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引用了丰富的档案和报刊资料，考述了20世纪初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前后而发生的种种诡秘事件，其中主要涉及两位俄属布里亚特蒙古人，一位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洗礼大师”阿旺・德尔智，另一位是受雇于俄国外交部曾在俄国参谋部中亚探险与情报工作印度小组受过训的泽仁布，他们的神秘使命在于利用其民族和宗教外衣的掩护，达到如何作用达赖喇嘛与英国抗衡目的，从而使俄国能在西藏问题上保持或扩大自己的作用。 此外，沙皇尼古拉二世断然的反英态度是导致此期间俄国对西藏感“兴趣”的另一个因素。沙皇本人常常极不友好地称英国人为“zhids”，即：“高利贷者”。[10](P.42)甚至，在1896年4月，俄国外务大臣为年轻的尼古拉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就有这样的言论：“毫无疑问，我们在亚洲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是英国。”沙皇尼古拉在此处批了“此言极是！”(11)事实上这些尽职尽责的俄国政治家们本应更聪明一些，他们却使用了这样不顾事实的语言，这些语言简直令人吃惊，甚至令人震动！再比如，有名的俄国财政部长谢尔盖・威特伯爵就谈到过俄国“东起太平洋沿岸，西至喜马拉雅山颠”的优势。(12)另一个名叫乌克托斯的亲王认为，俄国在亚洲很难说有什么疆界。(13) 三 试图把西藏拉向俄国的重要的连接人物，是布里亚特蒙古人阿旺・德尔智，(14)前面已简要地提到过他。德尔智――其名多变，如：德吉、德尔斯、德尔斯屋、德格、德尔吉――出生乌金斯克州的霍林斯克一个布里亚特人家里，在艾佑乔斯克修道院中长大。作为一个有广博知识和才干的人，德尔智在哲蚌寺中学习多年，据说他还在那里取得了神学学位。学者的声誉，似乎使德尔智获得了相应的地位并得到西藏法王的完全信任。所以，当达赖转世时，德尔智就作了他的“洗礼大师”[7](P.61-62)。但是，对于德尔智早年的生涯，有另有一种说法，早在1885年，德尔智就成了俄国外事和谍报机构的雇员。据说他以上述身份访问过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首都，并且获得了一位有造诣的外交家所需的全部品质。我们还进一步得知，十三世达赖开始掌权时，俄国人便“策划”着让德尔智当他的顾问。(15) 作为“洗礼大师”，德尔智有一项工作，就是将充满着藏花香味的水少量地撒在达赖喇嘛身上，而将其余大部撒在屋里的墙上，祭坛上以及经书上。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清扫，他因此而与西藏法王本人十分接近。德尔智把俄国人的野心藏起来，他似乎告诉过达赖：由于他们与蒙古交往十分密切，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正对西藏佛教怀有好感。他说，甚至沙皇也可能接受这种信仰。可以想知，当年轻的达赖想象到至高无上的沙皇站到他一边，皈依了伟大的西藏宗教时，内心是何等的激动呵！一边是正向他的宗教靠拢的统治者，而另一边是看来想摧毁他的宗教的君主。对达赖来说，两者的对比是如此强烈。那么下列行动就无足为怪了：正当寇松勋爵的建议遭到冷遇，其密信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时，达赖却派出了一个友好使团去圣・彼得堡，由于西藏南面的邻邦正步步紧逼，达赖指望俄国人能把他从紧张局势中解救出来。(16) 不过，应该强调，德尔智并未谈起过贸易或“门户开放”的事情。尽管英国人再三声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进行贸易交往，达赖仍认为这纯粹是一个花招，在它的后面还藏有用心。这种看法，在达赖当时写给锡金国王的一封信中就有明显的流露。他写道： 英人何以坚持开市贸易?其货物正经印度直接进入我拉萨。不管有无市场，其货物皆得入境。英人借建立交往之伪装，旨在欺骗我等。此类政治诡计，英人正为老手矣[7](P.62)。 正当达赖认定英人在玩弄“诡计”之时，他的内心深处便萌发了对俄国人的幻想。