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献身精神，就其最抽象的意义而言，也许正是一种温情，一种爱，一种对任何罪恶的躲避；而自己死，正是躲避的最后手段。卡利亚耶夫在牢房里的最后时刻就体现出这样一种精神。 在恐怖小组内部，如果说卡利亚耶夫是第三种人的代表的话，斯切潘则是第一种人的代表，乌瓦诺夫是第二种人的代表。 斯切潘刚刚从监狱逃亡回来。三年的监狱生活，他受尽折磨。鞭子把他身上最后的羞耻心打掉了。当别人因受不了酷刑和污辱而杀时，他却活了下来。一个这样活下来的人，如他所说：“现在，我还有什么可羞愧的？” 斯切潘是卡利亚耶夫的对立面。让别人死，自己不死，这是他的信条。“别人”指的是敌人，在这里指大公。但为了让大公死，他也认为必须让坐在大公身旁的那两个孩子死。 多拉：“斯切潘，你能睁着眼睛，枪口顶着一个孩子开枪吗？” 斯切潘：“组织要是命令我，我就能开枪。” 组织是谁？组织是不是永远与正义在一起？这些问题斯切潘不予考虑，也不能考虑。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时期。既然你参加的是恐怖组织，那么这个组织的活动就自有它自己的正义标准。组织负责人安南科夫说：“任何人对所执行的任务都不能犹豫。” 这是常识。每个参加恐怖小组的人都懂。但具体到一件事，哪怕是件很小的事情，人与人的异同仍会表现出来。恐怖小组内已死去的茨维特泽尔曾对卡利亚耶夫说：“太特殊，不能成为革命者。”如果所有的人在对待命令和所从事的任务上都一模一样，坚定不移，那当然很好，革命力量会因此而强大十倍。但任何一个组织事实上又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这样。比如这次，面对坐在马车里的两个孩子，卡利亚耶夫就又“太特殊”了一点。 对“太特殊”的人怎么办？驱逐、开除、或者杀死？还是听他们说话？只要让他们说话，马上涉及这个组织的宗旨、目标、原则、人道主义、正义和爱之类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参加这一组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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