文化构面为基础，内容包括社会地位关系、节俭、容忍、“面子”文化、尊重传统、礼尚往来等子维度。
三、中韩校园文化差异比较
根据霍氏的探讨成果，虽然中韩两国在上述五维度中的异同并非东西方文化间那般显著，但程度上仍有高低之分，若简单地以偏概全，必然会造成跨文化交际中的隔阂甚至误解。下面笔者将以五个文化价值维度为理论依托，结合实例对中韩校园文化加以比较和阐述。
（一）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
中韩两国同属集体主义文化且程度接近。该文化将合作、和睦、服从等精神视为价值所在，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们期望得到集体的照顾和保护，有明显的圈内（in-groups）和圈外（out-groups）之分。虽然整体属性相近，但笔者认为中韩校园文化在个体意识和个人发展方面仍存在异同。韩语中常用“我们（●●）”表达“我”的概念，如韩国学生用中文表述时会说“我们国家”、“我们大学”、“我们家”，甚至在表达“我丈夫”时也会用“我们丈夫（●●● ●）”，可见韩文化中强烈的合群意识和集体意识已在语言中得到体现。同样在课堂中，面对较容易的问题，即使汉语水平再好的学生，也不会在其他同学保持沉默时主动举手，更希望老师用点名提问的方式，尽可能避免在群体中凸显自己。此外，他们会受到韩国眼色文化的作用，在群体中察言观色的能力较强。中国人虽然性格内敛、含蓄，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但比起韩国学生的集体意识，中国学生的个体意识更加突出。尤其近年来，中国校园内竞争氛围日益浓厚，大家越来越注重抓住一切机会提高和培养自己各方面的技能，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敢于在集体场合表达观点、表现自我，在稳定中谋求个人发展。
（二）不确定性规避
根据霍氏的文化价值取向量表结果，韩国社会的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高，且远远高于中国社会。该文化中的人们往往依赖有形的、明确的社会规范和计划以指导行为，重视准确性，也会尽力避免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如第一节课，教师就需要明确告知学生该课程的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如果要进行听写或随堂测试，教师就必须提前向学生说明，若心血来潮临时安排，则可能会遭到韩国学生集体反对，教师的威信也会受到作用。反之，若师生间对教学计划达成一致，只要按计划进行，学生就会欣然配合，因此无论师生普遍都有一种紧迫感和进取心，倾向于有计划、有规律的生活工作节奏。
中国学生较容易接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对非常规事件的容忍度高。如大部分学校虽有校历，但很少制定月历或周历，因为我们无法预知短时间内的活动安排，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再如每门课程的教学计划，教师也会视教学进度和授课团队的日程安排调整，韩语论文网站，大部分中国学生对此习以为常。虽然中国学生的低不确定性规避在处事时具备较强的灵活性，但我们在主动性、冒险精神等特点上表现不明显，还是依赖于一定的规则约束，以保证工作、生活的稳定和秩序。
（三）权力距离 中国总体属于高权力距离社会，韩国社会的权力距离虽在中上水平但仍明显低于中国。该文化往往认为“上级拥有的特权是理所应当的”。因此，无论在中韩校园我们都会按对方的职务以姓相称，如“董校长”、“高教授”、“李会长”等，以此表达对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的尊重和礼貌。处理工作时，下级虽然可以提建议，但仍以维护上级的主导思想为主。然而校园文化中的权力距离内涵丰富，不仅包括师生关系，还包括师师关系和生生关系。笔者认为上述三种关系并非完全符合文化价值量表呈现的结果。
首先，对于师师交往，中国校园的上、下级之间通常保持一定距离，上级享有绝对权威；在韩国，尤其一些德高望重的校长或教授，他们会经常组织下属外出聚餐、登山、看球赛，或来自己家做客，上下级间地位更平等，关系更融洽。其二，中韩两国虽然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但近年来，韩国高校的师生权力距离要远高于中国。韩国学生对老师的尊重体现在方方面面，如任何时候都必须对老师使用敬语和谦称；见面时要鞠躬礼让，否则会被视为无礼。而在中国，高中以前教师更具权威感，经常批评、约束学生；进入大学后师生关系则更为民主，教师受尊敬的程度和名气、成就、人格魅力成正比。其三，生生间的权力距离亦是韩国高于中国。在韩国校园，前辈和后辈间有鲜明的等级，在说话方式、餐桌礼仪上都有所体现；而在中国，我们除了以“学长”、“学姐”相称外，往往仍以对待同龄人的方式进行交往，关系亲密时无论年龄差距多大都可以结为朋友。
尽管有所异同，但笔者认为，随着微信、微博、kakaotalk、band等现代社交媒介的出现，评论、点赞、朋友圈等功能在拓宽着大家的交流渠道，有助于我们发展共同兴趣爱好，进行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因此权力距离在未来或许会逐渐缩小。