也就是在这时，布里亚特人德尔智帮了他的大忙。而这其中，他是得到西藏法王的积极支持的。 1900年10月5日，《圣・彼得堡杂志》的官方专栏中，报导了一则消息：国王陛下接见了一位“阿哈拉门巴・阿旺・德尔智”的来访者。他被誉为“西藏达赖喇嘛的首席堪布”(17)。驻俄国的英国大使馆对此了解甚微，以至不能为伦敦的外交部提供进一步有关这个访问者及其此行目的的消息。(18) 然而，次年德尔智又出现了。其使团的这次访问引起了俄国舆论的极大关注。这次访问被称为“非一般性的”，并强调了其“外交的”性质。报刊极力渲染了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进一步密切”西藏同俄国现存的关系；尽管俄国人的作用已经渗入了西藏，代表团的目的是想使双方的这种联系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4](no. 33, P.113-14; no. 34, P.114-15)一家有名的报纸评论到：德尔智的第二次访问表明，他以前的结论一直是恰当的；并且证实了达赖喇嘛打算与俄国缔结最亲密的友好关系的事实。这家报纸还进一步论证说，达赖喇嘛一定意识到了英国早已蓄谋已久，事实上正等待时机闯进西藏这一地区，而俄国才是唯一能够与英国的阴谋抗衡的强国。[4](no. 34, P.115) 但是另有文章认为，西藏从属于中国，从而使德尔智率领的使团并不具有真正的外交性。文章强调：由于唯有俄国承认中国的完整性，因而西藏人（尽管是中国的臣民）自然要祈求俄国的援助；毫无疑问，他们是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的。[4](no. 35, P.116) 引起上述评论的第二个使团，是由8个西藏人组成的，德尔智为团长。这个使团被官方称为“西藏达赖喇嘛的特使”，它除了引起舆论的重视外，还受到了沙皇、皇后以及外交大臣（拉米索夫伯爵）和财政部长（谢尔盖・威特伯爵）的接见。(19) 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在德尔智第二次访问时，有俄国官方人员作陪。在回答英国大使直截了当提出的询问时，俄国外务大臣拉米索夫伯爵一口否认这次访问有任何意义，但他并未能说服每一个人。就连英国大使在向外交部发回的有关这次会见的报告时，也对此表示了怀疑。的确，俄国外务大臣一直要英国人相信：德尔智两次来访的使命，是从俄国的广大佛教崇拜者中为其教会募捐，他的访问不具有官方性质，尽管他是由藏人陪同前来，此行并无任何意义[4](no. 35, P.116)。在其后的一个场合中，拉米索夫伯爵再次宣称，德尔智使团“不带有政治或外交性质”，充其量可以将它看作法王的友好使团访问其它国家的忠实信徒一样，拉米索夫伯爵承认达赖曾给他来过一封亲笔信，但同时他再次试图使英国大使C・斯科特爵士相信，这纯属一次乏味的礼节往来。(20) 要不是由于英国正全力关注于南非的战争，仅仅企图使俄国人履行其诺言，他们很可能就相信了俄国人动听的、添油加醋的保证。英国警告圣・彼得堡说，英国政府将关注任何可能改变和扰乱西藏局势的行动，上述警告由此而认为是恰当的。[4](39, P.124)然而，寇松勋爵认为，德尔智等人的行动进一步表明了俄国人正不断地向印度推进，于是他不断敦促大陆政府采取“相应的方法”。那个布里亚特人访问，更为有力而清楚地印证了寇松勋爵的观点。前印度事务大臣乔治・哈密顿勋爵反驳印度总督的意见，指出使用武力可能使西藏进一步倒向俄国人；他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反对意见，即英国军事机构目前不宜发动“任何规模的超过印度边境的远征”。但寇松勋爵没有理睬这一点[9](P.207)，他告诫印度事务大臣说，如果俄国人不断地向西藏渗透，“我对类似事态的回答，……将十分简单，即我将亳不迟疑地把军队开进拉萨”[9](P.208)。 局势愈趋严重。1902年秋天渐近时，有关所谓中俄对于西藏的协定的谣言流传甚广。据说这个有十三款项的条约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将放弃其在西藏的全部权利，以换取俄国的一个保证其领土完整的诺言。(21)英政府乱了手脚，向中国发出了一封措词谨慎而严厉的信函，提醒他们：不管事态如何发展，英国政府将“为保护广大英帝国的利益”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同时，对于西藏―锡金边界问题，英国政府提议“让我们的条约生效”。