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俄国的民族文化》--“根基主义”探讨 内容提要 “根基主义”是俄国19世纪下半叶思想本土化运动中一个十分醒目的,集政论、哲学、文艺美学、历史文化学于一身的新斯拉夫主义理论派别。本文拟对“根基主义”及其民族文化审美理论作一讨论。 关键词 根基主义 文化根基 精神和解 斯拉夫主义 “根基主义”(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中文里又译成“根基派”或“土壤派”)是俄国19世纪斯拉夫主义运动中离现代最近的一个社会文化与文学批评派别。1860年作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们所创办的《时间》(Время)杂志发刊词(征订启事)上阐述其办刊宗旨是为了“促进彼得大帝改革的追随者与人民根基(почва)之间的和解”,“我们的任务是为自己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那种我们自己的、本民族的,来自我国根基的,来自人民精神和人民基础的新方式。”①之后来自彼得堡《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编辑部的唯物主义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安东诺维奇(М.Антонович, 1835-1918) 1861年在名为《论根基》的文章中率先使用“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来称呼《时间》编辑部。②自此“根基主义”一词在理论界得以广泛流传。不过根基主义者们并不十分认同这一来自敌对阵营挖苦性的称谓。③ “根基主义”作为一股本土性民族文化审美思潮以《时间》杂志创刊为标志,以1880年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话为休止符,其存续时间约为20年。其核心代表人物早期(60年代)主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斯特拉霍夫(Н.Страхов,1828 - 1896)以及批评家格里高里耶夫(АполлонГригорьев, 1822-1864)等人,基本依托《时间》和《时代》(Эпоха)编辑部舆论平台,出现在帝国首都理论界。晚期(70-80年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继续以《作家日记》为新思想论坛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以因提出“俄罗斯与欧洲”(РоссияиЕвропа)历史文化范式而声名远播的达尼列夫斯基(Н.Данилевский, 1822-1885)。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奠定、推动并伴随了根基主义发展全过程。在“根基主义”理论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主要关注国民教育和社会政论性问题;斯特拉霍夫主要关心哲学和文学批评问题;格里高里耶夫主要关注文艺、美学问题;达尼列夫斯基则主要关注历史哲学和民族文化问题。完整意义上的“根基主义”应是这若干方向的有机统一,即这是一个集社会政论、哲学、文艺美学、历史文化学于一身的复合性思想团体。在这一具有典型俄国知识分子聚合性特征的团体中,格里高里耶夫作为根基主义理念的发轫者无疑是一位先驱般的人物。 格里高里耶夫是19世纪中叶为俄国理论界所公认的著名浪漫主义文艺批评家,风靡一时的“有机批评”(органическаякритика)学说的创立者。他率先将“根基”这一语汇运用于批评实践,提出艺术发展和艺术审美上的民族文化向度问题,即如何在植根于民族文化根基和传承的基础上建构民族审美的新视野。在他的“有机批评”学说的论述中,“根基”一词最初曾作为艺术“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含义的隐喻在文章中多次出现: 1854年在《俄罗斯民歌》(Русскиепесни)一文中格里高里耶夫第一次用“根基”一词来描述历史过程中民间艺术创作所积淀的自发审美意识;④1856年他在《论艺术的真诚与真实》(Оправдеиискренностивискусстве)中再次使用“根基”一词来界定民间艺术的生命源泉;⑤1859年在《论屠格涅夫及其〈贵族之家〉》(И.С.Тургеневиегодеятельность.Поповодуромана〈Дворянскоегнездо〉)的长文中,格里高里耶夫进一步扩展了“根基”概念的范畴,用它来论说艺术与传统民族文化精神,认为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揭示出知识分子“浪子回归”这一俄国民族文化命题,进而奠定了其清晰的根基主义理念。屠格涅夫作为具有敏锐的艺术嗅觉和时代精神的文学家,及时捕捉并生动展示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一俄罗斯精神个性的精神漫游鲜明地体现在小说《贵族之家》的男主人公拉甫列茨基身上。格里高里耶夫认为《贵族之家》作为一部小说,看上去未必完美,但小说主人公拉甫列茨基却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来自知识界的民族文化典型,集中体现着俄国知识分子力图摆脱个性分裂,实现精神和解的愿望:这是一种在民族“生命实在面前的和解”,在“人民真理面前的和解”,是在摆脱西方(欧洲)思想迷雾后热烈地融入民族生活的“生命之流”。⑥格里高里耶夫认为,和解之所以能在拉甫列茨基这位身心疲惫的庄园贵族身上发生,因为他“是一个生命的人,与生命、传统及根基联系的脐带没有断绝”,⑦这使他在漫长的精神彷徨中有可能出现民族天性上的彻悟:拉甫列茨基自小受斯巴达式训练和贵族式家庭教育,饱读西方哲学和文学书籍,又到英国接受绅士教育,并且长期居住在文明的欧洲,是屠格涅夫式的“不可救药的西欧派”,但他是以自己的方式,确切地说是以俄罗斯的方式接受西方思想的教诲。尽管他曾不惜为了各种外来理念违背自己天性,走向理论乌托邦的悖论极端,但却没有西方式的僵化理性主义,只有激情冲动和热烈的信仰以及对时代风潮全身心的迷恋,所以当西方“理念”如肥皂泡一样破裂之后,他陷入了巨大的、也许只有俄罗斯人才有的精神痛苦之中,同时这也预示了他实现天性彻悟的可能性。拉甫列茨基疲惫地回到自己的俄罗斯庄园:那里是片片葱郁的桦树林,袅袅的炊烟和宁静的小木屋。俄罗斯的“好景色”治愈了拉甫列茨基心灵的创伤,使得他平生第一次怀着极大兴趣去认知俄罗斯“中央黑土地的真实”(чёрноземняяправда)。拉甫列茨基的心路历程在格里高里耶夫看来正是对彼得大帝改革后俄国知识分子灵魂漫游的完美诉说。拉甫列茨基作为民族文化典型,其真实在于“陷入对理念生命般的爱:挚爱这一理念,而当理念破灭时,爱也就完结了,生命便需要新的复活”。⑧拉甫列茨基的力量表现在追求“回归根基”的精神过程中诗意、平静的外表下内心两股生命力量激烈的冲突和平息冲突的活生生俄罗斯天性:一方面“他是生命根基的孩子,热烈渴望着在根基(传统宗教与伦理)面前的“道德顺从”,另一方面“又进行着哈姆雷特式紧张思考和心灵搏斗”。⑨往昔的精神迷雾激起拉甫列茨基狮子般的愤怒和扭转自我的勇气,促使他以诗意的生命体验去感受乡土故园的一草一木,以身体力行的态度从事农事活动来证明自己迈向新生活的步伐。格里高里耶夫着力挖掘这一形象的民族文化语义,从而将他描绘为俄罗斯精神个性冲突、分裂的终结和顺从、和解的开始--—拉甫列茨基形象就是俄国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的灵魂镜像:在经历过沸腾的浪漫主义冲动和理想主义抗争以及形形色色理论漩涡里的挣扎后,凭借民族天然感悟,毅然摆脱了思想迷雾,回到俄罗斯故园,“犹如一把犁铧深深扎进泥土里”,开始了全新的精神生活。格里高里耶夫在拉甫列茨基身上发现了屠格涅夫对“浪子回归”这一根基主义文化命题的最深刻揭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