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俄语教育述评（下）
1715年俄国向中国外语论文网派驻第一届宗教使团后，使团中的传教士和留学生成为文馆俄教习的主要来源。在各届宗教使团中，曾担任过俄罗斯文馆教习的有：拉夫连季，乌瓦罗夫、伊拉里昂·罗索欣、阿列克谢·伏拉德金、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等。18世纪中期(1764年)至19世纪20年代，俄文馆开始起用自己的毕业生任教员，停止聘用俄使团人员。这些教员将其所学的俄语进行讲习记诵，持续数十年，但因其授课内容陈旧、方式呆板，最终导致“俄罗斯来文与本学抄记旧话日渐支离”，“间有疑异无从询问”。俄文馆教学质量日渐低下，因而不得不于19世纪20年代再次聘用俄使团成员，自此至并入同文馆之前共聘任了魏若明、佟正笏、巴拉第和同理等四人。此时，俄文馆的教学质量已大大下降，许多文馆毕业生不学无术，关于俄文文理全然不知，不能胜任翻泽任务。在1845年中俄两国进行图书互换后，俄罗斯文馆仅仅对俄国回赠的图书进行了书名目录的翻译，俄语专业论文，“即使是翻泽书名，也是强为设名”。
在黎难秋的《中国口译史》中，关于俄罗斯文馆的教学有过这样一段描述：鉴于以往“俄文学生无一正途，不肯勤学”，于是“每人授给一职，借以勉其勤学，仍使按时学习，两处行走”。1711年，就有镶白旗俄文学生监生长录和马甲六达子依此政策掣签补缺，后六达子得补理藩院笔贴式一职(相当于现外交部翻译官员)。这种使学员亦工亦读，在理藩院中得到实践，倒是一种较好的教育方式。从这一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早在俄罗斯文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学生在理藩院担任翻译的外语实践活动，尽管这种实践从其初衷来看，仅仅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安心学习而授给其某一官职，而不是真正教学意义上的语言实践，但其所产生的效果却是积极的。
在俄文馆期间，俄教习与汉教习共同进行了教材的翻译编撰工作。中国学生最早的一本俄语教科书《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就是罗索欣、列昂季耶夫(在罗索欣回国后)和满人教师福拉赫、马查共同翻译自斯莫特利茨基的《俄语语法》。在斯卡奇科夫的《俄国汉学史纲》中，对这一段历史也有清楚的记载。该书于1746年完成翻译1二作，俄语论文，并配以导论和学生原则。在导论中介绍了俄罗斯文馆的建立等情况。
从以上有限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师资问题和教材问题是文馆教学的两个制约因素。第二，馆中教学并非完全没有成果，有两例为证：一是1764年开始起用文馆毕业生担任教员，尽管后来弊端日显，但至少可以说明此前的教学还是卓有成效的；二是文馆曾为新疆俄文馆提供师资，来自俄罗斯文馆的穆克登额、巴克坦布先后担任伊犁俄罗斯学校教习，指导学生“尽心竭力”，教学取得明显效果，学生考卷被送往军机处核查，受到军机处认可。第三，俄文馆主要进行语言的教学，教学内容包括语音、语法，学习措施主要是诵记，并进行相关的翻译训练。
京师同文馆建立后，俄语教学转入同文馆，同期在一些地方学堂也开展了俄语教学。鉴于各地方分馆从教学措施和内容、教习的聘任与设置、学堂的管理、考试制度等各方面无不效仿京师同文馆，因而本文仅对同文馆的俄语教学进行考查。在存在的40年里，同文馆的教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局需要对其内容和措施进行积极的调整。初期，教学只限于对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从1866年起，同文馆对课程内容陆续进行调整，增加的课程有：化学、算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和格致。学生前两年主要学习外语，从基础的语音、语法人手，逐渐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翻译练习；从第三年起，开始加入各国历史、地理；后五年侧重学习其他学科。但外语始终是重点课目，八年之中“当始终勤习，无或间断”。在1898年同文馆续增的条规中也明确指出了外语与其他学科的先后关系：“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在语言的学习中，翻译是重点，从最开始翻译条子，到翻译选编，再到练习译书，翻译训练贯穿八年的学习。除此之外，俄文馆的学生还通过翻译要件、往来电函、各项洋文件、各国洋文新报等，进行翻译训练，提高翻译水平。
注重实践，是同文馆俄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除在馆学习外，俄文馆的学生还有机会随使出洋，或兼任政府部门译员，从事各种实践练习。如俄文馆的塔克什讷、桂荣、庚善和觉罗福连就曾先后随使团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