[4](no. 52, P.141; no. 55, P.143)以上威胁并非虚构，因为英国驻锡金的行政官员奉命在武装卫队的护卫下沿（西藏-锡金）边界考察，以改正被藏人蚕食去的边界地区。(22) 正如拉米索夫所声称的，德尔智的两次访问对俄国地理界具有一定意义，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意义；或者就此而论，究竟俄国人是否如英国人所惧怕的那样，俄语毕业论文，企图“夺取”中国人在西藏的权利，这一切可能很难确定。(23)但是，不难承认以下事实：这两项进展明显地坚定了英国对西藏的立场，尽管总督和大陆政府对前途的展望有着重大的分歧，后者却改变了自己的行动计划――虽然说是逐渐的――而执行1890和1893年的协定。逻辑上必然的结果是英国军事探险队开进拉萨（前面已经提到过）。面对荣赫鹏及其士兵毫不留情地进入拉萨这一事实，俄国多次声称打算援助藏人的诺言经受着严重的考验――一次需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履行诺言的考验。这里，有必要提到德尔智的另一位同伙，其人不甚有名，但他比预计的做得好些。 四 泽仁布（又写为策仁布或塞仁布），化名为博德加诺维斯进行活动。与德尔智相似，泽仁布是一个曾在库伦附近的盖敦寺庙见习过的布里亚特蒙古人。[13](P.360)据说，之后他受到过阿旺・德尔智的作用。他被推荐给外交部，在俄国参谋部中亚探险与情报工作印度小组受过训。为证实其活动能力和可靠性，他曾被派往亚洲的许多地方（其中包括加尔各答和白沙瓦）执行秘密任务。1900年1月，他接受亚历山大・尼古拉维奇・奥尔洛上校的指令进行活动。其后同年6月，他接受了一项任务：穿过中国西北边境的游牧地区到白沙瓦，将爆炸物和小册子传递到那里。这些东西后来被用于斯瓦特和巴米尔的部落起义。(24) 其后不久，泽仁布被选中在新的行动中担任重要角色。西藏政府凭借这一新计划，将得到俄国人所提供的武器装备，借此与英国进行强有力的对抗。泽仁布的上级，精力充沛的奥尔洛上校接受了将武器弹药由库伦运往拉萨的任务，并为此组织了两支商队，其中较大的一支由奥尔洛负责。该队（声称是一支科学勘探队）有200峰骆驼，全都载着来福枪从库伦出发，穿过戈壁，经柴达木、唐古拉山抵拉萨。另一队由泽仁布率领，其路线是穿过青海、托逊池、鄂陵湖到拉萨。此队共有40人，其中20名哥萨克人，55匹马，200头牦牛。运送武器除部分短枪外，全部是来福枪和弹药。一路以蒙古人的名字为化名的泽仁布，在这次艰难的运输中，冒了不少险，但大都化险为夷，终于在1902年11月，泽仁布抵达了拉萨，而奥尔洛一行已先期到达[13](P.364-365)。 据说德尔智此时在拉萨已成了作战指挥。在他的命令下，泽仁布建起了一个制造马蒂尼：亨利来福枪和滑瞠枪的工厂。(25)这时的俄国人一方面为其对英国充分的保证束住了手脚；[4](P.15)另一方面又由于同日本的纠纷日益加剧而分不出身来，似乎让它在西藏的代理人自谋出路了。当荣赫鹏率军到达岗巴宗、以后又穿过春丕峡谷抵达江孜时，俄国承诺的援助并未兑现。当然，俄国的代理人并非毫无作为。据报道，泽仁布曾被派往帕里刺探英军的情报，如果可能的话，在沿途制造种种麻烦以阻止英军的推进。江孜宗和西城两寺庙位于通往日喀则和拉萨两条道路交叉点上，其战略重要性不容忽视。藏军的精锐部队在此地遭到阻截，因而造成了藏军在鸠侣战斗中最初的失利。(26)又，据说泽仁布参加了突袭英国代表团在江孜的营地(27)，以及在加罗拉岭展开的战斗(28)。据说他还积极参与了试图破坏沿线的英国通讯系统的活动，以及藏人在江孜宗展开的英勇而具有决定性的抵抗[4](no. 77, P.26; no. 80, P.27; no. 82, P.28)。 直到失败已成定局，泽仁布才急忙赶回拉萨，为撵走英军决一死战。 菲尔奇纳叙述的情节中可靠性有多少，这很难说，但是有两件事值得注意：其一，在围攻英军驻江孜的专员营地和在16,000英尺高的加罗维拉山口的战斗中，藏军做出了一个果敢的行动――精心的策划、勇敢执行――切断英军“后援”；其二，在这两次战斗中，藏军表现得十分顽强，实在无法坚守时，他们才撤离阵地。事实上，上述两次战斗与先前在鸠侣的战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英国考察团处于守势(29)，尽管藏军伤亡重，但没有出现“厮杀”。