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国文化产业的崛起经历了一个跳跃式的发展过程,由20世纪60年代的初步起飞,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文化沉寂之后,于90年代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并且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全球文化消费市场的流行“旋风”。本文试图以大众文化为突破口对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文化产业的起因、发展特点以及发展近况等方面作一简要略论,希望能给以“汉风”为标志的中华文明的重新复苏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二个阶段是发展期,这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为止。由于“后新村运动” 效应的影响以及韩国政府和民间的大量财力投入,使得国民的文化拓展空间和文化享受氛围无限扩大,加上韩国政府《文化发展十年计划》的出台使得这个阶段的韩国文化界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了适应韩国文化产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韩国政府于1994年成立了文化产业局作为文化观光部的一个重要分支机构,并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配套产业发展政策。大众消费文化和青年文化的兴起客观上加速了韩国文化产业时代的到来。 第三个阶段是成熟期,这个阶段从1998年的“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至今。金大中出任韩国总统以后,深感产业发展单一是掣肘韩国经济活力持续迸发的罪魁祸首,于是充分利用韩国产业转型的有利时机,大力调整韩国产业发展布局,强调文化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优先发展文化商品及其衍生产品。并且于2017年在原有的文化产业局的基础之上又增设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加大韩国文化产品出口的配额,并且逐渐扩大其涵盖领域,由最初的影视、音像制品逐渐延伸到动漫、游戏、服饰、电子产品、广告等多个领域。据《朝鲜日报》的统计数值显示,截至2017年底“韩流”文化产业的附加值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同韩国的传统支柱产业机械制造业的比值几乎等驾齐驱。净产值达到了4.5万亿韩元(约4.1亿美元), 其中作为“韩流”最为盛行的东北亚地区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中国大陆市场占到了72%的份额,香港为8%,日本为16%,中国台湾为2%。由此可见韩国的文化产业运作是十分成功的。 三 据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17年韩国文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七位,跃居发展中国家第二位(仅次于新加坡),为2017年以来所取得的最好成绩。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曾一度被称为“东亚最没希望”的国家却成为了当今国际经济体中不容忽视的一极。 我们在不得不惊叹韩国文化产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的同时,有必要来共同研讨一下其文化产业的运作特点。 第一,韩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的传承保护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巨额的财政投入促使韩国文化产业的“春天”提前到来。韩国政府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始于20世纪初(当时称大韩帝国,实际为日本殖民主义者占领之下的傀儡政府),1911年,在原日本文化遗产大普查的基础之上开始了韩国历史上的首次文化普查行动。虽然这次行动归根结底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是其毕竟开了韩国文化遗产普查的先河,也为之后的韩国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刚刚获得独立不久的朝鲜就开始了文化遗产的普查和清算工作,并且设立文化保存课来具体负责文化遗产的保存和整理工作。60年代的韩国驶入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快车道,文化保存工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并且出台相应的法令来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行。比如1965年将日本《文化财保护法》中“文化财”一词引入韩国《文化遗产保护大纲》,将文化提升到国家财富的层面。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文化财保护法》的基础之上开始了一次全国规模的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截至2017年8月31日为止,韩国文化财厅共指定重要有形文化财1722件(其中国宝307件,宝物1415件),重要无形文化财116件,重要民俗资料244件,史迹名胜475处(其中史迹454处,名胜12处,史迹兼名胜9处),天然纪念物441处。 于此同时韩国政府还十分重视传统优秀文化的弘扬。前文中所提到的韩国无形文化财产厅正是用来管理这些文化财产的。比如韩国传统的朝鲜族歌舞、宫廷礼节、饮食医药以及宫廷杂耍和假面舞等。正是由于韩国政府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为韩国文化产业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庆尚北道和忠清南道是韩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验区,2017年,庆尚北道在青州开始建设机场的同时也建设成功了KBS广播影视剧制作基地,于此同时还大力开发本地区的旅游资源,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游览的同时可以欣赏到韩剧的外景拍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本地区的知名度,促进了本地区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促进韩国文化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忠清南道也投入了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完善本地的百济历史再现区,经过大力地修缮和重建,该道现已成为韩国历史文化古迹重点保护地区,同时也是韩国历史剧最受青睐的外景选址。 