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就韩国“申遗”的是“端午祭”还是“端午节”,“端午节”与“江陵端午祭”是否是一回事,两者之间又有何区别,这对中国又有何作用等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提出了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否真的遭到抢注,如果是,我们该如何补救;如果不是,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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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端午节;江陵端午祭;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几年来,我们的邻邦韩国,时不时传来抢注中国文化遗产的消息,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作用,给两国的关系造成了许多负面的作用。这其中,作用最大的莫过于“韩国将江陵端午祭申遗事件”。事情起因最初源于韩国《江原道日报》的一篇报道,在报道中称:韩国准备将“江陵端午祭”以韩国的名义,于2017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发起冲击。韩国将“申报‘端午节’作为本国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消息一经公布,便引发了中韩学界的一片争论。就“申遗”的是“端午祭”还是“端午节”、“端午节”与“江陵端午祭”是否是一回事、两者之间又有何区别、这对中国又有何作用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负责“申遗”项目的韩国文化财厅在接受中国《晨报》采访时反复强调:“韩国的确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但是申请的绝对不是端午节,而是江陵端午祭期间举行的别具特色的一系列活动。”但却不能平息中国学界对本国文化遗产遭到其他国家抢注的愤慨!那么,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否真的遭到抢注?如果是,我们该如何补救?如果不是,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撰文与大家共同研讨。
一、韩国“申遗”活动与中国学界的诸多争端
(一)韩国认为:“申遗”的是端午祭而非端午节
韩国文化财厅申遗项目出台后,便遭到了中国学界的一致抗议,此时,该厅情报科工作人员刘勤植出面解释说:“根本不存在韩国申报‘端午节’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事,韩国申遗的是‘江陵端午祭’。”刘勤植进一步向笔者解释说,“江陵端午祭”是韩国农耕社会时期祈求丰年,民众共同参与的传统祝祭活动。在进行端午祭时,会举行假面舞剧、投壶、摔跤、荡秋千、长跪比赛、跆拳道比赛、高校足球赛等活动,而这些都是具有韩国地方特色的。
上海外国语大学韩国籍教授康晓城也声称,韩国人申请的是“江陵端午祭”这个特殊的民俗活动,而非端午节节日本身。“端午节很多国家有,其渊源与中国也有密切关系。但是各国过端午的习俗各不一样:中国有吃粽子的习俗,但日本和韩国就没有;日本人过端午的时候,男人游泳,女人洗头;而韩国人在过端午的时候,则是男人摔跤,女人洗头。”康教授还强调说,因为江陵四面环山,所以韩国的江陵端午祭保存完整,且别具特色。
事实上,关于端午节,现在韩国的年轻人基本上不太了解。城市里的人也基本不过端午节。在农村,这个节日的气氛要浓厚许多。为了庆祝这一节日,男子会在那一天摔跤,女子则会荡秋千,而且她们还会用菖蒲水洗头。原来端午节是国家公休日,后来因为公休日太多而被取消了。
(二)“端午节”与“端午祭”是否是一回事的争论
关于端午节和端午祭,刘勤植表示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我无法确切地说出,但是两者还是不同的。端午节是一个节日,也就是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我们韩国人会举行祝祭活动。而江陵端午祭是在此基础上,融入了江陵这一地方特有的土俗信仰,它还包含各种各样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我们申遗的项目是江陵端午祭。”
康晓城教授认为:“祭”和“节”两者并不相同。“祭”是指活动,“节”是指一个纪念日,比如春节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每个国家、地方都会有自己特别的活动内容。如果单就某个节日“申遗”,是根本毫无意义可言的。江陵端午祭具有自己的特色,并不同于中国的端午节。
