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1922年7月的南森一苏俄遣返计划，少量俄国难民在国际联盟难民机构监督下从保加利亚遣返回苏俄，这是历史上以国际组织调停的形式组织难民遣返的首次尝试。各方关于难民遣返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遣返性质及难民回国后的安全等问题的争论贯穿遣返计划始终。由于政治因素对难民问题的干扰，南森一苏俄遣返计划以失败告终。它对后来处理难民问题的国际组织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922年7月，南森在柏林和苏俄驻德全权代表克列斯廷斯基举行了会谈，并初步拟定了俄国难民遣返计划，包括以下几点内容：(1)对于遣返人数，计划规定每月从保加利亚至多遣返2 000名俄国难民；(2)返回地点限制在顿河、库班河和泰历克河这些苏俄非饥荒地区；(3)苏俄政府郑重声明1921年11月的大赦令适用于所有回国人员，包括那些原本被排除在外的白俄军官；准许南森委任的驻俄代表对遣返回国的难民进行监督，并且能够和他们自由接触与交谈；允许少量回国人员返回流亡地告诉他们的同胞对于其在俄国的情况；(4)同意苏俄在俄国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有权对可能的遣返人员进行审查并且拒绝接纳政治上可疑的人员；(5)所有难民被要求签署一份表明他们是自愿返回的声明。 不难看出，南森一苏俄遣返计划内容非常全面，充分考虑了双方遣返争议中的主要问题。南森在遣返地点的选择上可谓费尽心思，强调物质和政治安全因素，他为所有愿意回国的难民获得了苏方大赦的许诺以及优厚待遇的保证，南森的代表可以对回国难民进行后续访问并且有权监督苏俄是否兑现对回国人员做出的保证，而自愿成为遣返的必要条件。南森也做出了妥协，满足苏方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提出的要求，即它有权选择可能遣返的人员。 尽管如此，各方关于遣返问题的争论并未平息。由于南森一苏俄遣返计划即将付诸实施，在1922年9月第三次国联大会上，俄国难民遣返问题再次被提出。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古斯塔夫・阿道尔在全体会议上声称，他收到众多俄国难民团体反对遣返的抗议。他恳求大会：“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一个难民违背其意愿被迫返回他的祖国……我希望遣返能在不久的将来进行，但是我重申除非给予正式的保证我们才同意。”南森通过向国联大会概述遣返计划的内容对阿道尔的发言做出了回应。他否认自己关于强制遣返的兴趣，并且强调“由于我从未建议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应违背自己的自由意志返回，我不能理解这样的抗议有何根据……这些人希望回国――他们有些同胞希望他们不要回国。”南森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难民团体操纵的持续抗议纯粹是为了追求政治利益。另外，在欧洲经济萧条的背景下，俄语毕业论文，英法和各接纳国不愿为进一步的救济援助或重新安置计划提供资金支持，许多俄国难民的生计难以维持。南森认为遣返是目前难民摆脱赤贫获得安全的最佳方式。 1922年10月，南森一苏俄遣返计划正式启动，少量俄国难民开始从保加利亚被遣返回国。保加利亚成为唯一允许苏俄红十字会代表团在其境内监督俄国难民遣返过程的国家，其原因有二：第一是保加利亚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农民党领袖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斯基对苏联政府怀有好感；第二，因战败而逃亡的白俄士兵已成为保加利亚国内一种不稳定的政治力量，他们甚至威胁要推翻政治上激进的斯塔姆博利斯基政府，把他们遣返回国符合保加利亚的利益。 按照双方拟定的计划，难民遣返工作起初进展较为顺利。南森任命约翰・戈文为其驻莫斯科的代表，西莫内特具体负责监督抵达苏俄领土的遣返人员。11月，南森的代表参观了顿河和库班河地区，并且和自愿返回人员举行了单独会谈。驻俄代表随后向南森汇报：“关于回国人员来说，条件是困难的，但是他们不希望离开俄国。”同时，根据计划的规定，回国难民的代表返回了保加利亚，并且把他们在苏俄的经历告诉了其他难民。南森及其驻俄代表也积极宣传苏联的良好表现，以此证明难民遣返的正当性。南森从苏联向国联报告：“现在我和苏维埃政府在遣返方面已经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并且我必须说，尽管有许多困难，苏维埃政府事实上信守了它向我以及我的组织所做的所有义务、所有协定和诺言。” 然而几个月后，遣返计划遭到三方面因素的破坏。首先是苏联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它起初允许回国难民代表返回保加利亚告知他人在苏联的情况，但是后来以南森及其驻苏代表的报道已足够充分为由，单方面取消了这一规定。苏联的做法引起了西方反苏势力和俄国难民团体的不满。其次，在1923年年中，国外的俄国难民出版物刊登大量对于遣返难民遭到苏方任意非法处决的报道。有一份报纸写道，“在返回的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难民中，参加战争的官员或多或少已被枪杀。大部分哥萨克人遭枪杀。布尔什维克的赦免仅仅给予士兵。”随后，国联难民机构进行了调查，尽管没有发现大量杀人的证据，但是证实许多前政府官员已神秘消失。