第二,韩国社会转型期间大众文化的主体影响和青年文化的励志效应关于韩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带动影响。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是韩国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文化爆炸” 现象的愈演愈烈,通俗文化已经逐渐取代高雅文化成为韩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大众文化是这种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深受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和追捧。由于其通俗易懂,而且形式新颖丰富,加上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针对面又是普通大众,因此很快就在东亚地区流行开来,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青年文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韩流”文化。毋庸置疑,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种文化的“杂交”所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威利斯在它的《世俗文化》(profane culture)文化中就强调了现存文化的重要性:对现存文化的完全惊异是惊醒梦幻的清脆一鞭。真实的、活跃得令人吃惊的文化在活动。它们存在着,它们是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忽然它们就落后了――空洞、暴露、丑陋――贫穷,剥削,存在和文化的观念。真实发生的时间能够象哲学一样挽回我们。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威利斯所谓的存在文化就可以理解为韩国主流文化体系中的大众文化和青年文化。 无疑,这两种文化是促进韩国现代流行文化对外传播的直接动力。 四 回顾几十年来韩国文化产业发展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其成功的奥秘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政府的重视。在这个方面,韩国不仅起步比较早,而且从立法到具体环节的实施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体系。比如,1999年2月韩国政府就制订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2017年又成立韩国放送影像产业振兴院,不断增加对外出口文化产品的配额,大幅度削减本土影视剧制作成本,鼓励国有银行向电视台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此外从2017年以后政府又为影视剧的出口支援编辑费和再生产费,这些费用往往占到了该电视剧制作成本的70%-90%。韩国政府在第七个五年计划(1992―1996年)时就将实现文化产业化发展以促进经济效率化提高为基础目标,通过强化文化产业的潜在竞争能力,促进开放化、国际化的“韩流”主体文化价值的实现。由此可见,韩国政府为了提高本国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切实推动本国影视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确实作出了巨大努力。 第二,雄厚的科学技术支持。韩国的现代通信技术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也为“韩流”的盛行推波助澜。由于便捷的因特网的存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欣赏到来自韩国的影视音像制品。而且我们也可以登陆一些韩国网站,即使你不会韩语,也可以方便地找到许多中文信息,时时追踪最新的韩国流行时尚讯息,这对“哈韩迷”们来说无疑是与“韩流”同步最为便捷和廉价的途径。 第三,悠久的教育传统。据统计,1960年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于韩国(90美元)的其它国家,5―14岁就学率约为22%,而韩国为59%。1965年人均收入为380美元的国家中的就学率是62%,而当时人均收入仅107美元的韩国则高达82%以上的就学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由于韩国政府关于义务教育的重视,使得韩国的初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2017年高达98%,可以说韩国基本上普及了义务教育。 2017年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韩国的教育经费占政府总开支的比例,在世界银行统计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7位。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大大增强了韩国文化的鉴赏能力和文化创新能力,使得韩国人的文化成就感越来越强。吉姆•麦克盖根在其作品《文化民粹主义》一书中提到教育关于亚文化的推动影响时提出,一个拥有丰富传统文化遗产的国家在一个业已形成的封闭文化圈中的文化一般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就是指人类理智、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其次指的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群体的特殊生活方式;第三指的就是理智的,特别是艺术活动的著作与实践。 而教育正是将这三种文化理念加以融合,从而摆脱蒙昧落后状态的最佳途径。同时教育关于亚文化的影响切实体现在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反影响身上。韩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关于教育的依赖是可想而知的。 于此同时,韩剧能够兼顾荧当前的你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欣赏水平,正如之前所述的那样,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这是韩剧的一大亮点,你即可以看到韩国人尊敬老人,长幼有序,兄弟友爱的传统美德,让中国观众由衷地产生一种亲呢和崇敬,同时你也能够看到残酷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下,韩国人无法回避地采用阴谋权术的“道德底线”。再配以多变的场景和柔美的音乐,以及演员们朴实率真的表演风格,使得感性的中国观众们不得不为之动容。而且这种以往电视剧中从未有过,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再现手法使得中国观众大受感动,深深地喜欢上了韩剧。 第四,大众文化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是大众文化取代高雅文化开始主宰韩国的时代。