但是,复旦大学文博系民俗学探讨者胡志祥副教授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端午节”和“端午祭”并没有本质区别。文化包括核心部分和作用部分,在传播过程中总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在这期间,往往是核心部分保留了下来。端午节在中国本来就是祭祀活动,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核心部分就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
(三)韩国“申遗”后中国还能否申请
复旦大学胡志祥副教授认为“如果韩国此次‘申遗’成功,那么中国再就端午节要成功‘申遗’就比较困难了。”中国应同时加紧表明态度,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否则就非常遗憾了。
但是75岁的辽宁大学退休教授乌丙安则表示,他国申报了,我们还可申报,即使联合国批准了,我们也可以。此前,他曾经为此事专门给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发了一份急件,呼吁重视民间文化的保护。
乌丙安教授认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具有“共享性”,和自然遗产的独有性是有区别的。在此问题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木卡姆”曲的申遗,联合国同时批准了“伊拉克木卡姆”和“阿塞拜疆木卡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
(四)韩国“申遗”成功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申遗”,韩国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一个项目要成为非物质类的世界遗产,必须符合3个条件,即历史价值性、完整性、真实性。韩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即将此项目列入国家级重要遗产,并且与韩国的文化内涵相融合,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因此许多专家认为韩国在“申遗”问题上胜算很大;当然也有部分专家认为,韩国向联合国申遗,必须体现其过端午节的原创性和单一性。但端午节发源于中国,并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其他国家申遗成功的可能性十分小。
二、还原真实的“韩国江陵端午祭”
所谓“江陵端午祭”是指在韩国江原道江陵市举办的以端午祭祀为内容的重要民俗活动,祀期从为阴历四月初五持续到到五月初七,它是这个期间的一次大型的民众文化活动,在韩国久负盛名。“江陵端午祭”是政府组织的,有专门的江陵端午祭组织委员会。节日期间包括各种娱乐活动和仪式活动。比如荡秋千、摔跤、绘画、歌舞表演、做传统打糕等,此外还有来自外国的各种艺术表演。在节日广场上,一个表演场地连着另一个表演场地,人们尽情享受各种娱乐。而在河对岸,则是火热的商品集市,卖服装、用具、食品的摊位,挤满整条街。每年的端午祭期间,来自韩国和世界各地的观光者达百万人之多。之所以能有如此众多的参与者、参观者,这要归结为韩国江陵市政府对民间无形文化财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的保护。正是这一举措,使得一个民间节日成为江陵文化的标志,韩国民族精神的象征;成为一种无形文化遗产,供人类享受;成为外界认识韩国文化和江陵民情的一个窗口。
江陵端午祭的确是东亚“汉字文化圈”有趣的文化现象。以节日习俗而言,端午节毋庸置疑发源地在中国,只是在长期的流传和国际交流中,它被中国周边的国家和民族所吸纳、所接受,并置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形成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节日习俗。如果追述韩国江陵端午祭的原型,受中国文化的作用仍是不容置疑的。在韩国的许多典籍中都记载了对“端午”的解释,这种解释和中国人的观念是一样的。如韩国也称五月初五日为“重午”、“重五”、“端阳”、“五月节”,韩国特有的词是称“端午”为“上日”,意为神的日子。按照传统风俗,在端午这一天要吃“艾子糕”,喝益仁汁,妇女们用菖蒲汤洗头发或饮用菖蒲水,或用菖蒲露化妆,称为“菖蒲妆”。士大夫人家的门柱上贴朱砂符借以避邪,君臣之间要互赠端午扇表示祝贺。中国端午节的许多习俗如插艾蒿、菖蒲、吃粽子、饮雄黄酒、戴荷包、五毒兜兜、拴五彩缕、划龙舟、纪念屈原等习俗,在韩国的端午习俗中虽已不存在。但韩国江陵地区的端午祭,同样包含了丰富的内容,祭祀、演戏、游艺是其主要内容。其中的祭祀仪式保存了完整的形式和内容,可以说是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核心。这也是韩国江陵端午祭1967年被指定为韩国第13号无形文化财产的主要原因。江陵端午祭期间的祭祀仪式主要来自神话传说,他们所祭祀的神灵是“大关岭山神”、洞(村落)城隍,被神化的人物有十二位之多,如金庾信、国师城隍“梵日国师”、大关岭国师女城隍郑家女等。
