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潮流在现代中国如何可能--—对于俄国文化对现代中国文学作用问题的探讨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写实主义潮流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俄国文化作用最为显著。本文意在通过知识考古学措施探索俄国文化如何促成了中国写实主义潮流,包括中国选择俄国写实主义的起始、对其理解与认识上的变化等过程。 关键词:写实主义潮流 现代中国知识界 俄国文学 中国人在建构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俄国文学艺术曾起过重大影响,其作用力至今还绵延不绝,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问题是,何以中国自1910年代后期以降便越来越认同俄国文化?或者说,俄国文化是因什么魅力逐渐成为深刻作用甚至左右中国社会发展方向、进步知识界建构现代中国的巨大力量?抑或中国作为接受主体的自身原因而对俄国文化情有独钟?殊不知,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办伊始,其封面上赫然印着的是法文“青年”(LaJeuness),创刊号中的陈独秀之文“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与激励一代代青年奋发向上的创刊词“敬告青年”同等重要,该文称“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甚至易名为《新青年》后这个法文标识仍旧不变。同样,在《新青年》杂志作用下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所创办的《新潮》杂志(1919年初),加上的是Renaissance(“文艺复兴”)标识。这类现象无疑预设着:最早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是法国启蒙主义文化和欧洲文艺复兴思想,或者说召唤着五四新青年的不是苏俄。可是,没过五年形势大变,法国文化甚至连同整个西方文化之和的作用力,不敌俄国文化,如按国家来计算,俄国文学是引进比重最大、谈论最多的,鲁迅在“中俄文字之交”(1932)生动描述了“读者大众对俄国文学共鸣和热爱”的情景,“这伟力,终于使先前膜拜曼斯菲尔德(K.Mansfield)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排斥‘媒婆’的作家(即郭沫若)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鲁迅全集》第4卷:461)。很多重要人物卷入了俄国文学传播的潮流,1921年梁实秋翻译了托尔斯泰秘书的古谢夫(Н.Гусев,1874-1933)之作“托尔斯泰与革命”(1912),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探讨》课(以后在师大和燕京大学也曾应邀开设)中有“‘外国的作用’与现在的分野”专题,论述“俄国与日本的作用--—理论”,朱光潜在《现代中国文学》(1948)中总结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也有类似评价,“新文学所受的作用主要的是西方文学……而耿济之、曹靖华、鲁迅、高植所译的俄国小说作用则最大”①。诸如此类,足以见出俄国文学在国人心目中的位置。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最需要的是文化启蒙主义,而法国被公认为这一思潮的策源地和正宗、德国则是反思和批判这一思潮的中心,俄国启蒙主义在世界现代性建构中的影响常常为西方所忽略不计的,何以中国寻求启蒙主义思想资源很快就转移到俄国文化? 俄国文学在现代中国建构过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查考和探索这种情景则更令人疑惑:俄罗斯文学在俄国获得崇高地位,是基于作家们以审美形式深切表达了本土建构现代性过程的认真关注、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那他们何以在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光呢?是因他们给中国另外作了什么?而且,俄国文学作为表达自己民族性诉求的审美形式,结构复杂、倾向不一、审美情趣各异,中国究竟是选择了哪部分?要知道,现代中国的重要使命是建构民族认同观念,促使国民投身于重建中华民族而使之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运动中。 细究起来,这些问题不少是本于现代中国对俄国写实主义文学的热诚! 在建构现代中国伊始,文学的重要性就被凸现出来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应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呼声,足以表明了这点。这种情形符合世界上的整体趋势,法、英、德、美、俄等国在作为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文学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那些关注现实问题的文学所起影响更大。而中国亦如此,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胡适之的“读白居易与元九书”(1915)等各自对文学进行了“写实”与“理想”的区分,并提倡写实性文学,而《新青年》一创刊就催生了倡导写实主义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等,主张“为人生”的文学探讨会更是把这种倡言变成了实践。俄国刚好提供了大量写实性著作的范例,而中国知识界不少人借助俄文和日文发现了这点,便自觉投入翻译俄国文学的行列,其译作无论质量高低而普遍能接纳。鲁迅的德文和日文是足以成就他能探讨德国和日本文学的,但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却称,“因为索求的著作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记得当时最爱看的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更是把俄国文学当作普遍的社会写真来看,“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全集》第4卷:460、511)。沈雁冰在“小说新潮栏宣言”(1920)结合翻译和阅读国外文学的经验,向国民推荐文学经典:第一部分以写实派为主,近乎一半出自俄国,第二部“问题文学”凡八家十二部,其中有俄国的《战争与和平》、《罪与罚》、《谁之罪》等②。此乃并非沈雁冰一己之见,检索1917-1949年间的国外文学著作翻译可发现,这期间作用最大的确实是俄苏重要作家,而且其著作大多是在“写实主义”名义下被译介过来的,并依据“写实性”程度而决定着重译的次数、发行量。由此,很短时间内(1917-1922)陆续推出了《近代俄国小说集》5集、《俄国戏剧集》10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普希金小说集》、《托尔斯泰小说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契诃夫短篇小说集》等,还不包括《小说月报》、《新青年》、《晨报》附刊等的大量译作,以及诸多文选或译丛中所收录的译作,此后对苏联文学和苏俄理论的翻译更是高潮迭起,几乎囊括了苏联不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所确认的全部现实主义著作。这一批批具有规模效益的翻译,促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俄国文化热”,并对现代文学创作、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和社会公众意识的提高等起了很大影响,还强化了启蒙主义和批判主义的趋势,甚至给“为人生而艺术”、左翼文学提供了思想和审美资源,以至于很多追求进步的重要作家都曾受益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这可能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接受俄国文化效益最大的方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