（四）阴性社会与阳性社会
中韩两国并非典型的阴性或阳性社会文化，但中国相关于韩国更偏向阳性社会。具体表现为对性别角色往往有明确的划分，我们更赞扬竞争、雄心、成就、权力，重物质上的成功；而阴性社会中的性别角色会有所重叠，男女都应谦逊、温柔、关心他人，强调生活质量和对后代的抚育。
在韩国校园中，女生无论长相如何都会化妆，衣服每天不重样，在校园里辨识度较高；男生同样重视自己的仪表，穿着打扮十分精致，追求时尚。而在中国校园，高中阶段以前都要求穿宽松的校服，男生和女生的打扮相对朴素，即使到大学阶段女生也多素颜上课，人们对外表的要求并不高。另外，在对男生和女生的教育方面，虽然两国都已推行男女平等的政策，但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思想仍在当今社会占主导地位。中韩社会“男主外，女主内”和“男强女弱”的心理依然普遍存在，尤其在一些工作繁重的部门和学生组织中，仍希望由男性担任会长或主席等主要职务。
（五）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
中国作为大陆文化的代表和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属于典型的长期取向文化，人们追求稳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建立长期生活目标。而韩国虽同样深受儒家文化作用，但半岛文化的半封闭、半开放特点明显，吸收外来文化速度快，近代以后更多受到美国和日本的作用②，以实现需求的快速满足为目标，倾向于短期取向文化。例如，韩国学生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即“●●●●●！（快点快点）”，他们关于人际关系缺乏忍耐力，容易急躁，因重视结果导致对过程的疏忽。所以每当考试结束后，学生会急于向老师求证答案，如果发现自己做错了，就会挠着头十分夸张地表现自己的懊恼。而大多数中国学生常会说“没事儿，慢慢来”或“不急不急”，做事重视过程讲究节奏，对待结果往往顺其自然、坦然接受。
更多的儒学动力因素还体现在对学生的家庭教育上。大多数中国父母把子女当做家庭重心，提早为孩子的未来做各种打算，在经济和生活上给予扶持直至儿女成家立业。而在韩国，大部分学生成年后就不再接受父母接济，假期里会通过打工自己赚取学费，以尽早实现经济独立和生活独立。
四、对于教学的跨文化思考
作为对外汉语教师，无论在国内进行整班制韩国班教学，抑或赴韩进行中文教学；无论面对韩国学生，抑或来自韩国的上级和同事，我们似乎都无法回避交际中的跨文化现象，而跨文化交际的实质即是文化移情的过程。霍氏理论的提出距今已有36年，通过实例略论不难发现，有时理论并非能解释或指导当今实践教学中的所有问题。其实，交际障碍大多源于我们内心无缘由的偏见，而偏见的根源往往是因为不够了解。因此，交际中我们需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打破本土文化背景的约束，从自身培养“文化移情”，方能感知文化异同，尊重文化异同，克服文化偏见，最终发展文化认同。
注释：
①Holfstede，G.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M]. London，Norfolk：McGraw-Hill Book Company（U.K）Limited，1991.
②金燕玲. 中韩日文化对比：从社会交往行为角度[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7（07）.
参考文献：
[1]崔景明.“儒家文化圈”中的中日韩[J].齐鲁文化探讨，2017（04）.
[2]金燕玲.中韩日文化对比：从社会交往行为角度[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7（07）.
[3]李海英.谈中韩文化异同[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7，（03）.
[4]李衡.中韩跨文化交际中等级观念对比探寻[D].苏州大学，2017.
[5]张海燕.中韩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因素差异点略论[D].苏州大学，2017.
[6]张书霞.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家庭的传承及启示[J].中州大学学报，2017（02）.
[7]卓勤.中韩跨文化交际的心理认知[J].考试周刊，2017，（50）.
[8]Holfstede，G.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M]. London， Norfolk：McGraw-Hill Book Company（U.K）Limited，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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