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地跨欧亚两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深受东西方文明的作用，特别是18～20世纪初大量吸纳借鉴西方文化。俄罗斯著名学者阿列克谢耶娃2017年在莫斯科出版了《18～20世纪初欧洲新事物在俄国的传播》一书(以下简称《传播》)，该书应用传播论理论，对这一时期欧洲文化向俄国传播的途径、机制、特征及结果进行了全面梳理，卓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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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论是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某些流派的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理论认为，每一种人类文化现象都源于特定的某一点，随后向周围地域传播、扩散，其他民族“借用”这些传播来的因素而形成类同或相似的文化，强调文化传播在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意义。18～20世纪初，在俄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外域各个层面新事物的传人发挥了关键性影响，作者通过传播论来审视这段历史，实际是在传播论的视阔下剖析俄国的现代化历程。
欧洲新事物首先通过俄国人的境外活动这一传播渠道渗入俄国。彼得一世亲自到欧洲游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谋发展，开启了俄国现代化之门，之后的沙皇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欧化思想的传播者，一直持续到亚历山大三世的“反改革时期”。自伊丽莎白女皇之后，罗曼诺夫王朝的血统已经中断，皇室子女的教师也多为欧洲人，无论先天的血统还是后天的教育，都促使沙皇亲近欧洲模式。俄国约50％的贵族姓氏源自欧洲。“这种私人的家庭式纽带紧紧地联系着俄国人和欧洲人，俄国贵族向年轻的欧洲母亲学习欧式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文化知识”(P73)。身居国外的俄国科学家、学生、商人等也是传播欧洲文化的主要媒介。“18世纪初每年只有几十人出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每年出国人数达到几万人”(P11)，他们回国后成为接受欧洲新事物的中坚力量。作者认为，军事行动是传播欧化思想的重要手段，仅18世纪俄国的对外战事历时49年。那些长年在国外作战的士兵回国后自然成为欧洲文化的理想宣传者。
另一个传播渠道是来到俄国的外国人。自彼得一世实行欧化改革以来，外国人不断增多，为此国家出台了相应的移民法。外国移民多以教师、医生、军官、造船师、工程师、机械师、艺术家、裁缝、理发师、手工业者、工人、园艺师等身份来到俄国，通过各种生产、教育、文化机构及贸易等，传播西方的知识、技术、经验、文化、商品。另外，滞留俄国的战俘是欧洲文化的天然传播者。欧洲人的到来也促进了书报印刷业的发展，这是俄国人知晓欧洲新事物的主要物质媒介，书报印刷业的发展使俄国专家与欧洲专家的交流日益增多。外国人活跃在书籍、印刷品出版和发行等活动中。大部分铸字工、印刷工、装订工、印刷厂厂长、出版发行商、书店店主及排版工都是欧洲人，出版界、印刷界及报界的术语也多出自德语。革命前的俄国思想界因欧洲人的到来而面貌为之一新。
《传播》一书重新检视200年间俄国现代化的发展，略论欧洲文化在其中发挥的影响，由前言、四章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关注点集中在政治理念的渗透、经济发展模式的借鉴、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传人等几个问题上。
1.政治理念的渗透。俄国历史的发展历经多次改革，但“俄国所有的改革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基本都是尝试建立欧洲秩序的自由主义改革”(P104)。由沙皇及政治精英推行的欧化改革成效最为显著，彼得一世首开俄国欧化之先河，但他的改革更多体现在器物层面，真正为俄国制度层面、精神领域欧化做出不懈努力的应首推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她使俄国官方意识形态开始显现浓郁的自由主义色彩。历代沙皇根据时代的要求更加深入地模仿西方发展道路，设置了新型的国家机构和行政机关，调整司法制度和审判程序，编纂刑法和民法。19～20世纪初俄国的民法编纂工作中，拿破仑法典是其主要参照对象(P185)，沙皇甚至任命有才华的外国人担任政府要职。但是，上述开明思想必然受到专制政权的掣肘。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并没有受到根本性触动。
欧洲政治理念在俄国不同阵营中传播，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汲取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他们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寻求国家发展道路，从而对现行制度产生不满并引发了各种社会运动。与之相对，沙皇作为专制制度的象征以及直接受益者必然会更加谨慎地对待西方思想，深恐反专制制度的革命风气随之传人。因而沙皇既是国家欧化的首倡者，又必然在政治变革上成为保守者。
2.经济发展模式的借鉴。18～20世纪初，俄国致力于实现欧洲的经济发展模式。此种思路在工业、农业、金融业等领域均有体现。现代工业的发展离不开欧洲的先进技术与设备，“在外国公司主的参与下，到18世纪后半期，手工工场数量猛增”，甚至可以说，是外国人开创了俄国现代工业。另外，俄国农奴制的废除、斯托雷平农业改革等重大经济举措均以欧洲为参照系。