这一结论至少说明，俄国难民团体对返回人员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从而给遣返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最后，“保加利亚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遣返计划中止执行。1923年6月9日，粲科夫领导的反对派发动政变，推翻了农民党政府并且开始了“白色恐怖”统治。斯塔姆博利斯基本人被捕，并在备受酷刑之后惨遭杀害。1923年7月初，苏联红十字代表团撤出索菲亚，因为他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并且被拘的两名红十字官员遇害。苏方谴责南森在索菲亚的代表英国人柯林斯站在保加利亚政府一边。柯林斯驳斥了这些指控，并向南森报告在苏联红十字代表团办公室发现了大量涉嫌间谍活动的宣传材料。保加利亚事件使南森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设法在保加利亚和苏联之间进行调停，为了试图安抚苏联，他甚至提议更换他在索菲亚的代表。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保加利亚和苏联两国政府都拒绝重启遣返计划。11月2日，随着最后498名难民返回苏联，遣返计划正式寿终正寝。 南森一苏俄遣返计划突然终结，引起关于南森作为高级专员角色的激烈争论。据1923年8月27日《泰晤士报》报道，在苏联红十字会代表团被驱逐不久，许多以伦敦为基地的俄国难民组织发出要求替换南森的请愿书，它们对高级专员和苏联政府非常密切的关系表达了不满，并且列举了如下罪状：他为俄国饥荒受害者工作，著述赞成与苏联和解(1923年出版《俄国与和平》)，并 且已经成为莫斯科苏维埃的荣誉成员。作为回应，南森强调他仅仅赞成难民自愿返回，而且只不过是为了难民本身的利益。他强调“遣返只是难民问题长期解决措施的一部分，不是外交棋盘上的战术举动”。在南森一苏俄遣返计划中止执行后，国际联盟难民机构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俄国难民的重新安置和法学保护方面。 三、南森一苏俄遣返计划的历史意义 根据1922年7月的南森一苏俄遣返计划，在国际联盟难民机构的监督下，“共计约六千名来自希腊和保加利亚的难民返回苏联”。尽管实际遣返人数和计划的相去甚远，而且计划以失败告终，但这是历史上以国际组织调停的形式组织难民遣返的第一次尝试，对后来处理难民问题的国际组织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南森一苏俄遣返计划的失败，揭示了遣返难以成为难民问题持久解决措施的主要障碍：自愿遣返的成功取决于政治因素，并且依赖于难民本身的个人选择。在这一事例中，难民来源国苏联起初表现出对俄国难民遣返的兴趣，除了经济重建的需要，还出于摧毁国外俄国难民反苏运动的政治考虑。在保加利亚事件之后，苏联对政治上可疑的回国人员失去了热情。而一旦难民接纳国保加利亚拒绝合作，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遣返计划只能停止实施。应该说，该计划在对返回难民个人安全的保证上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事件的进程表明了一纸承诺的局限性。一旦俄国难民返回苏联，就恢复了国籍，就意味着作为主权国家的苏联有权对其国民采取任何方法。如果返回难民的人身安全和生活条件没有保障，公民权利不能享受，甚至继续受到迫害和惩罚，就无异于将他们驱逐出境，完全违背了人道主义准则，并且极大地作用了其他难民自愿遣返回国的进程。作为中间人的国联难民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由于本身力量和影响的局限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对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的苏联无计可施，只能寄希望于道义，而道义在政治和利益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另外，南森一苏俄遣返计划的失败证明，难民遣返计划成功实施的前提是自愿遣返难民免于受到迫害的威胁，要从根本上消除难民产生的原因。换句话说，需要国际组织或其他行为体对某一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20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处理来自德国难民事务的高级专员詹姆斯，麦克唐纳就曾试图解决德国犹太难民问题产生的根源。他在其辞职信中要求“民主国家对德国境内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干涉。考虑到国家主权准则的作用力，这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制约，遣返的方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联难民机构寻求难民问题解决的实践中难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只能作为理想的而非可行的解决措施。正如难民问题专家约翰’霍普，辛普森所认为的，“不考虑遣返是因其是政治预言和愿望……而一项行动计划不能建立在难以控制的投机基础上”。他对问题症结的略论，可谓一语中的。 [责任编辑：封安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