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文学家,他对普希金的评价、对人类使命的思考,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极具代表性。当然,这种大俄罗斯主义或政治民族主义表征,无论是在俄国的知识分子中,还是在普通老百姓中,都是根深蒂固的:普希金对俄国殖民波兰行为不仅不批判,反而写诗《致诽谤俄罗斯人》强词夺理地辩解为斯拉夫民族内部之争;19-20世纪俄国对周边国家一次次的武力征服和干涉(包括作为八国联军之一入侵中国),知识界少有批评声音;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光头党”,不仅鼓噪“俄罗斯爱国主义万岁!”、“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外来者滚出去!”等蛊惑人心的口号,而且不断付诸实践,滋扰和危害外国人生命安全,如2002年夏季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俄国是世界上因为输球引起严重骚乱的国家,2002年春季因外交官在俄罗斯得不到生命的保障,数十家驻俄联邦大使馆联合向俄罗斯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即使是这样光头党竟然还拥有为数不少的同情者和辩护者。由此看来,从民族主义视角看待当下俄国文化转型是吻合俄国历史的,也是符合20-21世纪之交俄国社会转型实际的。而且对这种复杂情形,林精华是通过大量俄文和俄语文献还原这个文化转型是怎样由民族主义主导的。如此一来,把俄国重构本土文学史问题置于文化转型语境下来审视,并且与民族主义问题相联系,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或者说给理解当代俄国文学问题找到了恰当的依据。 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来,俄国至少推出了五种以上20世纪之前的《俄国文学史》和十种以上《20世纪俄国文学史》作品,还有大量文学选读和文学探讨杂志,都从不同方面显示出这一导向:无法回避后殖民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必须面对这种要把俄国边缘化语境下的社会转型,只能通过提升俄国政治民族主义来消解境内少数族群的族裔民族主义。于是,重建文学史,就意味着要重新审视俄国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表述及其意义、审美形式,从而更新文学经典的标准并重新确认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经典。正是在这个前提下,1990年代以来的俄国,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苏联时代对20世纪之前文学史阅读传统--—当时他们就在苏联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名义下张扬俄罗斯民族性普遍价值,因而对18-19世纪俄国文学的阅读在这个文化转型的动荡时代却获得了相当的稳定性。 而对于20世纪文学史的构建与苏联时期的面目已经相去甚远:苏联对20世纪俄国文学阅读常常是以当下意识形态诉求压制民族主义传统。于是,在新俄罗斯文学史的构建中几乎是反过来的:勃洛克、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肖洛霍夫等,作为苏联时期的经典作家,经过一段逆反阶段后,重新保留经典作家的地位。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代俄罗斯显然是以全新的角度来诠释这五位作家的:收入勃洛克的《十二个》和《西徐亚人》,不再是因为其中有赞颂十月革命的成分,而是因为其中的象征主义,这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的理解模式。对高尔基早期不同类型著作,不再只是进行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辨析,而是透视作家如何变革小人物形象塑造的传统--—流浪汉精神健康向上、而小市民则人性退化。 苏联时代被推崇极致的《母亲》和剧本《在底层》继续被当作重要的经典著作,但原因是前者在叙述一群人精神成长过程中确立了一种新的叙述范式,后者则以戏剧方式在构造典型空间的同时呈现俄国民族性需要大力改造的问题。高尔基因而已不再被限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围,甚至相，俄语论文网站，俄语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