以下事实可以部分地解释上述情形：甘马和日喀则的藏军是由拉萨来的“由有声望的喇嘛和官员”率领，指挥比较得当。并且，如前所说的，配备着“拉萨造的和外国的来福枪”，装备良好。他们作战极其英勇，与鸠侣那些自愿应征入伍、未经训练的士兵形成对比。在其后的战役中――袭击江孜宗（7月5日-6日）和在廓尔喀的加罗维拉战斗（7月18日）(30)――尽管参加保卫江孜的藏军在整个战斗中人数最多，近五六千人，此刻已得到大量增援的英国代表团再一次地发起了进攻。 菲尔奇纳塑造的勇士创造了辉煌的事迹。在评价这些事的真实程度时，另一个重要事实必须予以注意，这就是他指出的不少细节得到其它可靠材料的证实。比如，一个被认为是“西藏问题的重要国际权威之一”的叫河口慧海的日本旅行家就证明了从1901年12月到次年1月，200头载着俄国军火的骆驼抵达拉萨的事情。(31)他还提到了早些时候到达拉萨的“另一支有300头骆驼的商队”。此商队运的是“火炮、子弹和其它重要物资”[14](P.505-506)[15](P.156)。还有，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泽仁布的一些冒险活动，也为当时发行的伦敦《泰晤士报》专栏中的报道所证实[4](no. 49, P.15)。但总而言之，菲尔奇纳的记录中所提到的绝大多数令人激动的冒险经历，在其它方面仍缺少证据，采用时我们必须特别小心。 除泽仁布外，俄国对西藏的阴谋主要体现在德尔智本人身上。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他早年与西藏法王的关系，以及1900年和1901年其使团的两次俄国之行。在这里，我们也许应该注意其他几个有关事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一个时期，他对达赖喇嘛的作用似乎都从未减弱过。至于沙皇对达赖的作用也同样如此。比如，达赖仅仅快一步在向前推进的英国人的前面逃离拉萨，直奔库伦。在那里，他受到俄国领事的悉心护卫。(32)而正在北京的沙俄的部长则带给达赖一封其主子拍来的非官方的电报，这封电报向达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另外，部长还带给达赖一些珍贵的礼品。(33)再如，1906年初，达赖在库伦再次派遣德尔智去沙皇俄国恳求沙皇“保护其受到威胁的生命安全”，表示若能回到拉萨，这便是“我的向往和职责”[7](P.68)。1907年8月，英俄双方达成协定，相互满意地解决了西藏问题，此时达赖并末放弃向俄国人寻求援助。事实上，这正表明不管是俄国人还是“忠实的”德尔智，在达赖的心中从未受到过哪怕最轻微的损害。比如，在1910年初，达赖逃离中国，向外求得避难和庇护后，他第一次拜会驻加尔各答的印度总督时，就向明托勋爵保证，德尔智是“纯粹的”宗教顾问，“英国人对他过疑了”。(34)英国人在印度为达赖提供了避难所，作为英国人的客人的达赖仍继续请求俄国人的帮助，来与清朝对抗。但是，当接到沙皇通过英人转来极客气但对援助事宜闭口不谈的答复时，达赖感到极为尴尬、羞愧万分。(35)稍后，1913年1月，当中国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时，德尔智正代表其主子签署所谓的《蒙藏协约》(36)。 那么，掩盖德尔智和泽仁布的神秘力量是什么呢?尤其是德尔智对达赖施以巨大的作用的秘密何在?一切表明，人们愈是竭力试图弄清楚这些人隐藏着的行为动机，就愈加深信这之间没有多大关系(37)。基本上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对西藏怀有“兴趣”仅仅只能建立在一个特殊而有些靠不住的基础之上，与在波斯一样，几乎不可能有经济或政治目的，像在阿富汗一样，也不可能具有什么战略性。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而已[16](P.102)，其根本目的似乎是为了刺激一下英国人。老练的寇松勋爵上了当――关于一场真正的或虚构的俄国人穿过西藏不毛之地入侵印度之战将会引起的实际困难，一个几乎不受外界思想干扰的较精明的人，当时本来是可以更为严肃地考虑到，并可以放弃全部荒谬的想法的。人们经常将它与利顿勋爵领导的第二次阿富汗战争作比较，这种比较看来是恰当的。