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加缪写出五幕剧《正义者》。 《正义者》取材于1905年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恐怖小组，用炸弹炸死皇叔塞尔日大公的事件。主人公卡利亚耶夫担任投掷第一枚炸弹的任务。任务完成后被捕，宁死不屈，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被吊死在绞刑架下。他原来的恋人多拉说：先走向谋杀，再走向绞刑架，这就是两次付出生命。“我们加倍付出了代价。”加倍——多出自己生命本身的那一倍，就是永生，“对人来说，也许是唯一的永生。” 很显然，多出生命本身一倍的东西不是在绞刑架下付出的，而是在谋杀中付出的；但如果没有绞刑架，先期付出的生命就无法兑现。永生，存在于谋杀和绞刑架之间，二者缺一不可。 与绞刑架相比，谋杀——作为第一次付出生命的果敢行为，显然要重大得多，因为它是你主动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不死——不谋杀别人，比如与卡利亚耶夫同去执行命令的乌瓦诺夫就这样。而你只要作出了第一次选择，那么绞刑架就似乎只是作为一个结果自然而然地等着你。“在牢房，就用不着做决定了。对，正是这样，用不着再做决定！”所以，“死倒不算难，难的是手心里掌握着自己和另一个人的生命，要决定把这两条命推进火焰里的时刻。” 如此看来，谋杀——看起来是同时把两条命推进火焰，一条是自己的，另一条是大公的，实际上等于一次性地把自己的生命付出了两次。大公的肉体生命与自己的肉体生命相抵销，这由绞刑架来完成；而自己的生命——那该是一种不同于肉体生命的生命，是在作出谋杀这一决定的刹那间付出的。这也就是说，随着你所投掷出去的炸弹的爆炸，你就被吊在了绞刑架上，而永生，则同时闪现在炸弹的火光之中。 是什么东西使得谋杀具有了如此崇高的意义呢？ 正义。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 卡利亚耶夫说他是正义者。他是为正义而投掷炸弹、进行谋杀的。 “为正义而死”，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口号。但“死”在这里对卡利亚耶夫来说是双重的，就是说，不仅仅是自己死，更重要的是先让别人死。没有别人的死，自己的死就是无意义的，至少不能说是为正义的。前面说过，永生存在于谋杀和绞刑架之间。 问题就出在这里：第一，只让别人死，自己不死，或者说努力使自己不死，这算不算正义？当卡利亚耶夫投掷完炸弹之后，是努力逃脱回来，还是当众演说，束手就擒，法语论文题目，昂然走上绞刑架？第二，不让别人死，从而使自己也不死，那么正义还存在不存在？如果正义不存在了，人何以支撑自己？对一个失去支撑点的人来说，他又该以什么样的赎罪方式来拯救自己？第三，不让别人死，只求自己速死。这显然(看起来)离正义最远。这样的人按理说不会也不应该参加革命党的恐怖活动。但卡利亚耶夫从本质上看就恰恰是这样一个人。 一个离正义最远的人，却以正义者自居，并以正义的名义投掷出了第一枚炸弹。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并不很清楚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当他知道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时，他已决定性地干了一件不是他这个人(所能或所应该)干的事。“他已被筑成。”于是只能走到底，否则可就什么也不是了。只有死才能把自己是什么(比如说是正义者)，确定下来；他超想尽快把这一点确定下来，越说明他内心的惶惑不安。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他确信自己是一个正义者。他要极力做一个伸张正义的人。为了伸张正义，必须自己首先是个清白的人；而清白，在其极端意义下，就包括不杀人在内。为了履行这一信条，当他第一次执行投掷炸弹的任务时，由于看到大公的侄儿侄女同在马车上，终于没有把炸弹投掷出去。为了不使别人死，宁肯自己死——他当场未被抓住，只是一种侥幸。他当场未自杀，只是“因为我想到我有责任向你们汇报，只有你们才是我的审判官”。他说，如果你们再次做出决定让我把大公和他的侄儿侄女同时炸死，“我就要冲到马蹄下面”。 杀死大公一个人——干。杀死旁人，哪怕这个旁人是为了杀死大公而不得不杀死的——不干。我宁肯杀死自己也不能杀死一个无关的人。哪怕就在为正义而战、为正义而杀人中，杀死一个无关的人与杀死自己相比较，我也认为后者更正义。这实际上巳把正义抽象为一种自在的目的，法语毕业论文，似乎为正义而死并不一定非要先让别人死。哪怕一件事也没有干成，哪怕还没有来得及为正义而杀死一个人，自己就死掉了(也许是自杀)，这并不能说明我就不是一个正义者。对真正的正义者来说，“为正义而死”比“为正义而战”是不是更正义呢？或者换句话说，一个骨子里“不让别人死，只求自己速死”的人算不算一个献身正义的正义者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