美国著名学者托夫勒(Alivin Toffler)曾经在论述50年代的美国社会文化现象时提出了“文化爆发”的术语 ,指的是50年代美国社会接受高级文化的人口剧增,以至于达到了爆发的程度。原来远离大众生活的高级文化艺术,现在成为了大众生活的一部分,文化艺术再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对象,这种奇怪的文化倒置现象却成为了20世纪末韩国主流文化发展的瓶颈。面对主流文化(高雅文化)带给韩国国民性的冲击,使得韩民族越来越缺乏生机,“文化爆发现象”在韩国明显地表现出来,一种更为通俗的主流文化迫切需要呼之欲出。于是在大众传媒的帮助之下,大众文化率先在戏剧和影视行业脱颖而出。到了90年代在韩国戏剧协会登记注册的会员剧团就多达147个之多。观众的大量增加也客观上推动一些剧团赢利的实现,甚至还出现了长期公演的剧目和不预约就很难看到上座率极高的剧目。与此同时,韩国的国产电影市场萎缩也促使大众文化的提前到来。1992年韩国共制作了96部国产片,1993年则减少为64部,1994年虽然维持在1993年的水平,但是同期进口片的数量却达到了382部。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韩国的主流文化界强烈要求普及大众文化,尤其是增加国产影片的数量,提高国产影片的质量,因此,之后一大批独立制作的低成本高回报的商业电影纷纷走进韩国的电影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些优秀影片陆续作为嘎纳、柏林、东京、威尼斯等国际著名电影节的参展影片与观众见面。当然,以大众文化为纽带的韩剧流”也作用到了音乐,文学创作等领域,促使一大批韩国文艺家肩负起自主吸收西方著作和创造性地继承韩国传统文化的双重使命。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交响乐运动” 和“网络小说运动” 便是最好的佐证。 结语 以上简要介绍了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近况、特点以及大行其道的原因。在韩国文化产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文化产品的模式效应将是未来十年内阻挠“韩流”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瓶颈。韩国文化产业政策绝不能以纯粹商业行为作为根本立足点,而要立足长远,着眼未来,通过与亚洲以及欧洲或其他国家在相互间的双边合作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去拓宽“韩流”的发展途径。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产业要想做强做大就必须与其它产业形成共栖、融合衍生的良性互动关系。提高文化产业本身的附加值和高收益,形成强大的经济竞争力。 通过整合自身的文化资源,充分发挥潜在优势,从传统中去挖掘现代,从现代中去体味精品,树立“文化品牌”意识,积极客观面对国际市场,于此同时要理顺文化意识,使我国文化产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的行之有效的影响,促进我国经济建设更稳步、更快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曹中屏.《当代韩国史(1945-2017)》[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 [2](美)科尔斯.《解读韩国人》[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7年. [3](英)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4](英)麦克盖根著.《文化民粹主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5]洪军.《韩国探讨论丛第十辑》[M].上海: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6]董向荣.《韩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7]董向荣.《韩国起飞的外部动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8]大韩民国海外弘报院.《韩国简介》[M].首尔:大韩民国海外弘报院出版社.2017年. [9]孙鲁军.《韩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 [10]要英.《“韩流“产业在中国市场的运作》,《韩国探讨论丛第十辑》[C].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17年. [1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12]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13]张胜冰.《世界文化产业概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14](美)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 学科 学科互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15](韩)金银河.《韩国文化产业在中国市场传播的探讨――以韩剧为略论对象》[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7年4月. [16]冯燕容.《韩国“文化热”引出的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几点思考》[D].上海:上海戏剧学院,2017年9月. [17]汪菲菲.《韩流涌动的文化成因与市场运作》[D].济南:山东大学,2017年5月. [18]李大武:《“韩流”的成因及其发展趋势―兼谈韩国影视文化产业》[J],《剧作家》,2017年4月. [19]要英:《疯狂韩流席卷华夏―韩国文化投资跨国行动的追踪略论》[J].《上海国资》,2017年6月. [20]李益波:《韩国文化产业的崛起及对中国的启示》[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7年12月. [21]卓兰花:《在交流与传承中提升―对于韩国影视发展的原因》[J].《今日海南》,2017年12月. [22](韩) 金顺花:《中国之韩流现象与其吸收模式》[J].《当代韩国》,2017年夏季号. [23]苑利:《韩国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历史与基本特征》[J],《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9月. [24]仰滢:《“韩流”现象探寻》[J].《青年探究》,2017年第6期. [25]吴莲姬:《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J].《当代韩国》,2017年春季号. [26]陈晓晴:《韩国商业电影和消费社会》[J].《福建师范大学》,2017年4月. [27]宋巍:《大众文化的兴起》[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3月. 作者简介: 戴琦(1987),男,浙江省余姚市,无职称,历史学学士,探讨方向:东亚现代流行文化,日韩史 ，免费韩语论文，韩语毕业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