(38)1903-1904年，像1878年一样，俄国人表现得更聪明些，相比之下英国人显得呆笨，容易上当。 一个有趣的、但远非定论而又意味深长的解释，是一位俄国人提出来的[16](P.102)。据他说，需要探讨的角色不是德尔智而是达赖，德尔智扩大了达赖的视野，被震惊了的达赖清楚地看到英、俄两个大帝国在争夺亚洲的霸权。由于害怕在其南部边境的英国人，达赖决定利用英国人的对手俄国统治者。这种情形与印度谢拉尼不无相同，也是依赖俄国人的援助，达赖的计划是十分狡猾的一招。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不走运――俄国的皇帝说话不算数。 注释： ① 本文译自：P. L. Mehra, Tibet and Russian intrigue,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Volume 45, Issue 1, 1958。 ② J. 达林，《俄国在亚洲的扩张》（纽黑文，1948）p．149。对于俄国人在亚洲的地位，萨达尔・K. M. 巴尼卡著有《亚洲和西方的优势》（伦敦，1953），他指出了两个值得记住的观点：“由于地理上的缘故，俄国在亚洲的地位是永久性的，其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明显，……亚洲东部的三个大国印度、中国和日本，都与苏联接壤。因此，苏联的作用来自陆路而非海路。这一点，与四百年来欧洲施于亚洲的作用截然不同”（pp.16-17）。 ③ “英―俄十二条协议”据说签订于1902年7-8月，其细节参见东印度《对于西藏的文件》，秩1902（伦敦，1904），no. 48-49，pp.140-41。 ④ 欧文・拉铁摩尔《亚洲腹地的中国疆界》，第二版（纽约，1951），pp.236-37。作者认为荣赫鹏使团的目的“不在于阻止俄国（对印度）的军事威胁”，而是试图阻止他所说的“沙皇俄国的威信的扩张”。因为，消除这种威信以保证和维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必要的。 ⑤《使团政治日记》[R]. 由东印度《有关西藏的报导》，伦敦，秩1920（1904），2054（1905）及2370（1905）所载的同类资料汇编而成，以下称为《有关西藏的文件》。 ⑥ 荣赫鹏告诉这些喇嘛说：“我们并不奇怪你们与俄国人和我们都保持友好，但是，既然你们对俄国人友好而敌视我们，就不要（对我们的举动）感到诧异了……”《有关西藏的文件》秩2054，no. 37，pp.186-19。鸠侣（Guru）在亚东以北35公里。 ⑦《有关西藏的文件》no. 66，p.309。德尔智是俄籍布里亚特蒙古人，他在俄国与西藏的戏剧性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对于他们的活动详见后文。赵官员是清朝驻拉萨办事大臣的代表，他被派往前去劝阻英国使团开往拉萨的行动。 ⑧ 俄国人所说的“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的看法不同。俄国人在对中国的统治初期就已同满洲有所接触，这种接触发生在汉人、满洲人和蒙古人有明显区别的陆界上。此外，俄国人从一开始就抱有这样一种观念：满洲帝国统治着中国、蒙古及西藏。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仍坚持上述观点，哪怕从海岸线接近中国的西方国家早已使用“中华帝国”、“中国皇帝”等称谓，并认为像西藏这样的边远地区属于“中国的领土”而并不属于控制着中国的满洲王朝。 ⑨ 维纳克，参见同上，pp.151-53；又，达林，参见同上，p.59。这使人想起有关在华筑路权的“斯科特-穆拉维奇条款”，其实际影响是确定英、俄在华的势力范围。 ⑩ 俄国探险家中最有名的是N. M. 波杰瓦尔斯基，他从1871年到1888年考察了蒙古和西藏北部――并成功地进到距离拉萨仅170英里的地方。1899~1901年期间，其助手P. K.科兹洛夫在俄国地理学会的赞助下，曾率领一个小队到西藏考察。其他俄国的探险家有：索斯洛夫斯基（1872年和1874~1875年），克罗波亭（1876~1877年），伊凡洛夫（1883年），本德拉斯基（1883年）及格朗切斯基（1889）。其英国同行有：W. H. 约翰逊（1865年）和马丁・康韦（1892年）。后者对喀什米尔至西藏的山路路线贡献了有价值的地理知识。