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人文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俄罗斯人民所熟悉。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深受俄罗斯文化作用，我们这一代人也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的经典著作。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著作，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有着深厚基础。”――摘自习近平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演讲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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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不是有意为之，习提到的这六个人，完整涵盖了俄罗斯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一个阶段――黄金时代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家，从开启黄金时代的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到为黄金时代画上完美句点的短篇巨匠契诃夫这也是对中国作用至深的一个时期。
中国领导人跟俄罗斯文学很有缘分，江泽民1994年访俄期间曾在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亚斯纳亚・波良纳”参观留言；胡锦涛2017年访俄时，曾赴列宁和托尔斯泰学习生活过的喀山大学参观；温家宝2017年访俄期间，也曾提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怎么办》。
正如习近平引用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名言：“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行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
先于历史变动的“黄金时代”
俄罗斯文学源远流长，曾经历以普希金为代表的“黄金时代”，以及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白银时代”，共同创造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
苏联文学是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苏联文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分为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
1933年至1987年，共有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等5位苏联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界处于一种“动荡”“混乱”和“放任自流”的状态，文学创作出现“真空”或者说是低潮。政府对文艺的控制和审查取消，全国性文艺创作领导机构的指导影响不复存在，“拜金主义”成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
习近平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把这位俄罗斯文学的重要作家又一次带进人们的视野。习近平说年轻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受到很大的作用，实非虚言。这部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对一代代的俄国和西欧革命家的成长，都起过一种特别的影响。
19世纪俄罗斯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赫尔岑认为，当时的俄罗斯思想集中地表现于文学，俄罗斯思想是通过文学来发展的。这时期的一些天才的俄罗斯作家以其特有的文学家的敏感，已经预先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社会和精神变动的某种彻底性和复杂性。而他们的思考和写作，自然也反过来至为深刻有力地作用到了这一历史变动。
从政治到文学
俄国的文学著作最初被介绍到中国来，是在清末民初，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事。但第一次大规模译介俄罗斯文学，则是五四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送来了马列主义，也打开了一扇文学的窗户。这个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一大特点是许多知名作家都投入到了译书的队伍中。例如鲁迅翻译了黄金时代一位重要作家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瞿秋白翻译了《三死》《伊拉司》《阿撒哈顿》等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巴金更是译著颇丰，仅黄金时代的著作，就翻译了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和《往事与回想》，屠格涅夫的《木木》《处女地》《父与子》《普宁与巴布林》和散文诗等。这批翻译俄国文学的人，都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奠基者。中国人通过翻译、模仿， 创建了文言文之后的中国白话文学，其中相当比重的模仿对象是俄国作家。
据中国俄罗斯文学探讨会秘书长、作家刘文飞介绍，刚开始实际上也有一些意识形态化，但非官方的意识形态化，而是用作解构官方意识形态。当时俄国文学是被压迫民族的心声，被鲁迅等人视作一种思想武器，译介被视作“偷运起义奴隶的军火”。
现在说“五四”文化遗产，会说三大思想来源：一是德国马克思主义；二是法国人文人本的思想；三就是俄国文学。那时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所起的影响比上世纪五十年代要积极。
正是受俄国文学作用，鲁迅开始写小人物，模仿托尔斯泰，模仿契诃夫、果戈理。鲁迅的《狂人日记》，曹禺的《雷雨》，对俄国文学，几乎是“不折不扣的模仿”。已经有人做过比较文学探讨，模仿不仅仅是题材，还包括人物形象。因为曹禺，《雷雨》从俄罗斯翻过来才叫《大雷雨》，这剧名在俄国没有“大”字；《狂人日记》甚至连名字都没改。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苏联被尊称为“老大哥”。“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当年响亮的口号。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俄语论文范文，以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为主要特色的苏联文学著作长驱直入。
“文革”前十七年，中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翻译了大量的苏联文学著作。在译介苏联文学著作的同时，俄语毕业论文，俄罗斯古典文学，尤其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著作也同样在中国受到重视。一大批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著作也借着这个契机被翻译到了国内。习近平所说的年轻时代读过的那些著作，绝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翻译的。
这个时期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呈现出几种特点。首先是学习俄罗斯文学蔚然成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名校聘请了苏联专家驻校上课，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俄罗斯文学探讨生。他们加上从苏联留学归国的学子，构成了坚实的翻译人才储备库，日后为普及、宣传俄罗斯文学做了大量实在的工作。其次是翻译出版的品种多、印数大。仅托尔斯泰的著作，十几年中就出版了35种，共计170万册以上。再有就是译者学者化。一些翻译者在专项领域成为了专家：例如汝龙翻译的契诃夫著作，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小说，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诗歌，满涛翻译的果戈理著作，高殖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著作等，都是该领域的权威译本。
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至文革开始后，曾经的老大哥变成了“阶级敌人”。很多“文革”前翻译过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家们因此遭殃。“文革”期间，肖洛霍夫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都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这两部书的译者草婴也遭到了迫害，先后经历了胃被切去了四分之三，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等挫折。另一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荣如德在“文革”中进入五七干校改造，后来 在五七干校中被编入“翻译连”，接受翻译世界各国历史的任务。基本上，“文革”前有多荣耀，“文革”中就有多落魄。文学在历史的洪流面前不堪一击。
从苏联解体到如今，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似乎已风光不再，不仅出版的品种少了，译作的印数小了，著作的被阅读率和社会作用也在降低。英语和美英文化的话语霸权的出现，也使俄罗斯文学和其他非英语文学一样，变成了所谓的“小语种文学”。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虽然不像上世纪50年代那般无处不在、无人不读，但俄罗斯文学的拥趸在今天却依然随处可见，尤其是在文化人中间。如刘文飞说，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处境不是艰难化了，而是正常化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回归到文学本体上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