彼得一世提倡学习西方，但却反对向外国贷款，他在位期间俄国没有一戈比外债。1769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从荷兰获得俄国历史上第一笔贷款，但却不是投入到经济生产中，而是满足俄土战争的军需。“从1769到1914年整个革命前时期，俄国政府的国外债务和国债共约150亿，其中的40％多用于抵偿旧债”(P201)。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投入现代化建设的外国资金才有所增加。“根据英国经济学家，俄语论文题目，格特列尔的统计，俄国工业生产首先是重工业生产中的外资比例从1880～1900年间的43～47％增长到1990～1913年间的48～52％”(P215)。银行业务中的外资比例也不断提高，外国人在俄国货币改革与货币发行、财务调控等金融界发挥了重要的导向影响。
3.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传人，这是吸收新事物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俄国从欧洲购买新式武器装备，引进前沿军事科技，师承欧洲的陆海军建制，构建军事官级体系并出台相应法规，连官兵都统一穿着欧式军服。炮兵、工兵、野战部队指挥官等多来自奥地利、德国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公国，最高指挥官中1/4是德国人，俄语论文网站，他们还发展了俄国的军事教育事业和军工业。科学教育界的欧化痕迹更明显，俄国科学院即模仿欧洲体制，彼得一世兴办学校传授西方知识，叶卡捷琳娜二世特别关注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发展，并以奥地利为学习对象完善教育体系。欧洲学者在当时俄国教育事业发展中发挥首要影响，“从1725年科学院创立之初到1741年，科学院院士共计50人，其中约40％是德国籍，直到1742年才出现一位俄国籍院士”(P290)。欧洲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疗器械传人俄国，创建医药学、建设医疗机构、发展疗养院事业等多应归功于外籍医生。作者还在书末附录中列举了俄语中的外来词，这是欧洲语言传播到俄国的明证。
通过对各领域现代化过程的剖析，最后作者得出结论：1.公开吸纳新事物。俄国作为传播客体，历来善于灵活地接纳和掌握外部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对其进行适合国情的改造进而本土化，正因为这样，俄国才有机会踏上现代化的特快专列，为建立地域大国和一流
强国创造了可能。作为传播主体的欧洲经常对俄国的“纳新”政策感到不安，采取方法限制新事物和人员的流动，但仍是徒劳，大量外籍专家在为俄国发展贡献才力，除了俄国能提供给他们最优厚的待遇外，这也是传播论机制在发挥它独特的调适影响；2.精英人物首倡。所有变革都是在上层精英特别是沙皇的推动下展开的，没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是传统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共性。接受并认同新事物的人不超过总人口的10％，从而造成文化断层，传播过程异常艰难，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作用才日渐深入民心；3，创造独立的俄国精神。在吸收欧洲文化的同时，要保持并发扬俄国传统文化，构建独立的精神文明，为实现国家的强大提供精神动力。
综观全书，优点显而易见：1.史料充足，涉猎广泛。本书所引用资料包括历史文献、个人回忆录、日记、信件等史料，还引入近25年出版的探讨欧俄文明关系的大量专著，分属历史学、文化学及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从多个角度论述了文明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探讨欧洲新事物渗透到俄国的重要材料；2.理论别出心裁，不落窠臼。首次用传播论理论来探讨俄国的现代化进程，重新定位国家的欧化发展道路，并与传统历史学措施有机结合，既凸现出理论创新性，又不乏学术深刻性；3.灵活应用历史比较措施。横向上，将俄国的落后与欧洲的进步做出对比，指出二者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仍是传播论在这个矛盾体中发挥缓冲、调适影响；纵向上，将不同时期欧化程度不同的俄国自身进行对比，指出量变的积累要把握好度，否则就会发生质变，改变俄国的民族性；4.立场客观，立论公允。作者毫不避讳地指出传播过程的不平衡性，揭示社会上层和下层对新事物的态度、接受过程和程度存在的异同及造成的后果。
书中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政治的“反现代化”与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如何能并行不悖?欧洲新事物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产生哪些具体作用?作者视为重要传播途径的军事行动是否更能体现出侵略性、扩张性?如能在这些问题上做出详细的阐释，会使本书的论证体系更趋坚实、严密。
总之，作者在详尽考察俄国18～20世纪初吸纳借鉴西方文化这一历史过程的基础上，阐释了欧洲新事物渗透到俄国的政治合理性与现实必然性，俄国步入了外源性现代化的独特发展道路。《传播》一书向读者揭示了俄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既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质，又致力于和世界各文明接轨这一生动复杂的实践过程，在澄清史实与理论探究两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为探讨世界各文明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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