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原作的尊重是作为一名翻译必须要牢记的
摘要：本文主要选取了巴尔扎克的著名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译本，比较探讨了不同译文中翻译措施、翻译风格和翻译过程中词语选择的异同并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和评断。
关键词：意译；直译；选词；复译
1.概述
巴尔扎克的著名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在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穆木天先生首次翻译成中文出版，至今在海内外共出版发行了超过二十种的不同汉译版本。考虑到译本的作用和比较探讨的需要，本文作者主要选择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译本作为探讨对象，它们分别是：初版于1954年的傅雷译《欧也妮•葛朗台》和初版于1994年的李恒基译《欧叶妮•葛朗台》。
2.翻译措施和风格的比较
翻译是一种历史的奇遇，其本质在于翻译活动是翻译主体与原文本的相遇与结合。在这种相遇和结合中，作为翻译主体里最重要的一方面--—译者，总会在译文中自觉不自觉的，或多或少的表达出自己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让读者可以透过文字，法语论文网站，感受到不同译者的不同翻译风格。傅雷先生的译文有简洁、朴素、传神的特点。这首先要归功于傅雷先生对很原文的很大一部分选择了“意译”的翻译措施，可以不受原文形式的拘束，在尊重原作者，保持原著整体风格，不破坏原文意境的前提下，大胆的拆分长句子，流畅地传达了原作的神韵。比如对“Ces principes de mélancolie existent dans la physionomie d'unlogis situéàSaumur,au bout de la ruemontueuse qui mène au ch?teau,par le haut dela ville.”一句的翻译。傅雷先生就将原文中的一个长句子，拆开翻译成两个短句子“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外表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一条起伏不平的街，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那所屋子便在街的尽头。”这样在不损害原文意思的情况下，读者看到一种更符合中文语法习惯的表达方式。此外，傅译阅读起来更自然流畅的原因还在于：关于一些需要用“弦上之音”表达的地方，傅雷先生绝不会奏出“弦外之音”加以赘述，但相对的，由于每位译者的“先有”、“先见”和“先把握”不同，关于一些不和中文表达习惯的词句，傅雷先生有时也会选择隐去不翻译。例如“d'un logis terminépar un toiten colombage”被翻译成“木料支架的屋顶”而不是单纯的从原文的字面意思出发译成“房子定上架着木质结构的屋顶”虽然没有从字面上复制原文，但原文本中的涵义被准确的传达了出来。翻开李恒基先生的译本就会看到，在译者序言中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话“：实际上采用了直译，力求忠于原作”，说明与傅雷先生采取的“意译”的翻译措施不同，李恒基先生选择了“直译”。在截然不同的翻译措施下，必然诞生出很不一样的译文。这种不同很明显的表现在对原文本段落区分的处理上。李恒基先生的译文没有区分章节，而且在段落的划分上完全和原作相同，从开篇到第一个自然段结束，一共有长达五页的篇幅。相反傅雷先生大胆的按照自己的理解划分了章节给每章加了题目，读起来也觉得情节连贯、自然、流畅。除了翻译措施上的不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还能体会到不同译者翻译风格的不同。稍加留心，我们就可以从译文的选词和用句上，分辨出每位译者的特点。比如，与傅雷先生的译文相比，李恒基先生在译文中更喜欢将原文中的双重否定句译成反问和设问句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例如李恒基先生将“Une ménagère n'achère pas uneperdrix sans que les voisins ne demandent aumari si elleétait cuiteàpoint.”译成“谁家的主妇买回一只竹鸡，准有人要问她的丈夫：炖鸡的火候是否恰到好处？”“；trios successions don't l'im-portance ne fut connue de personne.”被李先生翻译作“三笔遗产数目有多大？谁都不知道。”；“Personne ne le voyait passer sanséprouver unsentiment d'admiration mélange de respect et deterreur.”也被译成“他从谁跟前走过，谁不感到由衷的钦佩？对他既抱几分敬重，又怀几分恐惧。”再看傅雷先生的译文，这三句分别被译成了“：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处。”“；这些遗产数目之大，没有一个人知道。”和“他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见了不觉得钦佩，又敬重，又害怕”。
3.用词的比较
翻译的历史性原理告诉我们，语言的历时演进是需要复译的基本原因之一。
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和政治发展情况下会产生自己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虽然这种语言的演进是缓慢而且不易察觉的，但经历的时间越久这种变化也就越明显。
在傅雷先生的译文中“bourgeois”被直接音译成了“布尔乔亚”—一个我们这一带人几乎没有听过更不会在文章种使用的词。今天这个词，我们通常都会和李恒基先生一样将其翻译作“市民”或“市民阶级”。在笔者选取的原文第一部分里，一共有五次出现“le bonhomme”和“homme”来指代葛朗台先生。关于这五个词，傅雷先生除一次隐而未译之外，剩下四次全都译成了“好家伙”和“家伙”，这个在我们今天已经很少使用的称呼。在如今的汉语中“，家伙”一词已经更多的偏重于贬义。已经无法用来形容原文中索漠城的居民眼中只关心钱财对其他事情全都漠不在乎的“好好先生”（李恒基译）和那个一看到钱就变成老虎，变成蟒蛇，让全城人都又敬又怕的葛朗台“老先生”（李恒基伊）。今天“先生”一词已经可以表达出对一个人略带不满的称赞。关于语言的历史性所造成的翻译上的障碍是任何一位译者都无法回避的，对此，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客观公正的。不能因为一本译文中零星出现了一些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十分突兀的词语，就否定其整体的价值。关于后来的译者来说，弥补翻译活动中选词上的缺憾，加强复译著作语言的时代感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关于复译后，却由于译者翻译水平和错误的翻译观念所造成的语言色彩的明显偏离却是不能接受的。比如同样将“Monsieur Grandet avaitalors cinquante-sept ans”错误地译成“葛朗台先生当时47岁”的周宗武先生和谢金元先生，笔者实在无言以对。而关于刘凯先生，只要原文中出现“fille”就把所有与之相关的修饰语都译成“芳名”、“妙龄、迷人”的少女“、妙龄少女”“、芳龄十岁”这种不顾原文风格，主观深化原文，好像只要是“fille”就一定非妙龄美丽不可的译法也是不值得提倡的。无论今天我们如何强调提高译者的主体地位，如何关注“主体间性”，我们都需要明确译者不是作者，翻译不是完全不受原文束缚的文学创作，对原作的尊重是作为一名翻译必须要牢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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