江陵端午祭是现在韩国保存比较完整的传统节日习俗之一。原来在韩国许多地区都有端午习俗,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消失了,唯独江陵地区完整地保存着。在江陵地区,端午祭有着繁琐的祭祀仪式。如果从迎神的“前夜祭”算起,一般要举行五个昼夜;如果从“山神祭”算起到送神止,时间长达20多天;如果从“谨酿神酒”算起,则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江陵端午祭的程序是从酿制神酒开始的。农历四月五日,人们用江陵旧官府“七事堂”发放的大米和子酿制神酒,准备端午祭时敬神和饮用;四月十五日举行“大关岭山神祭”和“国师城隍祭”,祭祀结束后,锯一段神木,人们将青红礼缎挂在上面,然后在神木的引导下,组成迎神行列,农历五月初三傍晚时分,回到江陵国师女城隍祠(郑家女)接受“奉安祭”,也就是端午祭的“前夜祭”。祭祀结束后,将大关岭山神和国师城隍牌位送往南大川露天祭场。从初四到初七,每天的早晨举行“朝奠祭”。江陵端午祭的祭祀仪式分“儒教式祭仪”和“巫俗祭仪”两种。儒教式祭仪以奉读汉文祝祷词的形式进行,祝祭的内容涉及除祸招福、健康安宁、治愈疾病、农渔丰收、禽畜繁盛等。儒祭之后,开始伴随歌舞戏剧表演进行的“巫俗祭仪”,直至深夜。江陵端午祭的活动丰富多彩。除指定的祭礼(谨酿神酒――送神仪式)、巫祭、官奴假面戏、农乐竞赛、儿童农乐竞赛、鹤山奥道戴歌谣(这些都是地区或国家指定的无形文化遗产)外,还有众多的民俗活动,如汉诗创作比赛、乡土民谣竞唱大赛、全国时调竞唱大赛、拔河、摔跤、荡秋千、射箭、投壶等;庆祝活动,如烟火游戏、端午放灯等;夜间活动,如国乐表演、伽椰琴并唱等;艺术活动更是丰富多彩。此外还有被称为“乱场”的商品交易。现在在江陵端午祭时还邀请国外民间艺术团体到场表演,增进各国的艺术交流和友谊。
韩国江陵端午祭是一项大型的庆祝活动,它以端午节为契机,紧密结合了韩国民众信仰和农时活动。有别于中国端午节的是,它以韩民族自己的方式,结合韩国民众的需要和审美观,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它的祭仪,无论是“儒教祭仪”还是“巫祭”,都保持了原生状态。这种原生形态正是端午祭历史价值、文化史价值和美学价值之所在,是被列为韩国国家指定的无形文化遗产的根本所在。但是民俗文化是不断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前进,有许多新的内容自然会补充进来,这一点在江陵端午祭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江陵端午祭的组织者十分明确“人为明天而活着,热切的渴望与理想是人类生命的源泉。”作为民俗活动,每年的端午祭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尽可能安排增加新的活动项目。正如江陵市长所说的“如同人有家乡,文化来源于民俗;正如家乡有情,民俗这一多样性的根源,必须受到尊重”,他们相信“最地区性的才是最全球性的”,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生活的需要。
三、江陵端午祭的独特祭祀方式
江陵端午祭的文化基础是韩国的传统信仰,其中萨满教(韩国称巫教)信仰是最突出的特点。现在这个节日的仪式表演主要有三类:祭祀仪式表演、巫堂(萨满)表演、面具戏剧表演。它们是最鲜明的,也是被广泛接受的江陵端午节祭祀活动的文化特征。这个活动从山神祭祀开始,以驱赶魔鬼的活动结束,其中还有各式各样的仪式活动,如有萨满表演的山神祭祀。山神祭祀结束时,参与者要在江陵举着牌匾和作为神灵栖息的树游行。五月初七晚上有送神仪式和驱鬼,其中牌匾、纸花都被烧掉,送往神灵居住的地方。人们向神灵鞠躬,向他们祈祷富有和运气。这些活动是在不断吸收民间传说、佛教和儒家因素下积累而成的。江陵端午祭的核心是巫堂祭祀,它主要为巫舞表演,韩国学者认为,这些表演是把民间传说带入现实世界的一个渠道。
江陵端午节祭祀是一个充满地方特色的节日活动,这一点仅从萨满祭祀仪式同其他地区此类文化现象的比较上,就可见一斑。在江陵端午祭的萨满(韩国称巫堂)祭祀仪式中,这里的萨满与首尔、仁川的很不同。其一,供祀方式不同。这里只有神灵牌位,上写大关岭国师城隍之神位、大关岭国师女城隍之神位。神位上其余的部分就是鲜花。而首尔、仁川地区没有神位,都是神灵画像,鲜花也不摆放在神灵位置上;其二,仪式形式不同。首尔、仁川的仪式是降神形式,每个表演者都有萨满祭祀对象前来附体于祭祀者的各种表演。这里的萨满一般不降神,只是表演歌舞。有的甚至就是唱传统民歌;其三,服装不一样。在这里一般的萨满由于不降神,并不经常换服装。在首尔、仁川的萨满,换服装就等于更换神灵身份一样,换言之,神灵不同是通过服装替换来表现的。在江陵基本没有了这个形式,服装基本不变。同时这里的萨满还头戴白花,表示巫女的身份;其四,主要萨满的巫术技术不一样。江陵端午祭的主要萨满降神时是用嘴咬盆,盆是在一个装着神具的架子中央。因此整个架子都被她咬起,力量很大。然后帮手们从架子中撤出盆,萨满仍旧咬着它不放。一个巫女与她对唱,反复询问各种事情。表演昏迷状态的萨满应答着,观众不断往她叼着的盆中送钱,祈祷。这是整个仪式最热闹的情景。而首尔、仁川的萨满有踩铡刀表演,这里没有此类表演;其五,观众祈求萨满帮助的形式不一样。首尔、仁川的观众是交钱上香、叩头,这里是交钱烧纸。萨满把燃火的纸片上扬,最后变成灰片高高飞扬,以示吉祥。
四、韩国“申遗”对我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启示