在1897年间，H. H. P. 迪斯曾勘定西藏西北部至新疆一段。由印度考察学会发起的考察中，印度探险家萨拉特・钱德・达斯和潘特・夸恩・辛曾于1866、1874年到过拉萨；卡利安・辛在1868年到过日喀则，基桑・辛在1871、1874年和1878年三次进入西藏，去过日喀则和拉萨。1891~1892年，另一位著名的英国探险家H. 鲍威尔横穿西藏，从列城到中国。 (11) 《俄国在亚洲》，P.37。事实是：威利（德皇威廉二世）在一封给尼基（沙皇尼古拉）的信中，敦促后者对波斯―阿富汗边境进行军事征服，他认为“失去印度将是对英格兰的最大打击”。出处：J. 达林《俄国在亚洲的扩张》，p.43。 (12) 威特伯爵在这段时期（1894~1902年）由于沙皇的“密信”而十分得意。见V. I. 格克《昨天的特征和角色》（斯坦福，1939），p.5。此书作者曾注意过俄国在这些年间的内部问题。 (13) 曾主持过一家俄华银行的乌克托斯亲王，既是作家又兼诗人。因而他的思想据说代表了许多好思考的俄罗斯人的想法。据报道他曾说过：“从根本上讲，我们在亚洲没有、也不可能有边界。”引文见达林，同上，P.53。 (14) 有关在俄―藏关系中曾起过重要影响的德尔智，以及导致英国军事探险队进入西藏的诸事件的权威性评论少得可怜。俄国著名的藏学专家巴德米耶夫，在德尔智访问俄国期间（1900和1901），曾在俄国的刊物上过一些有关德尔智的生平记事，然而，俄国外交大臣拉米索夫伯爵对这些记录的可靠性是抱有怀疑的，因为他认为巴德米耶夫“行为古怪”。贝尔对德尔智的记叙简短而具有吸引力，参见《达赖喇嘛传》，pp.61-2。较详细的则见威廉・菲尔奇纳《走向亚洲》（柏林，1926）；A. 波普维《俄国与西藏》（《现代的东方》，莫斯科）第18卷（1927），pp.101-19。帕尼《亚洲与西方威胁》（p.162），把德尔智后期生涯描述成一个“在枫丹白露卡传播学问的人”。其文头绪既多，又不得要领。根据在莱因河畔法兰克福（西德）教蒙文和藏文的W. A. 昂克灵教授的探讨，德尔智名字的正规拼法是：Nag-dhan Dorje，含义是天才的雄辩家、霹雳（出自一封署为1954年3月25日的私人信件）。此说不同于1900、1901年俄国报刊的记载。见《有关西藏的文件》，出处同上，pp.113-118。 (15) 威廉・菲尔奇纳，引文同前。在标题为《中亚的争夺和阴谋史话》里的两篇文章（JRCAS，XIV（1927），pp.359-363；以及同刊XV（1928），pp.89-103）概括了菲尔奇纳这本书的观点。作者的一位朋友除翻译了此书的一部分外，还参与了这两篇文章的起草。 (16) 在1899~1900年期间，为了与达赖建立直接联系，寇松勋爵作出了三次大胆的行动。但是他写绐达赖的信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对方表示拒绝往来。《有关西藏的文件》，出处同前，no. 41-42，p.125。 (17) 《有关西藏的文件》，引文同前，no.31，p.113。这是C・哈丁发来的一封专电，落款是：圣彼得堡，1900年10月17日。据信Transit Hamba的称号是Tsa Nyi Kenpo的节写，而后者是德尔智在西藏的头衔。 (18) 《有关西藏的文件》，引文同前，no.31，p.113。 (19) 《新时代》，第36号、43号，pp.117、125。在《官方消息发布》上，官方特别宣布了皇后主持的招待会的消息。但《威特伯爵回忆录》（纽约，1921年）却奇怪地忽略了德尔智以及他的访问，甚至对西藏也未提及。 (20) 《有关西藏的文件》，no. 36，p.117。一位英国作家评论拉米索夫伯爵的保证时说：“他要我们相信，这些喇嘛跋涉数千哩，是向俄国外务大臣转交一封表示祝愿吉祥的信，这些喇嘛还告诉大臣，说达赖本人也因健康而十分愉快。”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的真相》（伦敦，1905）pp.12-3。 (21) 这些谣传最先由在北京的E. 萨托爵士发出的一封电报中提及，落款日期是1902年8月2日。三天以后萨托送来了一张1902年7月的《中国时报》的剪辑，上面披露有协议内容。《有关西藏的文件》，引文同前，no. 48-49，pp.140-41。 (22) 出处同上，no. 51、53，pp.141-42。边界按1890年“大英帝国与中国对于锡金和西藏惯例”确定。1893签订的贸易章程增加了某些条款，以补充前述惯例。