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启蒙思想的传播,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震动,特别是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都极大地刺激了俄国知识界的思考。其实,这种思考还可以延伸到18世纪末,那时,俄国文化就与西方文化相遇,西方文化以压倒优势撞击俄国文化,处于昂扬期,宣传西方成为一种时尚。19世纪中期,两种文化经过认同、转化和整合,进入19世纪后期,俄国文化才出现繁荣局面。俄国大批的“多余人”形象集中产生于19世纪前期,像“智慧的痛苦”,“聪明的废物”,“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等等,这是一批“精神贵族”,他们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厌恶否定俄国的近况,有人还按西方之路企望改变俄国,都以失败告终。所以高尔基称这种典型是“欧洲思想的儿子,但在本质上还是俄国生活条件下的儿子。”总之,“多余人”作为俄国旧文化与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产物,他们在新旧文化的撞击中,厌弃旧文化并不采取行动,认同新文化也无能去实践,最终都停留在口头传播上,再加上不加略论的否定和肯定,环境的森严残酷,以及贵族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就更难于产生有效行动。这样同旧文化不能脱壳,同新文化又无法扎根,根本没有生活位置可言,怎么能不成为“多余的人”? 四、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直接关系 19世纪的俄国是欧洲最反动、最腐朽、最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封建主义处在缓慢、停滞甚至倒退的历史流程中,农奴制400年前在欧洲发达国家就已取消,而俄国到19世纪60年代才不得不宣布废除。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处。但俄国资本主义却迅猛发展起来。19世纪前期,俄国还是个农奴制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受到严重束缚,资产阶级不可能形成一支反封建的生力军,非常软弱。这时俄国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是最落后的农奴制,另一个是最软弱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反封建本是他早期的历史使命,而俄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西欧资产阶级早期反封建的革命气派和独立精神,直到19世纪后期也没有显露出这一特点。这样,俄国反对封建农奴制的“常备军”是农民和平民,还有一个特殊的阶层,这就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中的极少数的优秀人物顺乎民意地主动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列宁称1825--1861年为“贵族知识分子革命时期”。这个时期贵族青年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脱离人民,这是由他们的贵族阶级本性决定的。十二月党人和非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青年都有这个特征。但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又不尽一致。其中觉醒了的一部分先进分子走上了十二月党人的道路,决心用暴力改变俄国近况,而大多数庸俗的贵族青年却仍然在上流社会里鬼混。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既不能像十二月党人那样立志改革,奋起战斗,也不像一般贵族青年那样自甘堕落。他们有良好的教养,聪明的头脑。他们想有所作为,却又脱离人民,找不到出路,而且也没有必要的毅力和能力,结果是一事无成。奥涅金、毕巧林、罗亭等就是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多余人”形象。“多余人”形象从诞生到淡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他们为推翻沙皇的专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却无法阻止历史走向另一个专制,他们既是一群可歌的人,又是一群可悲的人。 五、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俄国作家精神上的“派生子” “多余人”形象不间断地进入俄国文坛,并且成为不朽的文学典型,从创作上看,无疑是作家的伟大功绩。“现实是块纯金”,“还混杂着矿质和泥土”,“艺术家把这块纯金清洗干净,把它锻炼成典型的形式”。所谓典型形式,就是“把它提高到普遍的、类的，俄语论文题目，俄语论文题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