2017年5月25日,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明确了中国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并表示国家将把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将定为全国“文化遗产日”。传统节日将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这自然让人想起前2017年韩国申请端午节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国内引起的强烈反响。2017年11月25日巴黎传来韩国“江陵端午祭”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时,虽然国人已经明白这并非“抢注”了中国的端午节,但对韩国此举,情感上国人仍然感到“难以接受”,并由此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提出了反思。这次文化部以肯定的口吻明确了文化遗产保护意向,尤其强调节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让国人感到了一丝欣慰。
事实上,韩国令中国人震惊的“申遗”举动并非横空出世,它的文化遗产保护从1962年就开始了。正是在该国经济开始起飞的1962年,韩国颁布了韩国的第一部文化遗产保护法《文化财保护法》,明确提出了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也就是说,被韩国人津津乐道的经济增长期――“汉江奇迹”(1962～1980年,人均GDP由87美元增加到1510美元)的开始,就伴随者对自身民族文化传承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早在1967年,江陵端午祭就成为了韩国的国家文化遗产,被定为第十三号无形文化遗产国宝,而2017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则是在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在其成为经济强国之后,昭示其文化实力(软实力)的动作。
其实韩国的这种觉醒也是跟其邻国相对比而产生的。享誉世界的韩国泡菜,当年就是由日本人率先推向国际市场的,而这引起了韩国人当时痛心疾首的大规模反思,随后便加大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再看看日本,1950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其意义实际上是强调文化遗产的精神文化层面的意义。其实,日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跨越百年的系统工程。日本早在1871年,即其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就制订了第一部有关文化财保存的条例《古器旧物保存法》。随后,在1897年和1929年政府又分别颁布了《古社寺保存法》和《国宝保存法》。由此看来,这种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也是伴随者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并且一如既往。
国际视野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加强的地方。实际上,根本的问题在于经济崛起的中国在21世纪是否有意识、有信心和有能力传续自身的文明,打造利于国家发展的软实力。在中国融入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时候,如何承继自身的文明传统从来就是一项重要课题,而其中,中国能否产生健康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则相当关键。
从韩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现代化进行得较好的国家来看,现代化本身就伴随着对自身文明传统的不断确认和自我认定,而并不一定就是对自身传统的无条件全盘否定。实际上,整个20世纪,中国都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走过来的,而21世纪我们需要加强的,恰如有论者所言,乃是重新对自身文明进行肯认,对民族体的自我意识进行张扬。而在具体的层面,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无形的文化遗产比有形的文物遗址更难保护,而对后者的保护本身也是为保护无形之物,即保护整个文明本身,在这个意义上看,诸如节日、民歌等“非物质遗产”的保护,确实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到文明的复兴问题。
作者简介:孙炜冉(1981- ),男,延边大学硕士探讨生,探讨方向:东北民族史、民俗史、边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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