这个协议的内容见贝尔《西藏》，附录5、6，pp.282-84。 (23) 俄国人的行动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即：有一些人愿意远离家乡，策划阴谋，使俄国的利益和（最后的可能）疆界尽可能扩大，但也总有一些人认为应守住和加强西伯利亚和中亚，而不应推进太远。“保守派”和“冒险家”两者之间，前者总是占上风。然而，可以这样说：那些更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常进见沙皇和皇后，而优柔寡断、轻信的沙皇和皇后很容易受其作用，因而时常惹起许许多多的不安和骚动。直到认真负责的人们遏制了这些人为止。 (24) 菲尔奇纳，引文同上，p.363。菲尔奇纳的记叙已为两条报道所证实。报道登载于1900年10月底的伦敦《泰晤土报》上：“斯瓦特和巴米尔两部族叛乱已被平息”，“奇特拉尔军事区的一个弹药库爆炸，大概是由于自然起火所致”。相反，英国人认为这些事件正是他们在俄国和中国新疆所雇佣的大批“专家”（特务）干的。 (25) 除泽仁布可能建立的工厂外，许多年来，拉萨还制造了马丁・亨利式步枪。这是一个叫普烈皮的人主持的，他从19世纪90年代（也许更早）在拉萨避难。荣赫鹏的一个军官说，在鸠侣藏军营中缴获几箱这种步枪――几乎还完好地捆在油棉纱中。直到鸠侣战役之后，藏军才开始使用这些长枪。因为，藏人认为用火绳枪――加上喇嘛神通的符咒，他们就能打败英人。显然，他们不想耗费如此昂贵和锐利的武器，来打击如他们的英国对手那样的愚夫! (26) 3月31日，藏军试图阻止英人开往吐纳，因而双方在鸠侣发生冲突。这是荣赫鹏的“和平”贸易使团必然会遇到的首次武装接触。此次冲突中，英军两人受伤，“雇佣军”两人重伤，八人轻伤，据称藏军伤亡惨重――伤亡共700人。一个目击者说：“这里不是战场而是屠场，不是在比功夫而是在宰杀。”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的秘密》（伦敦，1905），p.109。细节分别参见《有关西藏的文件》，秩2504，no. 10-11、25，pp.5-6和p.10。 (27) 进攻发生在1904年5月5日，其细节参见《有关西藏的文件》，秩2370，第二部分，附件no. 71，p.130，第一部分，no. 6，p.3。 (28) 这次战斗，藏军用了“拉萨造的及外国运来的长枪”，2500人的藏军由拉萨来的“有威信的喇嘛”和“官员”指挥。细节出处同上，第一部分，no. 11，pp.5-6，第二部分，no. 75-76，pp.131-132。 (29) 藏军筑起一堵横跨加罗拉岭最窄部分的土墙，借以威胁英军的供给线。当时，荣赫鹏只有500士兵（配有两门小炮，两挺马克沁机枪），一个配有步兵装备的工兵连，其中三分之二的人交给了布兰德中校，命令他去离拉萨仅42哩的加罗拉岭。该处的战斗于5月6日打响，而此时英军只留有150人。5月6日凌晨一、二点钟时，一大队藏军包围了英政府专员的营地，专员吓得心惊胆颤。 (30) 《有关西藏的文件》，秩2370，第一部分，no. 99，p.40；第二部分附件，no. 221，pp.192-93。一个参战者的回忆，见陆军中校L. A. 贝瑟尔（“Pousse CaiJJoux”）。“一个注脚”，《黑檀杂志》（伦敦，1929年2月），pp.147-76，陆军中校（当时的陆军中尉）贝瑟尔是一个廓尔喀军官。他说：“是他率领部下越过冰河”，在一万九千英尺的地方，打了一个漂亮仗。贝瑟尔夸大了事实，这是可以原谅的。实际上这里没有大的冲突，因为藏军已在夜间放弃了阵地。 (31) 河口惠海：《在西藏的三年》（伦敦，1909年），pp.505-6，河口惠海的记录与菲尔奇纳所记的不同。菲尔奇纳记下的时间是1902年11月。贝尔《西藏人》（牛津，1928），p.156。他把河口惠海比作美国外交家罗克希尔，认为这两人是探讨西藏问题的“重要的国际权威”。 (32) A. 波希维，引文同前，p.116，主张俄国领事在欢迎达赖时，态度既要殷勤，又要小心谨慎，因为他唯恐介入同英国的麻烦之中。又见贝尔《达赖喇嘛传》，p.67。 (33) 沙皇给达赖的电报如下：“我有幸在你――伟大的宗师――访问与吾国接境的北蒙期间，向你表示我的祝愿和对佛教的崇敬。并且，我为有机会从你的世界中吸取教益而备感高兴，请你再次接受我诚挚的祝愿及谢意。”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认为，这封电报是俄国人答应庇护达赖的一种暗示。见贝尔《达赖喇嘛传》，p.68；荣赫鹏《印度与西藏》（伦敦，1910年），p.878。 (34) 出处同上，p.94。1912年3月，德尔智会见了英国住江孜的贸易代办戴维・麦克唐纳。在此次会见中，德尔智矢口否认他的反英态度，也否认他在1904年达赖逃离拉萨事件中的责任。见戴维・麦克唐纳《西藏二十年纪》（伦敦，1932），p.98。麦克唐纳并不相信德尔智，他说：“不管德尔智怎样说明，他对一系列导致了1904年代表团的事件负有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那时，俄国人正垂涎着西藏，这是事实；因为，插手西藏意味着叩响了去印度的大门。 (35) 贝尔写道：“沙皇居然不直接地而是通过英国给以答复，对此，达赖感到惊愕万分，备受打击。有好几分钟，他说不出话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如此深深地羞愧。”贝尔《达赖喇嘛传》，p.117。 (36) 贝尔《西藏》，pp.304-5，披露了所谓结盟的内容。此条约据说已于1913年在库伦签订。 (37) 贝尔对德尔智的活动评论简短而明了，也许再没有更简洁的了。他说：“神学教授聪明而有野心，而达赖却在与世隔绝中。”贝尔《达赖喇嘛传》，p.62。 (38) 如果人们把导致荣赫鹏远征的事件与导致1878-1879年的第二次阿富汗战争的事件相比较，人们就会认为谢拉尼就是达赖喇嘛这种角色。然后，用考夫曼和斯托尼托夫替换德尔智和泽仁布，利顿取代寇松。人们怀疑达赖喇嘛曾与俄国人勾结，谢拉尼同样会受到如此怀疑。但战争的到来，使这种可疑的策略破产，两个场合皆如此。还有，俄语专业论文，在前者，利顿一口咬定俄国政府卷入了他的对手之中；后者，寇松又一次肯定这个政府迫使他采取行动。由于英国要求得到“物质性的保证”，所以，在库拉姆峡谷发生的事情，在春丕峡谷又重演了一次。最后，谢拉尼、达赖喇嘛都在英军抵达前夕，逃之夭夭了。 参考文献： [1] 达赖在北京国务会议上的讲话[N].印度政治家报（The Statesman），1955-3-15. [2] P. B. Huntz.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Events Newly-Affairs Happened in Tibet[J].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1953, 40(4). P. B. 亨齐. 西藏最近事件的战略意义[J]. 英国皇家中亚学会会志, 1953，40（4）. [3] Edmond Crabbe. The Strategic Status of Tibet[J]. Eastern World, 1956，10(12). 埃德蒙・克拉布. 西藏的战略地位[J]. 东方世界（Eastern world），1956，10（12）. [4]《有关西藏的文件》[M]. 伦敦，秩1920（1904），2054（1905）及2370（1905）. [5] A. 麦卡勒姆・斯科特. 拉萨的真相[M]. 伦敦，1905. [6] 珀西瓦尔. 兰登. 西藏的开放[M]. 伦敦，1905. [7] 查尔斯・阿尔菲德・贝尔爵士. 达赖喇嘛传[M]. 伦敦，1946. [8] 卫科勒. 当代世界政治中的西藏（1774-1922）[M]. 纽约，1931. [9]罗纳尔兹海・尼尔. 寇松勋爵的一生[M]. 伦敦，1927，第二卷. [10] J. 达林.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M]. 纽黑文，1948. [11] 哈罗德・M. 维纳克. 远东现代史[M]. 纽约，1950. [12] 安德烈・洛班-罗索维斯基. 俄国在亚洲[M]. 密执安，1951. [13] 威廉・菲尔奇纳. 走向亚洲[M]. 柏林，1926. [14] 河口惠海. 在西藏的三年[M]. 伦敦，1909. [15] 贝尔. 西藏人[M]. 牛津，1928. [16] A. Popovich. Russia and Tibet[J]. New Oriental，1927，18. A. 波普维. 俄国与西藏[J]. 新东方（Новый востоk），1927，18. 收稿日期：2017-06-20 责任编辑：王 珏 |
